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除了需要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等支持外，還需要公眾的廣泛“接受”，這正逐步成為保證這項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因為公眾不僅是生物產品的應用者，也是生物產業帶來的利益和風險的承擔者，更是這項產業革命的評價者和其命運的最終決定者。因此，建立公眾和消費者對生物科技、產品及法規的信心成了各國政府在制定生物產業政策中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歐洲的“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歐洲戰略”報告①中就提出:可靠政策的核心要素是通過社會監督與對話，對由社會需求驅動的應用作出理性的選擇，提高公眾對基于科學的法規監督的信心，發展與倫理價值和社會目標相和諧的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當技術的發展與公眾的利益相沖突的時候，通過對社會各群體需求的分析和把握，國家可以引導產業向著社會可接受的方向發展，政府的投資和研究開發由此可得到最為有力的保障。但是，我國對生物技術應用風險的研究和評估大多側重在技術層面，生物技術的外在影響，如環境、社會倫理、公眾接受的考慮往往成為次要因素，也就是說更強調以技術為中心，這不符合現代科技發展與社會和諧的宗旨。在我們2010年完成的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的社會評價研究”中發現:我國對生物技術風險安全管理的投入無論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都很少;在政策的制定、實施、以及效果評價方面透明度不夠，既較少考慮公眾的參與，也缺少與社會公眾的對話與溝通，更缺乏社會監督機制。這些問題已經在我國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陷入困境中體現出來。因此，我們提出了在生物技術產業政策制定、技術預見和風險管理過程中，確定社會需求評估體系、建立公眾與技術交流機制的必要性。這會有助于提高國家和地區科技產業政策制定、實施和實現的有效性。

此外，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多，已無法只憑科學證據提供決策支持，如生物學家無法提供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對人類和環境安全的證據，同樣生態學家也無法證明其存在的風險，因此，僅依據科學證據對轉基因產品立法或作決策變得很困難。由此，國際上一些學者提出“規制科學”(regulatoryscience)①，試圖架起科學與政策之間的橋梁，關注科學怎樣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上作出預見。也就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考察科學證據和政策之間的關系，探討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系。這些理論和管理模式都旨在面對技術發展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的時候，人類如何做出更明智的選擇———尋找社會、經濟、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決策支持模式。與傳統的科技決策支持模式不同的是，將“公眾參與”與“社會需求”凸現在一個重要位置上。

我們的研究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論假設和我國生物產業發展的現實需求而提出，并試圖通過我國公眾對于生物技術應用的了解、關注焦點、以及對應用價值的評價，分析公眾對于生物技術應用風險認知的特點和風險容忍的原因，探討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模式和支持條件，并嘗試提出科技風險管理的基本模式。本文的研究數據來自我們2003年②，2006年③和2009年系列“中國公眾與生物技術”的調查。2009年的調查采用修訂的歐洲EUROBA-ROMETER64.3“公眾與生物技術”問卷④，運用職業分層抽樣的方式，對浙江省四個代表地區:杭州、寧波、溫州和衢州的1212位公眾進行了問卷調查。

一、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認知與評價

(一)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了解:知其名不知其意以轉基因農產品為例，從2003年的很少有人知曉到2009年的幾乎人人皆知，公眾對生物技術在農業領域應用的了解大大增加(見圖1)。但令人詫異的是，熟悉程度的增加并沒有帶來公眾對轉基因知識理解的提高。比較2003年到2009年，公眾對轉基因知識作出正確判斷的比例沒有任何改變(見表1)，仍舊有近50%的人對轉基因知識作出錯誤判斷。因此，可以說絕大多數人對生物技術應用的了解只局限于聽說過這些技術的名稱，并不真正了解其內涵和意義。

(二)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關注焦點:效用認知超過風險認知為了了解公眾對生物技術發展關心的問題，在2009年的調查中，我們詢問接受調查的公眾，如果要支持某項生物技術的研究，你想了解什么?以干細胞研究為例，公眾最想獲得的信息是研究所帶來的效益和風險，其次是所采用的科學技術和方法，第三是相關法規(見圖2)。回顧2006年的調查，我們讓公眾在生物技術應用帶來的效益、風險和道德接受問題三者間作出重要性的判斷，結果一半以上接受調查的人認為效益是最重要的，近三分之一的人重視風險問題，十個被調查者中一個會考慮道德接受問題(見圖3)。可以看出，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關注的焦點在于這項技術帶來的可期待的或可觸及的利益與好處，風險與效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

(三)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價值評價:效益和風險并存下支持發展為了了解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態度，我們要求調查者對所列舉的生物技術3項應用(基因治療、藥理基因學、轉基因食品)和納米技術①的4個方面的問題(有用、道德上接受、有風險和鼓勵發展)作出評價。結果顯示(見圖4)，公眾不僅對基因治療、藥理基因學和轉基因食品這三項生物技術應用的“有用”和“道德上接受”評價很高，同時也認為存在相當的風險，但在效益和風險并存的情況下，公眾對生物技術的應用還是持積極的態度。但是，與納米技術相比，生物技術的三項應用在有用、道德接受和鼓勵發展三個方面的評價都要低，而風險評價卻更高。可見，與其它新技術相比，公眾對生物技術的應用有著更多的疑慮，尤其是對轉基因食品的支持有些猶豫，這一方面與近年來轉基因食品被看成是爭議的食品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問題被媒體揭露，使得公眾對食品安全越發謹慎。

二、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模式和條件

(一)風險容忍的支持模式

我們借助邏輯判斷模式來進一步探究公眾支持態度的不同模式，即什么情況下支持。把對有用、風險、道德接受、鼓勵發展的評價一分為二(有用/沒用;有風險/沒風險;道德接受/不接受;支持發展/反對)，從而產生16種組合“邏輯”，其中只有3種分別在6項應用調查中占到10%以上(見表2)。以下數據來自符合三種普遍邏輯中的一種的調查對象，我們稱這些調查對象為“決定的公眾”。邏輯1和2在支持態度上相近，但對風險的看法則不同。對“直接支持者”而言，風險完全不是問題;而“風險容忍支持者”承認存在風險，但可以接受。“反對者”的立場與支持者完全相反。從表3公眾對四種新技術(基因治療、藥理基因學、轉基因食品、納米技術)的判斷顯示，有70%以上的“決定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是風險忍受支持者，直接支持者不到20%;而對納米技術，有近40%的“決定公眾”是直接支持者。可以說，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主要是一種風險忍受的支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