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進程、多元挑戰與發展思路

　　[摘 要]隨著中國經濟不斷深入 “新常態”，傳統的數量型、粗放式發展已無法適應現代化經濟成長的需要?？沙掷m的經濟發展對經濟狀態的轉型升級要求越來越高，對經濟發展高質量的追求也愈發迫切。我國正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強國方略。本文從雙循環視角，深入探究了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階段歷程，并總結了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以便找到中高速發展狀態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歷程階段;多元挑戰;發展思路;雙循環

　　丁守海; 徐政; 左晟吉，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11-18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針對國內外復雜的經濟環境與形勢，并結合我國所面臨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提出的新理論思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強調，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十九屆五中全會肯定了 “十三五”時期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對我國經濟發展高質量轉型取得的豐碩成果表示肯定。會議同時深入分析了2020年我國經濟所面臨的復雜形勢。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爆發，成為本世紀最大的 “黑天鵝事件”，世界經濟受到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大的沖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全球經濟預計出現4.9%的負增長，世界經濟正經歷著嚴重衰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冠肺炎疫情高度重視，對疫情的嚴格防控穩定了國內經濟，使中國經濟快速迅速恢復生產生活軌道，只有中國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的重要正增長經濟體。當代中國正面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復雜關系應當被重新認識與重新評價， “國內國際雙循環”概念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1]。

　　“雙循環”的目的與歸宿在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和諧共生，既是對原 “國際大循環”出口導向政策的調整，也是內外循環關系之間主次矛盾的重新劃分[2];不僅要關注國內經濟的繁榮穩定，也要助推世界經濟的復蘇發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當今世界，中國外貿依賴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因此，需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并同時擴大內需，落實創新驅動戰略，培育跨國公司，穩步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3]。增強國民有效需求能力，成為經濟內循環高質量運轉的關鍵。內循環的質量提高更有利于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更有利于中國參與建立新的國際社會治理體系，也有利于中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提供正能量。本文從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演化階段入手，探究雙循環格局的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為我國經濟的高質量轉型提供研究思路。

　　一、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

　　從國際經濟發展來看，二戰中各世界主要經濟體均受到嚴重摧殘，西歐、東亞經濟損失尤為嚴重，受戰爭影響最小的美國成為戰后世界的超級大國。二戰后，世界經濟進入迅速恢復期，新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建立為戰后世界經濟的恢復提供了土壤。在政治上，東西方形成了以雅爾塔體系為框架的冷戰格局，事實上穩定了世界政治格局。經濟上形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了以美元和黃金為支點的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推動了經濟格局的重塑。20世紀 50 年 代 后，第 三 次 科 技 革 命 悄 然 來臨，新能源技術、信息技術、空間技術、生物工程技術迅速發展，生產力水平在全世界范圍內解放，民族革命運動不斷演化，經濟全球化穩步推進。

　　通過 “歐洲復興計劃”，先進的技術與充裕的資金快速流入西歐各國，并逐漸恢復了經濟政策的效用，戰前的經濟底蘊仍為其保留了人才基礎，西歐經濟走上快速復興道路。日韓作為美國在東亞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前沿陣地，同樣接受了美國大量的經濟援助，發展科技、注重教育、經濟飛速發展。蘇聯內部運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迅速恢復重工業，國內經濟趨于穩定。美國作為戰后世界的超級大國，經濟基礎雄厚，接收了戰時大量高技術人才，美元又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經濟飛速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加速，第三次科技革命不僅帶動了全世界的經濟轉型，延長了世界市場分工產業鏈，也使第三世界國家逐漸融入全球化浪潮，發達國家逐漸提高自己產業等級，占據國際分工體系的高位，低端制造業的產業轉移開始快速進行，第三世界國家成為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最好載體。70年代末，改革開放進程在我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亞洲最龐大的潛在市場開始與世界交流接軌，海量的先進技術與經驗流入我國，為我國經濟騰飛創造了條件。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變革，隨著社會創造性思潮的涌流，保守主義被不斷打破，新型經濟關系不斷確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形成完善，我國建立起以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為基礎的現代經濟制度，形成并完善了國內大循環，同時積極對外開放，建立現代國際金融貿易制度，融入國際大循環，依托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實現了經濟的飛速增長。本文在現有相關文獻的基礎上[4-5]，結合四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按照經濟發展重心轉變的歷程，將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改革探索期 (1978-1991)、市場經濟體制初期 (1992-2001)、震蕩期 (2002-2013)、穩定期 (2014至今)，階段化研究我國經濟現代化的演進，分析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雙循環體系之間的邏輯機理。

　　(一)1978-1991年：改革探索期

　　1.經濟體制的改革探索

　　改革開放初期， “一大二公”的舊經濟格局亟待改變，經濟制度改革成為該時期我國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放權讓利、雙軌并行，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并逐漸提高市場調節水平是該時期經濟制度發展與變革的主流。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為 “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此，中國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逐步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允許個體、私人參與市場經營活動，社會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國內現代化經濟大循環的萌芽出現。

　　2.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我國經濟長期不變的主線。從歷史與現實出發，農業成為改革開放后經濟恢復與發展的關鍵。隨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在全國推開，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取得重大進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農民生產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

　　1979年 后，我 國 第 一 產 業 對 國 內 生 產 總 值(GDP)的拉動作用始終在穩步提高。1982年，黨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生產責任制包括 “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實踐探索，農業生產關系進一步調整。改革開放初期，農業占據國民經濟極為重要的位置，農業對經濟發展的拉動性表明我國農業生產力存在較大的調動區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為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掃清了障礙，但弊端仍然明顯，過度依賴農業導致產業結構畸形，產業結構現代化仍然遙遠。

　　3.對外經濟發展

　　1978年以后，中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立為中國對外經濟交往創造條件，龐大的市場規模和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讓中國迅速成為國際貿易轉移的承接方。不僅如此，我國著力實現加工制造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不斷建立經濟特區、沿海經濟特區、沿海經濟開放城市等來服務于對外貿易。在此時期，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取得明顯成效，與國內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相適應，外貿主體逐漸多樣化，低廉勞動力的稟賦價值被合理應用，出口加工行業不斷興起，并開始融入全球貿易產業鏈，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占據了一席之地。我國貿易進出口總額也從1978年的355.04億元迅速增長到1991年的7225.75億元，遠超過世界同期平均增長水平。

　　對外貿易的發展實現了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的雙向促進，一方面國內市場的現代化轉型為中國融入國際市場提供了前提，使中國融入世界分工體系，另一方面對外貿易的發展擴張了我國產業種類，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提升了我國經濟總量，將外部優勢轉變為內部動能，使國際國內雙循環相協調。

　　(二)1992-2001年：市場經濟體制初期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

　　1992年，鄧小平 “南方談話”徹底解決了中國到底是 “姓資”還是 “姓社”的問題，此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來，并指明了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宏觀調控輔以調節的經濟體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亟待解決的問題包括：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鼓勵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培育和發展現代市場體系，尊重市場形成價格的規律，完善要素市場，加強對不規則競爭的監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扎實推進財稅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計劃體制改革，縮減冗余機構設置，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管理區塊，提升治理效能。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保護勞動者、企業法人等主體的權力。建立以醫療、失業、工傷保險為主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社會保障機構設置。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完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與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提高農民收入，發展鄉鎮企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機制的高質量運轉。最后，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放開外貿經營權，建立與國際社會接軌的現代匯率制度，并逐步調整關稅水平，為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創造活力。

　　2.產業結構調整轉型

　　1991年后，我國產業結構迅速調整，產業比例逐漸協調，第一產業占比自1996年以來迅速下降，第三產業迅速上升，二三產業對于我國 GDP的拉動作用提升明顯。城鎮經濟發展迅速，城鎮化進程 迅 速 推 進，城 鎮 人 口 從 31203 萬 人 提 升 至48064萬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701元提升至6824元，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從1992年的1978元迅速提升至 2001 年的 7109 元，恩格爾系數從53.8%下降至 38.2%。由此可見，我國經濟發展重點轉移到城市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轉型變革，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效，城鎮第三產業有序成長起來。以城市經濟和城市化拉動的消費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推動了國內經濟大循環的發展演化，進一步鞏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平穩運行，經濟增長從改革過渡期的不穩定狀態開始逐漸趨于穩定。

　　3.對外開放深化

　　1992年至 2001 年，中 國 進 出 口 貿 易 飛 速 成長，進出口總額從9119.62億元增長到 42183.62億元。我國利用外資水平顯著增強，實際利用外資額從1155400萬美元提升到4967200萬美元，對外投資 水 平 顯 著 提 高，對 外 承 包 工 程 合 同 金 額 從25.24億美元提升至130.39億美元，我國外貿依存度從33.9%增長到40.1%。1993年，我國已基本形成以 “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沿江和內陸開放城市———沿邊開放城市”為路徑的，寬領域、多層次的全面對外開放格局。1994年，我國頒布并實行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標志著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逐漸走上法制軌道。外貿企業經營權擴大，人民幣匯率制度與世界接軌，出口產品不再是單一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工業制成品數量明顯增加，關稅顯著降低，進出口貿易逐漸形成順差。從數據可知該時期我國更加深入國際分工體系，在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位置逐漸提高，中國參與世界經濟的能力顯著增強，為隨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建設，融入全球化世界浪潮，建立了基本格局并形成了初步規劃。

　　(三)2002-2013年：震蕩期

　　1.對外開放機遇與挑戰并存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經濟進入新世紀的第一件大事，加入 WTO 之后，我國經濟開始全面與世界接軌。2004年，為了應對入世后對外貿易所面臨的法律體系問題，我國于2004年修訂 《對外貿易法》，用以彌補我國對外貿易制度漏洞，根據 WTO 規定清理大量不合規定的法律法規與部門規章，并再次降低關稅，降低外資準入門檻，提高我國對外投資與利用外資的水平，并根據國際通行的會計政策與計量標準完善國內統計信息系統，促進外貿信息交流和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

　　入世之后，中國的對外貿易開啟了 “黃金時代”，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2001年的42183.62億元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166924.07億元，中國迅速成為世界第三大進口國和第二大出口國，出口產品種類進一步豐富，在保持原有勞動密集型產業、機電加工產業占優的情況下，中國開始承接西方國家的創新擴散，高新技術產品生產規模迅速擴大，移動設備、計算機等產品開始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地位不斷提升。

　　2.國內經濟快速成長期的得失

　　2001年至2007年，中國經濟開始了改革開放后最為迅速和穩定的增長，創造了震驚世界的 “中國速度”，年均10.8%的超高增長率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 經 濟 體 制 的 內 部 變 革 息 息 相 關。2003 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會議強調應進一步鼓勵、支持、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深化農村改革，完善市場秩序建設，改善宏觀調控，推進財稅金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等。繼續推進內循環制度建設，規范的市場秩序賦予了內部經濟活力，雙循環相結合，發揮三駕馬車的內部促進效應，以外循環出口帶動內部投資與消費。

　　(四)2014年至今：穩定期

　　2014年 以 來，我 國 經 濟 增 長 速 度 持 續 放 緩，速率趨于穩定，對經濟發展質量的要求進一步提高。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我國 GDP總量達到64.36萬億元，GDP 增速為7.4%，至 2019年，我國 GDP總量已達到99.09萬億元，增速為6.1%。經濟發展質量明顯提高，我國居民就業情況基本穩定在77000萬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提高，從2014年的20167元增長到2019年的20733元，消費水平從17271元提高到27563元。國內消費升級進展迅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2014年的259487.3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408017.2億元。產業結構更加合理，至2019年第三產業占比已達到53.9%。環境保護取得重大進展，2019年我國空氣質量 明 顯 改 善，337 個 城 市 平 均 優 良 天 數 比 例 為82.0%，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續下降，森林覆蓋率達到23%，始終保持穩定。不僅如此，2020年，我國生態環境部、商務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海關總署聯合發布 《關于全面禁止進口固體廢物有關事項的公告》，禁止以任何方式進口固體廢物。禁止我國境外的固體廢物進境傾倒、堆放、處置，徹底限制 “洋垃圾”的入境，是我國維護國民身體健康，建設生態文明，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舉措。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積累的困境

　　首先，我國生態環境破壞嚴重，我國傳統經濟發展運行在粗放式唯數量論發展的軌道上，高能耗，高污染，低能源利用率使我國生態環境急劇惡化，水土流失與荒漠化、森林面積減少、霧霾天氣污染、水資源污染等各種污染問題頻發。2013年，我國根據 《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對74個城市進行檢測，僅?？?、舟山和拉薩3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占4.1%;超標城市比例為95.9%。酸雨區占國土面積的10.6%，土壤侵蝕總面積294.91 萬平方千米，占國土面積的 30.72%。至 2019 年，對全國337個地級市進行大氣質量觀測，仍有180個城市空氣質量超標，占總數的53.4%。酸雨區占國土面積的5%，酸雨頻率為10.2%。經過近些年有序的環境治理，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有所提升，但生態環境問題仍然嚴峻。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從數據分析可知，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自2001年以來迅速上升，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農村依附于城市的現狀沒有徹底改變，城鄉之間存在經濟與社會層面的雙重二元結構，落后的戶籍制度將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發展割裂開來，造成了農村發展事實上的滯后，也造成了城市化的低效率進展。不僅是城鄉之間差距在擴大，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也在擴大，東西部、南北方呈現出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大城市虹吸效應嚴重，高素質勞動力向大城市集聚，落后地區資源與勞動力同時流出，造成經濟不平衡發展的惡性循環。

　　第三，我國科技發展水平較低，震蕩期我國一直是先進國家創新能力擴散的接受國，并未形成國內創新驅動的良好生態，經濟發展依然依靠低端制造業，產品附加值較低，創新能力不足[9]。2014年以后，我國開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生態逐漸形成，但仍然存在研發結構不合理，科研人員密度低且分配不均勻，核心技術仍然被先進國家 “卡脖子”，以量取勝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為主流。

　　(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面臨的新挑戰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大流行造成了自2008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蕭條。對于疫情，在西方國家內部引發了自由與人權的大討論，政策與民眾之間存在執行與反執行的激烈沖突。疫情同時激化了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貧富差距、種族歧視、失業、黨派爭執等矛盾更加破壞了本就脆弱的社會經濟，又促進了疫情的進一步傳播。世界經濟的蕭條造成我國出口市場的急劇萎縮，與以 “維護貿易公平和國家產業安全”為借口的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相互促進，對我國對外貿易形成嚴峻挑戰[11]。

　　首先，西方國家屢屢挑起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爭端，包括且不限于中美貿易摩擦、香港修例風波、臺海局勢趨緊、新疆棉事件等。為了應對西方國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動，中國必須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向來是中國堅實的伙伴，中國政治經濟水平的提高離不開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但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小國、弱國，身處產業鏈低端的現狀難以改變，從全球化中的獲益有限，單一的經濟模式、不協調的產業結構等使其經濟走入死胡同，反而呈現出愈發貧窮的態勢。中國對抗西方國家的伙伴的力量極為有限，外部環境惡劣。

　　第二，發達國家的低收入群體面臨著國內產業轉移造成的失業問題和價格水平上升的困境，其家庭經濟基礎愈發薄弱，從而強烈要求制造業回流。近些年，中國逐漸走出了人口紅利期，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資本密集度的上升、消費者偏好的多元化帶動了高素質勞動力需求膨脹，提高了我國原有的低成本模式壓力[12]，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逐漸向越南、印度等勞動力價格更低廉的地區流動。然而發達國家內部的分配問題使低收入群體所處的環境更為艱難，制造業回流的呼聲極端強烈。中國在自身制造業水平沒有達到較高水平的同時還要面臨著低端制造業兩個方向的流出問題。

　　三、雙循環視角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思路

　　(一)以內循環為主體，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動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在探索微觀與宏觀之間的協調關系，發展完善我國獨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經濟不斷調整升級的重要支點，市場調節與宏觀調控的雙向互補持續為經濟發展注入動能。為此，實現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解決我國需求端的內需不足與供給端的結構失調問題需要從微觀與宏觀兩條軌道入手。

　　市場是經濟生活的平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應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以內循環為主體，便是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使消費與投資成為拉動高質量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首先應保證就業，提高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縮小收入差距，穩步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培育內需體系。隨著我國經濟的穩步發展，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持續擴大，消費者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斷提升，內需體系的建設不僅要求數量，更要追求質量，不僅要達到物質富裕，又要實現精神滿足，提供差異化、個性化的產品至關重要。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細胞，是多樣化產品的提供者，是生產創新的主體，完善市場體系需要增強企業活力，減少僵尸企業，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扶持力度，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高技術成果轉化率，并改善融資環境，緩解出口對內銷的替代，進一步擴大內需[15]。

　　(二)以外循環為助力，推動內外循環和諧共生

　　以內循環為核心，外循環為助力，并不意味著內循環是一個閉環，尋求內外循環的優勢互補，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基本規劃[19]。在反全球化盛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時代，新冠疫情大流行又充當了反全球化的催化劑，世界經濟走向大蕭條，外部環境開始變得極端不穩定。疫情重塑了全球化，集團化、區塊化趨勢成為未來全球化的基本方向，但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不會逆轉[20]。

　　四、結論性評語

　　當今世界早已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經濟走向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大勢，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并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的一環。當前世界正在經歷深刻變革，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全球經濟蕭條動蕩的當下，中國經濟無法獨善其身，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的一次極為重要的認知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