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視角下內生型鄉村產業振興路徑研究

　　摘要：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要依靠內生型鄉村產業。通過對閩南村莊的一個專業市場進行田野考察，在社會資本視角下分析內生型鄉村產業的社會基礎、發展路徑及綜合效應。研究發現：鄉村產業以農民家庭為主要經營主體。在產業發育階段，農民通過動員社會關系進入產業，實現擴散經營，并且基于同鄉互助，在專業市場內部達成保護型經營共識，避免惡性競爭，形塑出家庭經營-家族共營-同鄉互助的關系型經濟網絡。內生型產業嵌入地方社會關系，農民的生產生活維持較高的一體化程度，對村莊生活有長遠預期，有利于維持村莊共同體和社會秩序，但同時要注意產業發展可能面臨的低水平困境?；诖?，建議內生型鄉村產業發展應充分挖掘地方資源，產業振興與社會效益相互促進，有助于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黃思， 農林經濟管理學報 發表時間：2021-09-16

　　關鍵詞：鄉村振興;社會資本;內生型鄉村產業;關系型經濟網絡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2020 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實現“立農為農興農”的可持續鄉村振興，需要充分動員農民的積極性、挖掘村莊內部的社會資源。因此，探究鄉村內生型產業發展路徑，分析中國農村社會內生資源如何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有助于回應鄉村振興過程中村莊主體性不足等問題，有利于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其內生資源的關鍵在于穩定的社會資本。學界認為社會資本是理解個體實現合作，以及克服集體行動困境達到更高經濟社會效率的基礎概念[1]?；诠δ苤髁x視角，社會學對村莊內部社會資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非正規金融[2-3]、生產互助[4]等農民合作問題。在城鎮化和市場化進程中，此類研究普遍指向社會資本的缺失會造成信任失調，從而產生農民集體行動困境[5]。從農民家庭的生產和保障來看，隨著市場化程度提高，農民掌握的社會資本所發揮的作用在逐漸減弱[6]，村莊集體社會資本對農民家庭在農業生產中所凸顯的優勢將被削弱[7]，由社會資本提供的傳統非正式制度分擔風險的作用下降[8]。從村莊共同體的整體性來看，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幾乎全部由市場滿足，使得傳統的文化權力網絡逐漸被個體符號化的消費型權力所替代，并解構鄉村社會內部的共同體網絡[9]。最終，農村公共空間萎縮、社區認同消解、公共輿論失效、公共權威人物缺乏，造成農村社會資本缺失[10]，阻礙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學者進一步解釋，在收入分配機制的轉變過程中，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社會網絡機制對增加農業收入的作用呈現邊際遞減效應，導致更少投資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11]。既有研究分析市場消解社會資本等非市場力量及其后果，并解釋社會資本流失且不斷內卷的原因。然而，以上研究將農民作為參與市場的個體行動者，忽視鄉村經濟發展的實踐形態與社會基礎的差異，對于村莊內生的社會資本的生產性價值關注不足。

　　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農村發展上存在明顯梯度差距[12]。在中西部農村，就業機會較少，全國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后勞動力大量外流，而外部于村莊的市場化力量使得農民理性化程度提高[13]，導致社會資本缺失。在東部發達地區，村鎮主導的“蘇南模式”推動農村產業結構從農業向工業轉型[14]，以“溫州模式”和“義烏模式”為典型的“浙江模式”推動私營經濟發展[15]，農村實現“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城鎮化和產業化發展，原有的地緣和血緣等社會關系得以維系[16]。對比區域經濟發展，西部地區在外部市場的強烈沖擊下，人口大量外流，傳統的社會資本式微[17]，東部農村的現代化過程是一種社區內生性的發展過程，社區社會資本與產業發展相互強化。學界針對東部地區產業發展與社會資本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資本與產業集群的關系，但是對于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社會資本在微觀層面促進產業發展的作用機制及其在村莊層面研究較少。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討論內生社會資本如何嵌入產業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基于此，本文以福建晉江 D村瓷磚產業發展的經驗為基礎，分析該村產業發展的社會基礎與實現路徑，討論內生社會資本如何在微觀層面促進產業發育，帶動村莊實現產業化發展。通過對內生型鄉村產業發展路徑及其邏輯的分析，進一步探討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延續村莊共同體的可能性。

　　二、內生型鄉村產業特征及其社會基礎

　　(一)瓷磚產業的發展基礎與特征

　　C鎮以建筑陶瓷為主導產業之一，歷史上該地盛產瓷土，具有燒制和銷售瓷器的傳統。D村位于該鎮南部，建有瓷磚專業市場，為典型的產業型村莊。

　　1.以農民家庭為產業經營主體 D村約300戶1 200多人，約80%的農戶在專業市場內從事瓷磚建材生意，15%的農戶從事配套服務，包括物流運輸等，絕大多數農民家庭參與專業市場的經營與配套服務。該市場以個體工商戶為主要經營主體，個體工商戶背后是農民家庭或多個有親緣關系的農民家庭合作，農民家庭是該村產業發展的基礎。以下三個方面概括家庭經營的特征及其優勢。

　　第一，圍繞生產與生活，對勞動力一體化配置。個體戶根據經營環節、經營規模配置勞動力并根據家庭發展目標動員家庭成員，實現最優家庭勞動力配置。由掌握當家權的男性家長分工，根據勞動強度、經營能力和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內進行性別分工和代際分工。經營環節一般包括進貨、入倉庫、銷售、出貨、裝車、售后等，女性負責勞動強度較小的銷售和售后，男性負責進貨、入倉庫、出貨與銷售等需要外出和勞動強度較大的環節。此外，子代結婚后，母親退出經營環節，負責家務和帶孩子。兒媳婦根據子代的撫育狀況決定進入銷售環節的時間，一般在孩子上幼兒園之前待在家里帶孩子和協助婆婆做家務。通過最大效用調動家庭勞動力實現生產增值，同時調動家庭剩余勞動力以較低的成本保障生活質量。

　　第二，以家庭為統一結算單位，包括收入、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雖然經營環節可以區分，家庭成員按環節分工，但各環節不能獨立核算收入，而是按照一整單生意的交易量核算收益，難以量化個人的經濟貢獻。因此，在家庭經營中，以家庭為單位計算收入，單個的勞動力不按月支付工資，而是按需支取或發放較低標準的生活費，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活開支。這個做法主要考慮經營資本的最大化積累，盡量減少在反復計算中的損耗。為了共同的家庭發展目標能者多勞，對于得失較重的家庭成員而言，發展目標與其他人相異，則會分化為多個家庭經營單位，此時家庭仍然是最基礎的結算單位。

　　第三，模糊家庭資源與生產資料的邊界，以較低成本參與市場經營。首先，家庭經營的勞動力配置是關系主導的分工，經營模式本質上仍具有小農家庭經營的特點，優勢與小農經營的優勢類似，包括低成本的生產資料、高效的勞動力配置、勞動力的溝通和監督成本比較低。不過從事商業的小農有更高的經濟利潤目標，因此，家庭積累性和投入再生產的積極性比小農家庭高。其次，產品具有價格優勢，是其市場競爭力的核心。再次，家庭的資本量較小，具有“船小好掉頭”的優勢，面對市場風險具有更強的調整能力。

　　2.以專業市場為產業組織形式 20世紀80年代，D村村民以拖拉機為載體，流動販賣瓷磚。1990年以后，因交通管制，農民開始在村里的公共場所售賣瓷磚。1998 年，村集體開始建設瓷磚專業市場， 2003年獲批為國家二級建材市場。專業市場占地面積12公頃，店鋪約350間。店鋪分為兩類：一類是村集體建設的商住兩用型，其中一樓為店鋪，二樓三樓為住宅，村集體為購買此類房屋的村民辦理集體產權;另一類是早期村民自建房，專業市場和村莊融為一體。

　　D 村的專業市場主要面向福建省內市場，以周邊市縣的消費者為主要消費群體。該市場以二線品牌和雜牌為主，是由正規生產商生產的瓷磚，但款式、花樣不夠時尚，當地稱為“便宜磚”。工廠、宿舍是主要使用場所，要求主要是耐磨和便宜，個人消費者以農民為主。在閩南農村，農民為展示個人經濟實力，通過修建房屋和裝修房屋外觀進行展演和競爭，瓷磚成為農民參與社會競爭的剛需，性價比和實用性是農民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D 村的瓷磚市場在本地市場內有穩定的受眾，產業的特征契合市場需求，穩定的本地需求使得專業市場能在當地扎根。

　　(二)宗族型村莊與社會資本

　　D 村所在的晉江屬于典型的閩南宗族型地區，村莊的共同記憶和社區規范最為持久，宗族結構與宗族規范高度統一、宗族組織與宗族意識高度統一[18]。D 村由 2 個不同姓氏的宗族構成，分為 8 個房頭，每個房頭約 100~300 人，房頭是宗族內部的次級單元，同一個房頭的村民共同修建供奉祖先和舉辦喪事的祖厝。2 個宗族在地理空間上邊界模糊，而且兩姓之間通婚現象普遍，逐漸融合。而且，D 村面積較小，村民居住緊湊，原本的宗族結構未被消解，農民的本體性價值仍然存在，農民基于宗族結構形成的歸屬感和落葉歸根的觀念根深蒂固。此外，村莊內部朋輩群體的關系同樣重要。因此，村莊內部宗親、姻親關系發達，朋輩兄弟關系重要，外出的村民與村莊關系緊密。

　　賀雪峰等[19]將村莊內村民與村民之間具體關系的總和稱為村莊社會關聯，認為以宗族為認同行動單位的宗族型村莊是社會關聯度高的村莊。社會關聯度比較貼近社區社會資本的概念，這種整體性的社會資本被稱為社會網絡資源或社會支持網絡[20]，是對較小區域內的社會資源以及行動者對該區域社會資源的動員能力的概括。池上新[21]將村莊中的社會資本操作歸為社會網絡、社團參與、信任、互惠與規范5個方面，其中社會網絡考察的是村莊紅白喜事的關系網。在D村，兒子結婚為家庭最重要的事件和該家庭在村莊中最重要的公共活動，以自然村為單位宴請賓客，以房頭為紅事的互助單位，村莊具備共同體特征和社區資本。

　　雖然宗族是傳統社會組織結構，市場經濟是現代性的外生制度，在二元對立的視角下，傳統的社會結構受到現代性的市場關系沖擊，但是，在 D村，宗族結構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依舊穩固。因此，社會組織與市場力量之間如何互動值得探討。

　　三、“家庭-宗族-同鄉”關系網與產業發展邏輯

　　D村并非天然產業型村莊，2005年后村莊內絕大多數家庭才從事瓷磚經營生意，專業市場逐漸繁榮。村民以“自己人認同”進行有效的關系動員實現擴散經營，以社區資本為基礎達成市場經營的共識，實現以專業市場為組織形式的產業形態。

　　(一)基于家庭的社會關系實現擴散經營

　　在產業發育階段，村民以家庭為核心，通過個人社會資本進行關系動員進入產業，實現擴散經營。所謂擴散經營，借用項飆[22]概括北京“浙江村”的服裝業發展概念，即通過提高流通效率來彌補生產規模偏小的不足，以擴散家庭經營代替企業組織規模發展，在社區內帶動大部分家庭進入經營環節。村民依靠的是家庭的社會關系，包括父子關系、兄弟關系、宗親關系，以及姻親關系和朋友關系。

　　村民獨立經營要經歷三個階段，包括學徒、合伙、單干，才能逐漸習得經商的技能并積累社會人脈。學徒階段不是在自身的家庭學習，而是跟家庭以外的人做學徒習得經商技能，避免父母怕子代吃苦而學不到技能。學徒階段父母傾向于將子代托付給經商能力較強的人，而且信任對方會真心傳授經營瓷磚的經驗。因此，父母的社會關系網越大，可托付人選的選擇面更大，更可能選擇到合適的人選，宗親關系、姻親關系和朋友關系是最為普遍的學徒拜師的對象。

　　經過學徒階段后，資本量不足或經營能力不強的人會選擇與親戚或朋友合伙創業。在初期選擇合伙，主要是基于經濟理性，依據創業開店需要的資金量或其他資源的現實狀況進行考量，不但可以降低個體進入市場的資本門檻，而且通過合伙實現風險共擔，降低個體直接面臨的市場風險。一般來說，隨著經營規模擴大或客戶資源積累到一定程度，合伙階段隨即結束，村民開始獨立經營。通過學徒、合伙的階段，在村莊中實現經營技能的“傳幫帶”，進而單干使得擴散經營成為現實。

　　(二)基于宗族關系實現“聯戶式”合作經營

　　為增加市場經營的原始資本量和勞動力，通常采取的經營策略是合作經營，目前“聯戶式”合作經營的店鋪比例約為20%。“聯戶式”經營相對穩定，一般是以宗親關系、姻親關系或少數朋友關系為紐帶達成合作。20世紀90年代，D村開始加工、倒賣廢舊瓷磚，因本錢較少，幾乎半個村的人合伙進貨，出售以后再按本錢出資比例分紅，以宗親和姻親關系為紐帶迅速將村民帶入該產業，可以視為早期以宗親關系為紐帶合作的典型。最主要的“聯戶式”合作經營紐帶是宗族關系，但限于血緣關系更為緊密的房頭內部，特別是父親主導下的多子家庭“聯戶式”合作經營，或堂兄弟之間合作經營。

　　案例 1：王老板，40歲。2000 年左右與大哥、二哥的兒子三人合作經營一間店鋪，三人平攤啟動資金，用于進貨發貨，一般去廣東進貨。收益年終均分，第二年進貨時再平攤本錢，合作7、8年。店鋪主要是王老板及其大哥經營，侄兒主要是學習經驗，王老板稱為“幫帶”。

　　案例2：張老板，63歲，妻子是本村人。1996年，張老板與小舅子合伙加工廢舊瓷磚并銷售，期間兩家人4個勞動力參與勞動。2001年，小姨子加入“聯戶式”經營。同年，張老板的兩個兒子也加入經營。平時由張老板管賬目，兩個兒子、小舅子的兒子3人負責銷售，小舅子負責管理倉庫，小姨子及其丈夫負責售后。按照出資比例，張老板和兩個兒子一共占股50%，小舅子和小姨子各占25%。

　　案例 2 中，張老板邀請小姨子加入經營，主要考慮到其是“家庭帶頭人”。D 村內部通婚比較頻繁，以姻親關系為紐帶合作比較多。此外，部分個體戶在人手不足時會請親戚到店里幫忙，但請親戚幫忙與雇傭店員的性質不同，店員是通過市場化方式雇傭的勞動力，而親戚相當于家庭內部勞動力。店員與顧客討價還價時沒有完全決定權，但通常老板會告訴親戚進貨的底價，談生意時有更強的自主性。

　　案例3：王老板，41歲，妻子是本村人。2000年，退伍回來后與姐夫合伙，2005年姐夫想單獨經營遂分開經營，妻子負責看店。2014年另開1家店鋪，由王老板、小姨子、小舅子共同經營，成本由王老板承擔，包括水電費、生活費，因門店都是自己的不需要房租，利潤分攤。王老板主動叫小舅子、小姨子來幫忙，并給他們股份。

　　對案例中的張老板和王老板這類市場經營能力較強的人來說，“聯戶式”合作經營具有宗親、親戚之間道義上的扶助功能。另外一種“聯戶式”經營以年齡相仿的年輕人為主，大多是基于宗親關系或姻親關系而建立的發小關系，對他們而言興趣相合超越先天關系。在宗親關系與姻親關系的強化下，朋友關系是融入村莊的實質性聯結，并且建構出比普通宗親關系更近一步的人情關系。

　　(三)基于同鄉互助達成市場經營的公共規則

　　作為建立在村莊熟人社會之上的市場，為了經濟效益最大化而不產生消耗性的內部競爭，村民在市場經營過程中達成一系列共識。

　　第一，經營戶在選擇代理品牌時傾向于品牌互補，而非同品牌競爭。目前該市場內零售的瓷磚品牌有100余種，主要是二線品牌和雜牌，品牌多元可能重復。實際上，專業市場內的經營戶合作的品牌比較穩定，如果要與市場內其他經營戶銷售同一品牌，則會提前與其商量。例如某經營戶，已經代理銷售Y品牌5年，2019年該經營戶的朋輩兄弟因客戶指定Y品牌的產品，咨詢該經營戶的意見后，才開始代理。品牌互補的經營共識使得經營戶能與供貨商形成比較穩定的合作關系，與市場內其他經營戶形成良性競爭關系，而不至于頻繁更換銷售量大的品牌形成惡性競爭。

　　第二，經營戶之間回避其他人與顧客交易的過程和細節。專業市場內的經營戶以批發兼零售為主，一般不外出銷售，而且只有顧客有裝修需求時才會去專業市場，因此市場內的人流量不密集，經營戶以守店為主，且空閑時間較多。可以看到市場內所有經營戶都在店鋪內都擺設茶桌，不僅用于招待客戶時談生意，還能用于等客戶的過程中喝茶打發時間，主要是經營戶之間串門閑聊，“不是在自己店里喝茶，就是去別人店里喝茶”。一旦有顧客上門，來串門的其他經營戶就自覺回避，避免形成打探別人利潤的印象，以免產生壓低價格的競爭。

　　第三，經營戶之間的協作與互助。2000 年左右，專業市場在起步階段，經營戶在進貨與出貨過程中，自己負責搬運，但一個人難以完成時，周邊經營戶會集中幫忙有需要的一家。此外，在進貨或出貨過程中，經營戶之間會調配產品。如果經營戶缺少或沒有客戶要求某種類型的瓷磚，則會調用其他經營戶的庫存且僅需支付成本價格。進貨時，如果廠家的進價對應的數量超出經營戶的需要，經營戶之間也會合作購買一批產品。經營戶之間的協作與互助，在長時間中實現均衡，相當于農業型村莊的幫工與換工，以低成本的勞動協作壓低成本以獲取較高的利潤。

　　四、內生型鄉村產業發展的綜合效應

　　(一)社會資本再生產

　　第一，村莊以專業市場為組織形式推動產業發展，吸納大量村民在本地就業，維系村莊原有的社會關系。鄉村場域中經濟機會充足，農民在村實現非農就業，而且產業具備的核心價格優勢契合大量本地消費需求，所以村民在參與市場經營的過程中普遍獲益，形成較大群體的中間階層，構成了農村社會的穩定性力量[23]。留在村莊的中間階層通過宗族儀式、本地婚姻、朋輩兄弟圈、經濟合作等經濟社會交往不斷強化本地社會網絡的關聯度，增強社會網絡中個人動員社會資本的能力。

　　第二，村民參與同一產業，農民的經濟條件較好，生產與生活一體化程度較高，村莊公共性得以維持。一方面，農民家計的同質化，在村莊層面實現規模效應，形成較強的市場競爭力獲取市場收益，同時農民相同的經營經歷在村莊內部形成一致的話語體系和身體體驗，進一步強化村莊共同體認同。另一方面，市場經營風險的不確定性與傳統信仰給人的歸屬感相契合，供奉地方神的村廟構成每個家庭參與村莊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間，此空間的活動具有較強的社會交往性質，促進村莊公共性再生產。

　　第三，村民的生活面向在村，對村莊生活具有長遠預期，使得村莊具有價值再生產的能力。一方面，村莊輿論對村民的行為具有約束力，村民在日常交往中注重為人處事，通過做人來贏得個人和家庭在村莊社會中的好名聲和面子。另一方面，村莊對村民來說是精神歸屬，村民包括外出人員、華僑對村莊有落葉歸根的價值認同。村莊通過引導富人將面子競爭與回饋社會相結合，將私人的經濟資源轉化為具有公共性的捐資，而且用于公共建設，是普惠性的福利事業，增強村民對富人的社會認可與集體認同。

　　(二)社會秩序再生產

　　“家庭經營-家族共營-同鄉互助”的關系型經濟網絡得益于內生性社會資本，使得產業發展與社會資本相得益彰，村莊共同體得以延續。在新的產業組織形式和市場力量的影響下，宗族結構仍然能發揮維持村莊社會秩序的功能。

　　第一，宗族結構抑制經濟分化帶來的社會分層。農民市場能力的差異產生經濟分化，不斷形成撕裂村莊共同體的外在力量。中西部農村就業機會較少，勞動力大量外流，農民的就業機會和自我實現躍出村莊，經濟分化在村莊中形成社會分層，經濟實力較強的人在城市買房后隨即脫離村莊。但是發達地區的農村有較為充足的經濟機會，使得村莊社會結構比較完整。雖然農民的市場能力差異導致經濟分化，但是均質化的家庭經營一定程度上拉平經濟利潤，使得分化程度有限。

　　第二，宗族型村莊抑制無序的社會競爭。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活動具有公共性和開放性，市場主體展開充分的市場競爭，難以產生社會輿論。然而，村莊內部的生活是私人化的場域，農民從市場中獲得經濟利益后有展演財力的需求，其他人繼續攀比就會在私人領域形成社會競爭，并形成對少部分底層的壓力。在宗族型村莊中，村民對于經濟實力較強但無公益心、不愿幫助他人的富人會形成負面評價，會對富人及其家庭造成心理壓力，在參與公共生活時臉上無光。社會競爭沒有突破村莊的公共規則，村莊規范通過社會輿論，抑制富人的社會競爭。

　　第三，地方性共識發揮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在村莊中通行的準則被稱為地方性共識，無需強調就被所有人接受。地方性共識還包含社會評價的一致性，產業型村莊的整體性發展有利于村民強化對村莊共同體的認同，增強“自己人”認同，而具有公共性的村莊共同體對“損公肥私”者會形成負面道德評價，社會輿論對其產生強有力的心理壓力，實現抑制此類行為的效果。總之，以宗族為社會基礎的村莊共同體具有穩定的地方性共識，具備維持村莊社會秩序的主體與道德。

　　(三)產業發展低水平困境

　　基于“家庭-宗族-同鄉”關系網的內生型鄉村產業給當地農民家庭提供經濟機會，農民家庭的生活軌跡相近，農民家庭之間的競爭性不足，可能導致產業發展陷入低水平困境。

　　第一，穩定的“家庭-宗族-同鄉”關系型經濟網絡的形成，使得農民家庭有相對穩定的就業機會且相對固定的就業渠道，年輕人通過學習經商即可進入行業。由于受教育水平與經商能力可能并無直接關聯，甚至越早進入該行業越能積累經驗和人脈資本。因此，農民對子女教育重視程度不足，年輕人受教育普遍程度不高，導致人力資本再生產水平不高。與此同時，瓷磚行業內部競爭日益激烈，消費群體對產品及其配套服務的要求越來越嚴苛。在此背景下，銷售不再是傳統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一錘子買賣。消費者對技術、審美有更高的設計搭配需求，還有售后等服務的需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青年一代與越來越高的市場要求和專業化的市場需求之間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低水平的人力資本成為限制農民家庭擴大再生產和產業升級的重要因素。

　　第二，大多數農民家庭參與同一產業，均質化程度較高，雖然意味著社會分化程度較低，但同時意味著農民家庭之間的共同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參與同一產業的農民家庭同時面臨不可控的市場風險時，難以形成相對互補的社會支持網絡，導致其面臨更大的系統性風險。以 D村為例，當前不景氣的房地產市場降低了建材需求，瓷磚行業的整體利潤下降。地方政府推動產業升級，修建國家級專業市場，引進企業型經營主體，希望以公司等正式注冊的經營實體對該產業進行規范化管理，但是會對農民家庭經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從產業發展、市場需求和政策環境來看，D 村的瓷磚產業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和產業轉型壓力，嵌入“家庭-宗族-同鄉”關系網的農民家庭難以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助，如果不轉變經營模式，該產業將面臨升級困境。

　　五、結論與討論

　　在農民卷入市場程度越來越深的情況下，農民參與市場的方式對地方性社會資本有深遠影響。福建晉江的農民對家庭關系進行動員實現擴散經營，并以家族關系、姻親關系為紐帶實現“聯戶式”合作經營，在同鄉互助的理念下達成與市場經營有關的地方性共識，形成“家庭經營-家族共營-同鄉互助” 的關系型經濟網絡。就地化的產業發展使得農民充分參與地方經濟，以家庭為單位在本地就業，農民的生產與生活一體化程度較高，圍繞產業形成的利益聯結維系原有的社會關系。其產業發展嵌入發達的社會網絡中，促進社會資本再生產。

　　在內生型鄉村產業發展模式下，“家庭經營-家族共營-同鄉互助”的關系型經濟網絡為農民提供穩定的發展模式與就業渠道。年輕人經過學徒階段培養經商能力并進入市場的路徑使得農民家庭較為忽視子代的教育問題，導致人力資本質量不高，限制產業升級。而且，產業內部同質性較高的農民家庭共同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不足。因此，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程中，地方政府作為超越農民家庭和地方性關系網的正式組織，應當為促進內生型鄉村產業實現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第一，為農民提供專業化、制度化的職業培訓，提高從業人口的業務水平，通過人才振興促進產業升級和鄉村振興。第二，地方政府重塑產業結構的過程應該循序漸進，并且為農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務、技術咨詢等公共服務，在產業轉型過程中使得農民家庭順利過渡。

　　相比之下，對中西部普通農業型村莊來說，因結構性的城鄉差距，地方缺乏支柱型產業發展，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收益，農民大量外出務工。因此，人財物外流，村莊凋敝，以留守老人為主的群體自顧不暇，更遑論村莊共同體的維持。村莊傳統的社會關聯會發生何種變化，村莊共同體是否能維持，是當下中西部農業型村莊面臨的現實考驗。但是村莊共同體要依靠社會交往、社會認同以及集體行動去激活、強化，才能保證村莊的生命力及其社會生活的內循環。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單純依靠國家和地方政府通過資源傾斜難以推動鄉村振興，還需要動員村莊主體性和自主性，其關鍵在于培育社會資本，實現社會資本再生產的農村才是活水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