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影響機理研究

　　摘 要: 為了研究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的影響機理，本研究在梳理我國校園籃球運動發展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了社會、學校、家庭和學生個體四個影響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的因素。然后，研究采用統計分析法從廣州市11 個區按照教學水平高中低進行分層抽樣各選出3 所小學，對這些小學的籃球教師隨機發放問卷進行調研，對回收的問卷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驗，發現整個問卷量表的 α 系數為 0. 889，問卷的整體信度較好。借助結構方程模型對問卷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中的所有路徑系數均大于0. 6，符合因素負荷量的要求。各潛變量滿足 槡AVE >相關系數的標準，說明潛變量的內部相關性大于外部相關性，潛變量之間的區分度較高，判別效度高。最后，分別通過建立不考慮學生個體的校園籃球發展影響因素路徑模型和考慮學生個體的校園籃球發展影響因素路徑模型，得到如下結論: ( 1) 社會因素與家庭因素兩者之間顯著相關，而社會因素與學校因素、學校因素與家庭因素之間不相關。( 2) 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作用。( 3) 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對學生個體因素發展均有顯著正向影響。學生個體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社會、學校、家庭可以通過影響推動校園籃球的發展，即學生個體在校園籃球發展中發揮著中介作用。

　　張明，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 發表時間：2021-09-10

　　關鍵詞: 校園籃球; 結構方程模型; 影響機理; 發展建議

　　1 研究目的

　　籃球運動在上個世紀就進入了我國，經過多年的努力，已經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培養體系，但是籃球運動員在身體素質、技術水平等方面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縱觀我國的籃球運動培養體系，校園籃球一環發展得還不夠成熟，因此推動校園籃球的發展刻不容緩。繼 2014 年開展校園足球之后，2016 年教育部發布了《教育部辦公廳關于校園籃球推進試點工作的通知》( 教體藝廳函〔2016〕31 號) [1]，決定從 2016 年起開展校園籃球推進的試點工作，校園籃球正式進入了小學。2019 年，《教育部辦公廳關于繼續做好 2019 年全國青少年校園籃球特色學校遴選等有關工作的通知》( 教體藝廳函〔2019〕11 號) 增加了廣東省作為試點地區[2]。根據筆者了解廣州市部分小學的籃球項目發展良好，甚至入選了教育部第一批全國青少年校園籃球特色學校名單[3]，例如，東風西路小學、荔江小學等。但是，廣州市大部分小學學生對籃球的熱情并不是很高，校園籃球發展的整體狀況并不理想[4]。為了更好地促進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的發展徑，本文擬對校園籃球發展路徑的影響機理進行研究。以往有一些文獻對校園籃球發展進行研究。鄧潔恩( 2017) [5]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影響廣州市初級中學校園籃球開展的影響因素分析，發現廣州市初級中學校園籃球開展主要存在師資力量薄弱、缺少政策支持、場地 器 材 不 足、學校之間開展不平衡 等問題。李 益 迪 ( 2018) [6]從學校籃球設施情況、學生和家長對籃球的認同度、籃球師資情況這三個方面分析了當前校園籃球試點學校現狀，發現當前校園籃球的師資力量以及家長的認同度存在一定的問題。張映偉( 2019) [4]通過問卷調查法和數理統計法對廣州青少年特色校園籃球現狀進行了分析，發現師資隊伍不合理、籃球隊員約束能力差等問題。過去的文獻對校園籃球的研究僅停留在現狀層面，對校園籃球影響因素也只是進行了部分探討，存在著考慮不全的情況。同時，鮮有文獻對影響機理進行分析說明。鑒于此，本文總結出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學生個體因素以及校園籃球發展五個潛變量，提出了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影響機理假設理論模型( 如圖 1 所示) ，認為社會、學校、家庭、學生與校園籃球發展息息相關，并對社會、學校、家庭、學生和校園籃球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識別，量化社會、學校、家庭對校園籃球發展的影響程度，以及學生個體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如下一級和二級假設:

　　H1: 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兩兩之間顯著相關。 H1a: 社會因素與學校因素顯著相關; H1b: 社會因素與家庭因素顯著相關; H1c: 學校因素與家庭因素顯著相關。 H2: 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H2a: 社會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b: 學校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c: 家庭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 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對學生個體因素發展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H3a: 社會因素對學生個體因素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b: 學校因素對學生個體因素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c: 家庭因素對學生個體因素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4: 學生個體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 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獻分析法、問卷調研法、數理統計分析法。

　　2. 1 文獻分析法

　　通過對影響籃球運動發展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得到各潛變量的測量變量，方便后文構建結構方程模型。

　　2. 2 問卷調查法

　　在發放正式調查問卷之前，首先要確定樣本容量。結構方程模型對樣本量的需求應當使得測量變量與樣本的比例在 1: 5 至1: 10 之間，且樣本總數不得少于100 個[7]。本文的調查問卷有 26 個題項，因此樣本總數應當在 130 至 260 之間，取中間值發放 195 份問卷。問卷采用五點量表法，設定的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樣本抽取過程如下: 首先按照廣州市的行政區劃先對 11 個市轄區進行編碼，然后從廣州市每個區按照教學水平高中低進行分層抽樣各選出 3 所小學，共 33 所小學，對這些小學的籃球教師隨機發放問卷進行調研，受訪年齡在 26 - 48 歲之間。問卷共收回 170 份，回收率為 87. 18% 。剔除無效問卷 2 份，得到有效問卷 168 份，有效回收率為 86. 15% 。

　　2. 3 數理統計分析法

　　數理統計法是論文寫作中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 SPSS23. 0 統計軟件對問卷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和信度分析。有文獻借助結構方程對體育研究領域的問題進行建模分析[8 - 10]，所以筆者將利用結構方程建模軟件 AMOS26. 0 進行驗證因子分析，并對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影響機理進行模型的構建。

　　3 結果與分析

　　3. 1 問卷的信度分析

　　本文借助 SPSS 可靠性分析功能，對回收的問卷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整個問卷量表的 α 系數為 0. 889，大于 0. 8，這表示問卷的整體信度較好。此外，26 個變量題項與其他題項總分的相關值都超過 0. 5，同時所對應的 Cronbach’s Alpha 也大于 0. 8，這說明問卷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符合信度檢驗標準。

　　3. 2 驗證因子分析

　　在進行結構方程建模前，首先要對問卷數據進行驗證因子分析[11]。本文借助 AMOS26. 0 對調研問卷進行驗證因子分析，結果如圖 2 所示。

　　從圖 2 中可以看出，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影響因素結果模型中的所有路徑系數均大于 0. 6，符合因素負荷量的要求。表 3 是對驗證因子分析指標詳細判斷的結果。

　　從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各個測量變量的因素負荷量均大于0. 6，且顯著水平均在0. 001 上，這說明測量變量對潛變量的解釋能能力強。潛變量的組合信度 CR 均大于 0. 8，這說明各個潛變量的測量變量之間相關性強，內部一致性好。潛變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值大于 0. 5，說明潛變量能夠解釋它所能對應的測量變量，各潛變量的測量變量能夠收斂于一點，收斂度較好。上述指標均滿足驗證性因素分析的要求。同時，表3 中的路徑系數一欄反映出測量變量對潛變量的影響程度，路徑系數越大，影響程度越大。社會因素中 a2 測量變量“政府對校園籃球投入經費”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其路徑系數為 0. 74; 學校因素中 a9、a11、a15 三個變量路徑系數都為 0. 78，是同等重要的，分別對應了“利用課余時間開展籃球活動”、“籃球場地器材”、“籃球教師師資力量”; 家庭因素中 a18“父母喜歡孩子參加籃球運動”是最重要的影響變量，路徑系數為0. 85; 學生個體因素中 a20“學生喜歡參加籃球運動”的路徑系數最大，為0. 80。

　　下面對效度的結果進行分析。為了方便計算，將判斷標準“槡AVE > 相關系數”轉化為“AVE > 相關系數的平方”，計算結果如表 4 所示:計算得到潛變量相關系數之間的平方后，繪制問卷數據判別效度表，如表 5 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各潛變量的 AVE 值均大于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的平方，即滿足 槡AVE > 相關系數的標準，說明潛變量的內部相關性大于外部相關性，潛變量之間的區分度較高，判別效度高。由此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正式調研數據滿足了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所有指標要求，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分析。

　　3. 3 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與評價

　　在前文，筆者提出了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影響機理假設理論模型，但實際路徑效果需要做進一步的數據檢驗和分析，從而提出能夠指導現實校園籃球發展的建議。

　　考慮到假設理論模型具有社會、學校、家庭、學生個體和校園籃球發展等多個潛變量，每個潛變量對應多個觀察變量，因此采用結構方程模型的作為分析工具。結構方程模型可以處理大量的外生和內生因素，以及潛變量及其觀察變量的線性組合因素，展示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12]。本 文 通 過 AMOS26. 0 對理論模型進行檢驗和修正。

　　為了驗證假設 2，本文構建社會、學校、家庭與校園籃球發展的結構方程模型，該模型有社會、學校、家庭與校園籃球發展 4 個潛變量。其中，社會、學校和家庭是外生變量，校園籃球發展是內生變量。模型計算結果如圖 3 所示。

　　圖 3 中的單向箭頭表示線性因果關系，例如社會和校園籃球發展之間的單向箭頭就表示校園籃球對社會的依賴程度，路徑系數 0. 30 表示依賴程度大小; 雙向箭頭代表兩個變量的共變關系，表示這兩個潛變量之間的相關，不表示因果關系，例如社會與家庭之間雙向箭頭上的路徑系數 0. 53 為兩個變量的相關系數; e 表示殘差。

　　從表 6 中可以看出，路徑系數分別為 0. 303、0. 295、0. 410，均大于 0，且三條路徑均有 p < 0. 001，說明社會、學校、家庭對校園籃球發展呈顯著正向影響，即接受 H2。可以看出，除了家庭路徑系數最大以外，社會和學校的路徑系數很接近。

　　為了驗證 H1、H3 和 H4，下文構建了關于社會、學校、家庭、學生個體和校園籃球發展五個潛變量的結構方程模型，設定 Bootstrap 再抽樣次數為 5000 次，模型運行結果如圖 4 所示。

　　下文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檢驗并分析結果。

　　模型的各項擬合結果如表7 所示，除了 x 2 / Df 和 GFI 在可接受區間范圍內，其余擬合指標均滿足最佳參考值，說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對于變量之間關系的解釋力度比較高，因此該模型可以接受。

　　從表 8 中可以看出，除了“社會←→學校”和“學校←→家庭”之間的路徑不顯著以外，其他路徑系數都在合理范圍之內，并且均已達到顯著性水平。這說明 H1a 和 H1c 不成立， H1b、H3 和 H4 均成立，即社會、學校、家庭兩兩之間顯著相關的假設部分成立。

　　此外，根據 H2、H3 以及 H4，可以看出學生個體在整個假設模型中充當中介的作用。為了能夠對中介作用的效果進行分析，筆者考慮了沒有“學生個體”作為中介情況下的各路徑系數。因此，構建了如圖 4 所示的結構方程模型，并得到了表 8 數據。

　　下面對“學生個體”的中介效應進行分析。Bootstrap 法的檢驗結果發現“社會→學生個體→校園籃球發展”、“學校→學生個體→校園籃球發展”和“家庭→學生個體→校園籃球發展”三條中介路徑 95% 的置信區間均不包含 0，說明個體行為的復合中介模型成立。各路徑的中介效應值和效果量見表 9，學生個體在社會與校園籃球發展之間的中介效應值為 0. 089，效果量為 29. 36% ; 在學校與校園籃球發展之間的中介效應值為 0. 109，效果量為 37% ; 在家庭與校園籃球發展之間的中介效應值為 0. 095，效果量為 23. 17% 。學生個體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3. 4 假設檢驗結果匯總

　　對上文的假設檢驗結果進行匯總，可得表 10，即本文的假設檢驗結果匯總表。

　　根據假設檢驗結果匯總表可知，4 個一級假設中有 3 個成立、1 個部分成立; 9 個二級假設中有 7 個假設成立。

　　4 結論與建議

　　4. 1 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文獻資料方法梳理出影響校園籃球發展的因素，并以對廣州市小學進行調研獲得的數據為基礎構建廣州市小學校園籃球發展影響機理的結構方程模型，得到如下結論:

　　4. 1. 1 社會因素與家庭因素兩者之間顯著相關，而社會因素與學校因素、學校因素與家庭因素之間不相關。

　　4. 1. 2 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作用，正相關作用最大的為家庭，社會和學校的正相關作用接近相同。對社會因素影響程度排名前三的測量變量分別是政府對校園籃球投入的經費、群眾關注籃球運動程度以及引導校園籃球的相關政策; 在學校因素中，利用課余時間開展籃球活動、籃球場地器材投入、籃球教師師資力量三個變量影響程度相當; 在家庭因素中，父母支持孩子參加籃球運動是最大影響因素; 在學生個體因素中，學生對籃球運動的熱愛這一行為對學生的影響程度最大。

　　4. 1. 3 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對學生個體因素發展均有顯著正向影響，正相關作用從大到小依次為學校、家庭、社會。學生個體因素對校園籃球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社會、學校、家庭可以通過影響推動校園籃球的發展，即學生個體在校園籃球發展中發揮著中介作用。

　　4. 2 建議

　　4. 2. 1 廣州市各區政府部門要積極落實教育部的政策，通過制訂具體的校園籃球制度和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促進其發展。加大對校園籃球經費的投入，完善校園籃球基礎設施，滿足廣州各小學對籃球運動的需要，讓更多學生參與到籃球運動中。同時，舉辦籃球明星進校園、明星與學生面對面交流活動，積極向群眾宣傳籃球特有的價值文化，吸引更多的群眾參與到籃球運動中。

　　4. 2. 2 學校領導要重視校園籃球，積極落實相關的籃球政策制度，開展課余籃球活動，根據不同年齡的學生建立相應的特色籃球課程，使學生充分享受到籃球的樂趣。加大對籃球的經費投入，完善籃球場地和器材，為學生創造良好的籃球運動環境。加強學校體育教師師資隊伍的建設，適當引進籃球專項教師，增加學校籃球教師與教練員培訓的機會，強化他們的專業素養和教學水平。

　　4. 2. 3 加強“體教結合”融合，轉變傳統的思想觀念，淡化成績第一的模式觀念，完善相應的訓練和競賽體系，學校通過運動隊、俱樂部等形式，為有籃球天賦的學生提供針對性的學習內容，為他們成才創造路徑，為國家籃球體育培養后備人才。

　　4. 2. 4 政府可以通過利用電視、互聯網轉播籃球競技比賽，并為社區建設良好的籃球運動基礎設施，從而營造良好的家庭籃球運動氛圍，讓學生受到籃球文化的熏陶，繼而充分發揮學生對校園籃球發展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