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校體育專業大學生生活事件的調查評定

　　摘 要: 對廣東省 5 所高校體育專業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事件進行調查評定，結果表明: 現階段廣東省體育專業學生對負性生活事件的應激程度在時間維度上呈下降趨勢，而男生在負性事件的應激程度上要小于女生。在不同維度方面，體育專業學生在學習壓力、喪失和適應這 3 個方面的 ASLEC 得分最高。在性別方面，男生的 ASLEC 總分要明顯小于女生且存在顯著差異( P < 0. 05) 。在專業方面，文科生的 ASLEC 總分要高于理科生，但不存在明顯差異( P > 0. 05) 。在戶籍方面，所在地為城市學生的 ASLEC 總分要明顯高于農村學生，且存在非常顯著差異( P < 0. 01) 。在年級方面，大一學生在 ASLEC 總分上要少于大二和大三學生，但各年級之間無顯著差異( P > 0. 05) 。

　　瞿昶，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 發表時間：2021-09-10

　　關鍵詞: 體育心理學; 體育專業; 大學生; 生活事件; 調查評定

　　生活事件是指在日常生活、工作以及學習中遇到的精神重創及不幸等，例如嚴重的意外事故、家人的突然離世以及工作上遇到的挫折和生活中面對的情感問題等，與人們的身心健康息息相關[1]。對于普通高校體育專業大學生來說，其成長發展過程中經歷的某些生活事件與其行為建立、情緒變化、心理發展等方面存在密切聯系，這也直接影響到身心健康發展。本研究通過對廣東省體育專業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事件進行量化評定，為今后引導體育專業大學生妥善處理生活中的負性事件，及時規避不良情緒和減少應激表現等提供策略參考。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對廣東省 5 所高校共計 487 名體育專業學生進行調查，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ASLEC) 對其日常生活事件進行評定。本研究采用的是由辛秀紅等[2]在劉賢臣版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后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該量表包含 27 個項目，要求被試回答在最近的一年內本人及其家庭是否發生相應的生活事件[3]。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 87。與此同時，采用 SPSS 25. 0 對相關數據等統計處理。

　　2 結果與分析

　　2. 1 ASLEC 量表總體得分及其各維度得分情況

　　根據統計數據可知，體育專業學生 ASLEC 量表的總分為 32. 98，與 2104 年修訂時的常模總分相比基本相當( P > 0. 05) ，但明顯少于與 1997 年制定時的常模總分( P < 0. 01) ，且 2014 年修訂時的常模總分也明顯少于 1997 年( P < 0. 01) 。此外，體育專業男生的 ASLEC 量表總分為 30. 51，少于 2014 年修訂時和 1997 年制定時的常模總分，但與 1997 年相比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 P < 0. 01) 。體育專業女生的 ASLEC 量表總分為 33. 65，多于 2014 年的修訂常模總分，但明顯少于 1997 年制定常模總分( P < 0. 01) ，且 2014 年修訂時的女生常模分數也明顯少于 1997 年( P < 0. 01) 。在各維度得分方面，ASLEC 量表中體育專業學生在學習壓力( 7. 10 ± 2. 62) 這個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喪失( 6. 95 ± 3. 71) 、適應( 6. 64 ± 2. 81) 、人際壓力( 6. 33 ± 2. 54) 和受懲罰( 5. 96 ± 3. 62) 。

　　2. 2 不同性別學生 ASLEC 量表及其各維度得分情況

　　從數據統計中可知體育專業男生的 ASLEC 量表總分為 30. 51，女生為 33. 65，經 t 檢驗表明兩者間在統計學上存在顯著意義( P < 0. 05) 。在各個維度方面，男女大學生在受懲罰、學習壓力方面在統計學上存在非常顯著意義( P < 0. 01) ，在喪失維度上存在顯著意義( P < 0. 05) 。與此同時，男生在受懲罰、喪失、學習壓力和適應方面要低于總體得分，僅人際壓力得分要稍高于總體分數。相反，女生除了人際壓力比總體得分低 0. 01 外其他均高于總體分數。

　　2. 3 不同專業學生 ASLEC 量表及其各維度得分情況

　　在不同專業方面，數據顯示體育專業文科生的 ASLEC 量表總分為 33. 29，理科生為 32. 59，文科生比理科生高 0. 7，但 t 檢驗表明兩者間在統計學上不存在顯著差異( P > 0. 05) 。此外，在各個維度方面文科生與理科生在統計學上也均無顯著意義( P > 0. 05) 。

　　2. 4 不同戶籍學生 ASLEC 量表及其各維度得分情況

　　從體育專業學生不同戶籍所在地的數據統計來看，城市學生的 ASLEC 量表總分為34. 58，高于總體均分32. 98，也明顯高于戶籍所在為農村的學生，且 t 檢驗表明，兩者間在統計學上存在非常顯著意義( P < 0. 01) 。此外，在各維度方面，城市學生與農村學生在喪失( P < 0. 01) 方面也分別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同時在受懲罰方面也已經接近 5% 的臨界值水平，差異也較為明顯。

　　2. 5 不同年級學生 ASLEC 量表及其各維度得分情況

　　在不同年級方面，結果顯示各年級學生在人際壓力、學習壓力和適應等維度方面在統計學上均存在非常顯著意義( P > 0. 01) 。具體來看，在受懲罰方面大一和大三學生的分值低于平均水平，但大二學生高于均值，LSD 表明大二學生的分數上要明顯多于大三學生( P < 0. 05) 。在喪失方面，大一學生分值要高于均值，大二和大三學生低于平均水平，LSD 表明大一學生的分數要明顯多于大三學生( P < 0. 05) 。在人際壓力上，大一學生的均值要低于平均水平，而大二和大三學生卻高于平均水平，LSD 表明大二和大三學生的分數要明顯多于大一學生 ( P < 0. 01) 。在學習壓力上，大一和大二學生的分數要低于平均水平，而大三學生的分值要明顯多于均值，LSD 表明大三學生的分數要明顯多于大一和大二( P < 0. 01) 。在適應方面，大一學生的分數要低于平均水平，而大二和大三學生要高于均值; LSD 表明大 二 學 生 的 分 數 要 明 顯 多 于 大 一 學 生 ( P < 0. 01) 。

　　3 討論

　　本研究表明，體育專業大學生在 ASLEC 量表總分上要明顯小于1997 年劉賢臣版的常模總分，與 2014 年修訂版的常模相比無明顯差異，但2014 年修訂版的常模總分與 1997 年版相比也存在顯著差異，說明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負性生活事件對青少年的影響也在慢慢變小。數據顯示，體育專業男大學生的 ASLEC 量表總分要小于女大學生，這也反映出負性生活事件對男大學生的影響程度小于女生，女生在應對負性生活事件時能力較差且自身引起的應激程度也較大。根據李娜等[4]研究表明，大學生面對生活事件時與其抑郁情緒呈顯著正相關，壓力越大其中度和重度抑郁情緒的比例越高，在這方面女大學生的抑郁情緒及其程度比例明顯高于男大學生。與此同時，劉曉宇等[5]研究發現，大學生的焦慮和抑郁與其生活事件之間存在密切聯系，抑郁和焦慮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事件情況，而女大學生在抑郁和焦慮方面的得分明顯高于男大學生，且兩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不難看出，抑郁和焦慮情緒是造成師范類女大學生生活事件得分高于男大學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不同維度方面，體育專業大學生學習壓力的得分最高，其次是喪失、適應、人際壓力和受懲罰。眾所周知，體育專業大學生的主要培養目標和就業方向就是為全國各地區的中小學校輸送優秀的教育者，日后擔當起培養祖國花朵的重擔，而努力學好本領、不斷提高自身的教學能力是體育專業大學生今后走向教師崗位的必備條件，因此學習壓力對于他們而言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依據符永川等[6]研究，在大學生頻率發生較高的 17 項生活事件中，學業成就與前途類 4 項，校園人際交往類 4 項，異性交往與性類 2 項，健康與傷亡類 1 項，生活改變與環境類 6 項; 其中，心理負擔程度較重的生活事件依次為家庭關系與變故類、校園人際交往類、健康與傷亡事件類、學業成就與前途類的生活事件等 4 類，而這也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在不同專業方面，體育專業大學生在總分和不同維度得分方面均無顯著差異，但在不同戶籍方面，師范類大學生的差異較為明顯。本研究結果顯示，城市學生不僅在 ASLEC 量表總分上高于均分，而且在各維度上也高于均值得分。相反，農村學生無論是在總分抑或是各維度得分上均低于平均值。根據吳玉坤等[7]研究，城市大學生在家庭經濟條件、文化修養、受教育狀況等方面要強于農村大學生，而農村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悲劇事件以及來自生活和環境方面的威脅要遠遠多于城市大學生，而這也與本研究的結果保持一致。

　　在不同年級方面，三個年級學生在學習壓力、人際壓力和適應等方面差異顯著，而且大二和大三學生的得分明顯高于大一，說明隨著年級的升高體育專業大學生的學習壓力和人際交往壓力也越大，同時也要適應更多關于學習和生活中的不同環境，這些外在因素使得他們在面對這些負性生活事件時產生的壓力更大，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去處理來自學習和生活中出現的負性事件，以及通過自己的調節來穩定自身帶來的負面情緒，化解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壓力。相反，剛入學的大一新生既沒有太多學習上的壓力，同時又剛剛經歷高考，擺脫了高中階段復雜繁多的課程學業等，因此他們在日常生活上的負性事件壓力也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