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視域下理塘縣中扎村的語言生活

　　提 要 鄉村振興與鄉村語言民生、鄉村產業語言和鄉村語言教育等有密切的關系。學界當務之急應是了解現狀、梳理事實，而非急于給出結論。中扎村的語言，按照使用頻率由高到低依次為藏語、漢語和英語。藏語的使用情況比較復雜，受方言、宗教因素影響呈現出多種變體。漢語有普通話和方言變體，英語的使用相對簡單。村民對語言使用、語言學習兩個話題的討論，隱含著他們的語言態度：前者涉及藏傳佛教通用語、藏語方言和普通話，后者涉及漢語、藏語和英語。村民還面臨各種語言困境，主要體現在鄉村語言民生、鄉村產業語言和鄉村語言教育 3 個方面。其中，由語言不通引起的出行難、看病難和維權難讓村民最為憂心，反映了他們最實際、最迫切的語言文字需求。中扎村屬于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中的攻堅區，根據布爾迪厄的社會理論，可以從兩方面做進一步思考：(1)社會是一個語言市場;(2)信息就是力量。從語言規劃角度，建議加大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力度，掃除村民的語言文字障礙。具體來說，一是培養村民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滿足日常生活的語言需求。二是培養村民的語言文字信息處理能力，優先解決村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語言民生需求。三是積極發揮新鄉賢作用，對鄉村中的經濟或文化精英人物精準培養，充分發揮他們在語言能力上的引領示范作用。

　　關鍵詞 鄉村振興;語言生活;語言使用;語言態度;語言困境

　　趙春燕 語言戰略研究 2022-01-04

　　一、引　言

　　理塘縣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平均海拔 4014 米，面積 14 352 平方公里。全縣有 22 個鄉(鎮)，中扎村為拉波鎮下轄 8 個行政村之一，是拉波鎮人民政府駐地。拉波鎮派出所、衛生院、林業工作站、小學、幼兒園都設置于此。村里有一座寺廟，一家郵政所，一個村民活動中心廣場，兩家超市，三家飯館，一家茶樓。全村共有 62 戶人家，常住人口 200 余人。除個別漢族外，基本上都是藏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文盲率較高。① 中扎村藏傳佛教信仰深厚，幾乎每家都有一位成員出家，僧人備受尊敬，村里經常舉辦各種宗教活動。村民收入主要來源于傳統種植業、畜牧業、采集業(冬蟲夏草、松茸、黃芪等野生植物)和外出經商打工。20 世紀 80 年代后，一批中扎村民遠赴海外發展。多年打拼之后，他們近年來又陸續返鄉創業，帶動了當地的鄉村建設。2018 年中扎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國傳統村落名單，2021 年被列入四川鄉村振興重點幫扶村名單。

　　筆者對中扎村的研究，緣起于結識了村中一位海外歸國藏胞——DZJC。他 6 歲隨父母赴美，在紐約長大，20 歲回國。2017 ～ 2019 年間，他在北京華文學院學習漢語。作為他的漢語老師和班主任，這兩年來筆者與他交流密切，建立了深厚情誼。畢業時他聽從父親安排，返回家鄉創業。筆者贊賞他對家鄉的熱愛之情，也非常好奇一個在美國都市長大的年輕人，投身中國鄉村建設，將會經歷怎樣一番文化沖突和文化適應。于是 2019 年 7 月跟隨他一起來到中扎村，進行了一次為期 10 天的試調查。在這期間，筆者接觸到了很多土生土長的藏族農牧民，也認識了更多返鄉的海外藏胞。讓我感觸最深的是，他們的語言生活遠比我們想象的豐富多樣，他們面對的語言困境也遠比我們想象的錯綜復雜。正式調查原計劃在 2020 年完成，因新冠疫情推遲到 2021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8 日。調查主要采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兩種方法。調查對象的選取采用了目的性抽樣、異質性抽樣與滾雪球式抽樣相結合。此次調查以及 2019 年的試調查，一共對 36 位藏族村民做了訪談，其中男性 26 人，女性 10 人，年齡最小的 6 歲，最大的 74 歲。一共采集了 52 段訪談錄音資料，其中最長的 326 分鐘，最短的 33 分鐘，還獲取了 96 份語言景觀資料和 31 份觀察日志。鄉村社區在社會文化上通常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排外性，民族地區更是如此。筆者與重要調查對象有師生關系，憑此身份順利融入社區，得到了村民的充分信任，從而保證了研究數據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2017 年 10 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三農”專家溫鐵軍(2018：12 ～ 13)認為，鄉村振興不僅僅是鄉村的事情，它是中國應對全球危機的出路。這就要求學界讀懂鄉村，為這一重大戰略做好理論準備。付義榮(2021)曾對中國農村社會語言學研究現狀做過全面總結，“總體而言，現有的成果還不足以體現中國農村社會語言學應有的學術價值。相對于中國農村社會的快速變化，中國農村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顯然是滯后了”。涉藏農村地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更是嚴重落后于鄉村振興的現實需求。到目前為止，國外鮮有學者開展相關研究。國內近年來出現了少量研究成果，大部分圍繞語言與收入展開(王浩宇 2019b ;李瑞華 2019，2021 ;何竹 2020 ;王海蘭，等 2019)，語言扶貧的意義、方式和作用等是最受關注的話題。也有一些探討語言認同、語言習得等問題(王浩宇 2019a ;羅夏梓平 2020 ;許淇星，等 2020 ;孔祥馥 2021)，主要集中在國家通用語言與民族語言之間的關系上。總體而言，這一領域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急需深入探索。筆者認為，鄉村振興與鄉村語言民生、鄉村產業語言和鄉村語言教育等有密切的關系，學界當務之急應是了解現狀、梳理事實，而非急于給出結論。本文即采取描寫主義的研究取向，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盡可能翔實描述中扎村語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和建議。

　　二、中扎村的語言使用

　　中扎村的語言，按照使用頻率由高到低依次為藏語、漢語和英語。藏語的使用情況比較復雜，受方言、宗教因素影響呈現出多種變體;漢語有普通話和方言變體;英語的使用相對簡單。

　　(一)藏語

　　因地理分布極其廣闊，衍變進程極其漫長，藏語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方言。在藏語方言問題上，國內外學者至今眾說紛紜。意見相對統一的是將藏語分為衛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其中，衛藏方言分為前藏、后藏和阿里 3 個次方言，康方言分為牧區、北部和南部 3 個次方言，安多方言分為牧區和農區 2 個次方言(陳榮澤 2016)。按照這一說法，拉波鎮一帶的方言屬于康方言的南部方言。現實中藏語方言的紛繁復雜程度，遠超人們想象。ZMYX(18 歲)剛剛高中畢業，她講述了求學過程中藏語方言帶給她的困擾。

　　筆者：你什么時候開始感覺拉波話和別的話不一樣? ZMYX ：我們小時候就在村里上學，這邊都說拉波話嘛，那時沒什么問題。而且，我也不曉得怎么回事，學普通話一點兒不難。我藏文課一直不好。(笑)筆者：小時候都在村里上學?然后出去上中學? ZMYX ：對，那時候沒什么感覺。后來初中就要去縣城上學。哎，倒霉了，完全聽不懂理塘話。那時候又小，就每天感覺好痛苦，不想上學。那段時間最難受啦!后來有了幾個好朋友，就好些了。嗯，我們幾個就說普通話，他們也和我說普通話。后來又去瀘定上高中，大家都說普通話，就好多了。筆者：高中班里都是藏族同學嗎?也有漢族同學吧? ZMYX ：對，有藏族人，也有漢族人，大家都說普通話。

　　村民習慣把理塘縣城的藏語方言稱作理塘話，把拉波鎮的方言稱作拉波話。中扎村只有幼兒園和小學，上初中必須去理塘縣城。讀過初中的村民都經歷過 ZMYX 的困擾。理塘縣至今沒有高中，初中畢業后若要繼續求學，就得去瀘定、康定或成都上寄宿學校。拉波話和理塘話差別很大，卻和鄰縣的稻城話接近，稻城縣城的藏語方言被稱作稻城話。因此，村民外出打工、購物或就醫都首選稻城縣城，而非理塘縣城。他們都表示，這種方言不通的情況在涉藏地區很常見，事實上并不存在藏語通用語。

　　對僧侶群體來說，卻存在著一種藏傳佛教通用語，它可以在不同的涉藏地區通行。這是一種特殊的藏語變體，必須經過專門訓練才能掌握。一方面是因為它含有大量佛教詞匯。一個人即使學習藏文，若沒有接受專門宗教教育，也不可能理解佛經。DZJB(20 歲)是一位大學二年級學生。一次佛教法會上，筆者和他坐在一起。開法會時每個人拿到一本佛經，僧人們高聲誦唱，信眾們手捧經書。筆者：你都能聽懂嗎?這本書都能看懂嗎? DZJB ：大概一半多吧，很多詞聽不懂，也不認識。筆者：是嗎?我以為你們上過學，都懂呢。 DZJB ：不是你想的那樣，喇嘛們學的和我們學校里不一樣。你看，這里，這里，這些詞都不懂。

　　另一方面它與藏傳佛教的教育傳承模式相關。DZKZ(41 歲)和 GN(37 歲)是兩位僧人，都曾赴印度學習佛法。他們用親身經歷說明了這一點。 GN ：藏語是這樣的，不同地方的人，可以聽懂一點兒，但是說不出來。比如我們去印度的時候，什么地方的和尚都有，青海的、西藏的都有，我們能聽懂一點兒，但是說不出來。西藏話 ① 我們基本上能聽懂，但是我們說不出來西藏話。筆者：對，你們在印度的時候，那肯定是不同地區的和尚在一起，那你們怎么說話呢?因為你們不能只是聽啊，比如你們辯經的時候，說什么話呢? DZKZ：對，是這樣的，它一個寺廟有好多個和尚，然后一個寺廟有一個語言。各種各樣的，一起混的有一個語言。對，這個語言 80% 是西藏話。印度三大寺廟都是這樣子的。筆者：那要是三大寺廟在一起辯經呢?那怎么辦? DZKZ ：80% 是西藏話嘛，然后剩下的 20% 就是各種語言混在一起。筆者：所以你們在一個寺廟里會有一個大家都能聽、都能說的話。那個話和你們的拉波話還不太一樣? GN ：對，我們說拉波話，人家聽不懂。筆者：所以你們會說拉波話，但也會說這種寺廟里的話。就是因為你們去印度學習過。 DZKZ：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平時碰到一些人，一說話我們就知道他們也去過印度寺廟。我們聽他們說話就聽得出來。所以是有這樣一種語言的。筆者：那你們剛剛去印度寺廟的時候，肯定也聽不懂吧? DZKZ ：對，剛剛去的時候也聽不懂，會比較難。就是我們老家的一些和尚，那些先去的，我們就跟他們慢慢學。但是差不多一兩個月就學會了。筆者：哦，也就是說，你們到了印度，要先學一下寺廟的話，然后才能在那兒學習佛法。 GN ：對，一定要先學這種語言。挺難的，但那時候年紀小嘛，一下子就學會了。要是讓我現在學，就不行啦，學不會啦!(笑)

　　村民普遍認可這種說法。藏傳佛教格魯派著名的三大寺廟(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是僧人們學習佛法的最高學府，所有格魯派僧人都以能去那里學習為榮。學生來自不同藏語方言區，為了教學和生活方便，三大寺廟就逐漸出現了一種以拉薩方言為基礎的藏傳佛教通用語。它在三大寺廟略有不同，但可以實現互相交流。僧人們學成返鄉，會繼續使用這種通用語向其他僧人傳授佛法，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種在涉藏地區通行、僅供僧侶群體使用的藏語變體。調查期間，曾有四川省稻城縣、鄉城縣和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一些僧人來訪。十幾位不同地方的僧人圍坐在一起，交流極其順暢。此時其他村民，不論男女老少，都只是安靜地傾聽。一方面是為了表示尊敬，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語言無法溝通。

　　(二)漢語及英語

　　村民與外界交流最常用的語言還是漢語普通話。QR(47 歲)是中扎村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在海外僑居多年，2017 年回國創業。目前在稻城縣經營酒店餐飲，經常去成都、康定、昌都等地出差。 QR ：我沒有上過學。(笑)但我特別喜歡學漢語，我就喜歡和別人說漢語。為啥?漢語太有用啦!筆者：出門經常說漢語? QR ：對呀，幾個藏族人一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能聽懂一點兒，但說不出啊，這樣子就說漢語。漢語比藏語有用多啦。筆者：我聽他們說你會說拉薩話、安多話什么的? QR ：會一點兒，在美國那時候做藏族同鄉會嘛，這里那里藏族人都有，就會說一點兒他們的話，但不行，做生意根本不行。

　　僧人外出辦事，比如去外地開會、陪村民看病等，一般也使用漢語普通話。上文的僧人 DZKZ 是寺管會的成員，參與經營村里的兩家超市，對外聯絡頻繁。 DZKZ ：我們藏族人都是不同的語言，康巴、安多那些。筆者：你們不同地方的說藏語的人怎么溝通呢? DZKZ ：我們在一起就是不同的話，所以就直接說漢語了。筆者：直接說漢語嗎? DZKZ ：對，我們去哪里都是這樣的。去給超市進貨啊，去醫院里面啊，我們就說漢語了，我們也不懂他們的藏語。筆者：其實你們藏語，拉薩話不就算是你們的標準話嗎? DZKZ ：拉薩話只是那么說，差不多是標準話，但是好多老百姓都聽不懂。

　　受藏語影響，大部分村民的普通話都帶有口音，但和四川方言有明顯區別。他們都聲稱自己說的是普通話，不是四川話。他們或多或少也會說一些四川話，但一般不主動和對方說四川話。他們認為四川話是一種非正式的語言，只能私下說一說，比如會在調侃別人時偶爾冒出一兩句四川話。幾乎聽不到村民說大段的四川話，但能聽到普通話對話。孩子之間用普通話交流，用拉波話和父母家人交流，這種語碼轉換場景很常見。雖然發音并不準確，但村民有說標準普通話的意識，能判斷出別人的普通話是否標準。BMRZ(74 歲)和 BMQC(72 歲)是一對老夫婦，他們基本上不會說漢語，但可以聽懂一些。有一次他們通過翻譯告訴筆者：“你說的漢語好，我們能聽懂。那個山東人說的話，我們使勁聽也聽不清。”(觀察日志，2021-08-06)他們口中的山東人是另一位漢族來訪者，他的普通話帶有山東口音。英語是中扎村使用頻率最低的語言。2019 年去中扎村時，同行的還有一位美國人，他是 DZJC 的朋友。他不懂漢語，也不懂藏語，DZJC 只能和他說英語。那是唯一一次聽到中扎村有人使用英語交流。

　　三、中扎村的語言態度

　　中扎村村民對語言使用、語言學習這兩個話題的討論，隱含著他們的語言態度。語言使用涉及藏傳佛教通用語、藏語方言和普通話，語言學習涉及漢語、藏語和英語。

　　(一)對語言使用的態度

　　村民篤信藏傳佛教，盡管藏傳佛教通用語的使用范圍很小，它仍然被公認為最尊貴的語言。訪談中經常聽到村民說：“師父們說的話是最好聽的藏語。”有一次筆者和幾位村民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一位是僧人。談話氣氛很活躍，大家也互相調侃。后來這位僧人開始念經咒，筆者觀察到其他人立刻沉默下來，氣氛馬上莊重嚴肅起來。不過，村民不主張將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混為一談。如果僧人在非宗教場合使用藏傳佛教通用語，他們既不欣賞，也不支持。日常生活中他們還是認為“普通話是最有用的語言”，推崇使用普通話。LRDZ(52 歲)和 DZHJC(48 歲)是兩位僧人，他們一起講述了村民關于語言使用的觀念。

　　筆者：剛才你們說不同地方的藏族人在一起都要說漢語普通話，你們覺得這樣好嗎? LRDZ ：我們覺得這樣非常好，大家都是共同的。筆者：那你們是不是應該像漢語一樣，搞一個藏語的標準話?你們覺得需要嗎? LRDZ ：(指著 DZHJC)我們兩個說話，說漢語有點不好意思的。但是不認識的人，沒有接觸過的，漢語說起來是最方便的。為什么呢?因為地方不同的時候，語音不同的，這樣漢語說的話比較好。筆者：因為我們漢語也有方言，我們慢慢地各個地方的人都學普通話，你覺得我們藏語是不是也應該這樣?我的意思是，你們藏族人在一起說漢語，你們不覺得有點兒奇怪嗎? DZHJC ：(有點兒著急)這個不是啊，我來給你講一下子。我們不是去過印度嘛，我們下來了，這邊我們如果平時和他們經常講西藏話、拉薩話什么的，那樣講的話，他們會笑你的。所以我們就不說西藏話……啊，他去了兩三年，老家的話就忘記了啊，他們就這樣子擺來擺去。筆者：就像我們漢族人回老家還說普通話，不說老家話，他們會笑你的。 DZHJC ：對，所以就這樣，慢慢我們就直接說拉波話，就沒這種事情了。筆者：但是你說漢語普通話，他們不會笑你嗎? DZHJC：對，那個不會笑的，他們不笑的，他們會覺得你普通話說得還可以，他們就是這樣子。筆者：是不是你普通話說得挺好，他們還覺得你挺厲害的?挺羨慕你的? LRDZ ：對，你說得對，他們經常這么講。 DZHJC ：以前只是一些老師啊、政府里的人啊講普通話，現在必須要講普通話，老師講課都要用普通話。筆者：對，學校里都要說普通話，所以你們普通話說得好，他們會覺得你們挺有文化的。 LRDZ ：對，對，是這樣的，說其他地方的話就不太好。 DZHJC ：我給你講啊，我們這邊以前有一個當兵的，他當了兩年還是三年兵，所以他下來的時候經常說漢語，不說藏語。(笑)然后他們就笑他，你看他，兩三年老家的話就忘了。但是后來這幾年慢慢地就變了，變成現在這樣子了。

　　(二)對語言學習的態度

　　村民反復強調，“以后學好普通話最重要”。特別是那些有外出經歷的村民，更能認識到學習漢語的重要性和迫切性。LRDZH(51 歲)是 DZJC 的父親。他是一位商人，可以說是中扎村鄉村建設的領頭人。他曾在美國僑居多年，領導愛國僑團活動，具有較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走南闖北的經歷讓他深刻意識到漢語學習的重要性。自己工作繁忙脫不開身，就安排兒子先后在成都、北京脫產學習漢語 3 年。從國內外生活經驗出發，LRDZH 認為漢語學習最重要，藏語次之，英語最不重要。

　　筆者：那您在美國那么多年，英語怎么樣呢? LRDZH(DZJB 翻譯，下同)：(笑)啊，只會一點點兒。就會說一點兒口語，還有餐廳里經常用的話。在美國，一直忙著打工啊，后來又開餐廳啊，很忙，沒時間學英語。筆者：在美國學會英語，是不是可以幫助您的事業? LRDZH ：學英語沒什么用的。我在美國是去賺錢的，不是去學英語的。開餐廳，學漢語就夠了。我覺得所有的語言里，還是漢語最重要。筆者：是嗎?您不覺得藏語是最重要的嗎? LRDZH ：我覺得藏語不太重要，漢語最重要。因為拉波話這些都是地方話，我們出去經常語言不通，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是用漢語交流，不管做生意還是什么別的，都是用漢語交流。筆者：照您這么說，藏族人都要好好學漢語。如果這樣的話，那藏語會不會慢慢沒人說了，您有這樣的擔心嗎? LRDZH ：對于孩子們，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學漢語。因為現在的社會不管做什么都要用漢語，做生意啊，上學啊，現在政府不是說要講普通話嘛。至于藏語嘛，有精力就去學，因為我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不擔心我們會變成漢族人。為什么呢?因為在美國、歐洲，不管什么人都是用英語交流，我們也要這樣，大家都用一種語言來交流，所以要以漢語為主。不可能不學漢語，只學藏語，因為說藏語的就這些地方，不可能擴展到其他地方。筆者：所以您的態度是學漢語極其重要。那我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來保護藏語呢? LRDZH ：像活佛、和尚之類的，因為藏經很多嘛，就必須要學習藏文。像我們平民百姓，還是應該以學習漢語為主。其實相比較以前，會寫藏文的人更多了。因為以前學校不普及，大家都不上學，都像我這樣。現在國家大力發展我們自己本民族的語言，所以現在學習藏文的人挺多的。像以前四五十年代，雖然漢語不普及，但是也沒幾個人上過學，藏文知道的人其實很少。除了那些和尚之類的，他們是必須要學藏文的。但是現在像這些孩子們，上小學、初中都有藏文課，所以現在比以前，會藏文的還挺多的。筆者：我覺得您說得非常對。我們國家的藏語學校教育讓更多的人學會了藏文，其實就是保護了藏語，對吧? LRDZH ：對，國家都在大力發展民族語言教育，幫忙我們藏族人，我們自己肯定也會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我不擔心藏語的問題。

　　村民普遍不重視英語學習。絕大多數歸國藏胞即便在海外生活多年，也都只會一些簡單的英語日常口語。DZJC 和姐姐 GRLX(29 歲)從小在美國長大，英語能力接近母語水平。村民們對此不以為然，還有人批評他們的藏語說得不地道。姐弟二人有時會為此苦惱，感覺自己不被村民理解和接受。村中的學生們也坦然接受自己的“中式英語”，只把它當作考試、升學的工具。DZJC 的堂妹 DJZM(21 歲)是一位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她表示：“哥哥姐姐在美國長大，當然英語好。我學英語就是為了應付考試，是啞巴英語。他們從沒教過我英語。不過，我也沒想過讓他們教我。”(觀察日志，2021-08-01)

　　四、中扎村的語言困境

　　中扎村村民還面臨各種語言困境，主要體現在鄉村語言民生、鄉村產業語言和鄉村語言教育 3 個方面。其中，由語言不通引起的出行難、看病難和維權難讓村民最為憂心，反映了他們最實際、最迫切的語言文字需求。

　　(一)鄉村語言民生問題

　　村民最關心的就是與生活直接相關的民生問題。村中公路、電力、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比較完備。有公交線路站點，幾乎每家都購買了汽車，距離稻城機場也只有 1 個多小時車程。可以說村民出行的硬件方面已經沒有什么問題。然而很多村民對外出還是有畏難心理，因為又出現了一種新型 “出行難”，那就是信息化引起的各種出行障礙。智能手機應用越來越廣泛，可即便有了一部智能手機，下載軟件、網上購票、預約酒店、手機支付，對于這些操作很多漢族人尚且需要求助他人，更何況這些藏族農牧民。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各地反復查驗健康碼、行程記錄、疫苗記錄等，都讓村民望而生畏。調查期間疫情防控一度收緊，連去村中的超市都必須出示健康碼。很多村民不會操作，就隨身攜帶身份證，請店主幫忙記錄身份信息。

　　外出看病更是難上加難。小病尚可在村里的衛生院解決，嚴重一些就要去縣城。村民常去的醫院是稻城縣醫院。筆者曾去稻城縣醫院做核酸檢測。那里不需要提前預約，但從排隊掛號到醫生診療，整個過程必須使用漢語。從檢查報告到診療結果，也全都是漢字。如果病人聽不懂漢語，或者不認識漢字，根本不可能弄清病情。很嚴重的病，那就必須去成都了。疫情期間成都醫院實行網上預約看病。去成都看病，對很多村民來說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從出行、食宿到就醫，方方面面都需要求助親友。所以一些村民生病了，干脆就拖著不去醫院，直到實在撐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外出就醫。而且，有些村民即便去了大醫院，也聽不懂醫囑，看不懂處方，往往最后還是耽誤了治療。2019 年筆者遇到一位村民，他的腿非常疼，幾乎無法走路。他說半年前曾去過一次成都的華西醫院，當時既沒開藥，也沒給他做治療，結果病情越來越嚴重了。找出他的病歷資料，筆者看到醫生處方既有藥物，也有復診要求，但他和家人完全看不懂。DZKZ 和 GN 將村民出行、看病的語言困境描述得非常清楚。

　　DZKZ ：我們現在外地去的話，只說說漢語就不行啦。必須要懂漢字，寫漢字。以前我們這邊親戚，或者朋友，或者家人，病了的話，我是第一個人去的，帶他們去的，所以我就懂一點兒漢語啊。現在不行，必須要手機里面，那些掛號啊，取那個照片啊。什么東西都要漢字啊，或者手機啊。那些我們現在就搞不懂啦，就不行啦。我也想學習漢字。筆者：對，你說得對，所以你感覺只會聽和說不夠了。 GN ：很多手機上的內容啊，那些健康碼什么的，我們都不會，就找小孩兒。來，小孩兒，你弄吧，你弄吧，我們也不會弄。(笑) DZKZ ：現在越來越發達了，都要寫字的。 GN ：去醫院掛號，手機上的;你去買票的話，手機上的。現在一點兒都不會呀。

　　DZKZ ：是的，全部都不會。以前只要懂一點兒漢語就行了，去醫院這邊問一下，那邊問一下，就直接混過去了。 GN ：對，這些你們是小的事情，但是我們就是很大的問題。手機里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比如說，你有錢去成都哪里啊，你沒有文化的話，滴滴都打不到。比如說在成都，機場去的話，打個出租車，50 塊錢、40 塊錢嘛。會坐地鐵的話，只要兩塊錢(用手指比畫數字“二”)，這個就是文化的差別。去年我就找一個人幫忙我翻譯，用滴滴打車。 DZKZ ：現在都是網絡時代，都在手機里面或者電腦里面搞。你跟不上時代就跟不上了，只會說就不行啦。 GN ：這是文化的差別。我自己感覺一定要學，我也自己在學。比如說，手機里面弄，銀行里面不要去啊，手機里面直接轉賬啊。不然這邊排隊，去了話太麻煩了。我現在知道了，就是自己缺文化的原因。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漢字的重要性。學會漢字對我們的生活幫助很大，辦什么事情也方便。

　　對很多村民來說，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是一樁難事。他們往往會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們大多不清楚有哪些維權渠道和維權方式。線上政務服務系統貌似便利，其實都建立在漢語讀寫基礎上。即使找到線下辦事人員，一般也被要求提供書面證明材料。村民一聽到需要遞交書面申請或證明，通常就直接選擇放棄維權了。2019 年筆者曾去山上看一些村民的老房子。今年那些房子都不見了，據說是以移民搬遷的名義被拆除了。被問及是否得到了搬遷補償款，一位村民表示：“我們家只拿了一點兒，有的人家多。我們那時去問，那些管這個的人跟我講：‘就這個文件，這里邊這么說的，你們自己去看吧。’我哪里看得懂!人家也有家里人看得懂的，就跟他們要錢。說是要寫個什么東西，寫了錢就比我們多。我們也不會，唉，我們也不懂，就這樣算了吧。沒文化就是這樣。”(觀察日志， 2021-08-02)還有的村民有資格申請助農免息貸款，聽說手續煩瑣就考慮放棄優惠了。

　　(二)鄉村產業語言問題

　　鄉村產業升級也是中扎村的一大難題。村民基本上還延續著傳統的農牧業生活。一年當中有兩段時間最忙碌：一是 4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采集冬蟲夏草，二是 7 月至 8 月采集松茸。中扎村出產優質蟲草和松茸，這兩種產品價格昂貴，所以村民大部分收入都來源于此。調查期間，正趕上村民采集松茸。村里設有 3 個松茸收購點，收購價格每天上下浮動，基本保持在 100 元 / 斤。收購商都是拉波鎮本地藏族人。他們每天把新鮮松茸運到稻城的松茸交易市場，賣給那里的藏族商人，每斤只賺幾元錢。這些商人又把松茸批發銷售給全國各地的商人，他們再以 200 ～ 300 元 / 斤的價格賣給消費者。成都等地的商人還把松茸出口到日本、韓國，其售價高達 600 ～ 700 元 / 斤。上述產銷鏈(藏族農民—— 藏族收購商—— 藏族批發商—— 各地商人—— 消費者)，村民們并非不了解，那他們為什么不跳過中間商，直接把松茸賣給消費者?除了市場渠道、物流倉儲等因素外，語言障礙也是一個原因。筆者曾為一些村民演示網上直播，他們都表示：“太復雜了，弄不懂。沒辦法跟漢族人直接打交道，還是這樣比較省事。”(觀察日志，2021-08-05)

　　DZJC 想做出一些改變。他打算成立一個拉波鎮土特產公司，已經找到了幾位有合作意愿的漢族投資商。可撰寫產品策劃書卻讓他犯難。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遇到漢字“攔路虎”了。雖然一直都在努力學習，但對他來說漢語畢竟不是母語，遇到語言要求較高的商務應用，他還是覺得壓力很大。所以他經常請漢族人代寫文書。不過，即使別人寫完了讓他讀，他也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DZJC ：我覺得我們上課學的好像跟寫這個，就是兩回事。

　　筆者：怎么叫兩回事呢? DZJC ：你知道我們的合同啊，那些東西都是請人寫的嘛。我不是給你講了嘛，我們找了一個漢族人經理。但我給你講啊，他寫的那個我其實真的看不懂，就是什么呢?哎，怎么說呢?那些漢字我好像都知道，但是它們放在一起我不知道它們在說什么。筆者：哦，是的，這里是會用一些比較專業的詞語。 DZJC ：就是這樣啊，所以我說啊，跟課本上不一樣嘛。

　　(三)鄉村語言教育問題

　　國家大力推廣通用語言文字，村民對這一政策不僅完全理解，而且絕對支持。但目前針對普通群眾的鄉村語言教育近乎空白，村民缺乏正規有效的學習渠道。除了在校學生，其他村民的漢語學習處于自發無序狀態。學習質量低劣，發音、書寫不規范比比皆是。畢竟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像 DZJC 那樣，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和金錢學習漢語，他們只能想盡辦法自學漢語。有的使用小學語文課本，跟孩子學習漢語，有的尋求漢族朋友幫助，還有的用手機下載學習軟件或瀏覽漢語短視頻。訪談對象無一例外，都表達了學習漢語的愿望，但請他們具體描述學習困難和需求時，大多數人都語焉不詳、含混不清。表述最清晰、最明確的還是文化素質較高的僧侶群體。所以本文選取了 3 位僧人的訪談片段，作為村民意見的典型代表。他們的漢語學習情況分別處于低、中、高 3 個階段：LRJY(51 歲)漢語水平較低，必須借助翻譯交流;JC(49 歲)漢語聽說流利，但不能讀寫;LRZR(55 歲)漢語水平較高，有更高層次的學習要求。

　　LRJY(PC 翻譯)：我非常愿意學習漢語，但是我現在只能用手機里的軟件自己學習，而且我發現軟件翻譯過來的漢語有非常大的差異。其實我們寺廟里很多僧人都有學習漢語的愿望。非常希望你們能夠有你們的方法，幫助我們學習漢語。可以請你們的老師來教我們，或者我們去你們那里學習，這都是可以的。我以前也去縣里說過，要求給我們請一位漢語老師。但是他們就沒有派老師，什么情況我們也不知道。還有，我給你們一個建議吧，如果字典里能夠翻譯藏語就非常好了。去年暑假的時候，有周邊的一些小孩子在寺廟里補課，就非常地麻煩了，藏語、漢語翻譯的書非常地少。希望你們是國家的機構，能夠召集一些人才，把那些《新華字典》什么的能夠翻成藏語就好了。

　　JC ：我在山東的時候，就請了一個漢族人，教了我兩個小時拼音，然后我就自己學。慢慢就能和漢族人說話了，后來也能給弟子講課了。但漢字是一個也不會寫，沒有拼音的話也不會讀。發音也不好，可能因為你是教外國人的，所以你能聽懂我說話。我的弟子們，和我一起時間長的還好，已經聽習慣了嘛，新的弟子經常問：“師父啊，你說的是什么啊?能再說一遍嗎?” 就這個樣子，發音不行，讀和寫一點兒都不行，我必須還要學。我們說愛國愛教，不會漢語，法律啊、這些規定啊什么都不懂，這怎么行。

　　LRZR ：我跟一個漢族人學過一陣子漢語，后來我感覺不太好，因為他是河南人，有河南口音。后來我就一直自己學，看電視啊，看書啊。我很喜歡看電視，我喜歡看歷史的電視，我就一邊看電視一邊學。接下來我是打算詳細地學一下這個漢語。我的弟子里面也有一些有學問的人，我想知道怎么樣子跟他們溝通。讀文章很多地方，比如句號、逗號我都不怎么懂。哪里結束了用句號，哪里用逗號，我都不怎么懂。我現在漢語寫文章不行，幾句話啊，寫個字啊，還可以，但是整個寫的話不行。我現在看漢語的時候，很多內容不怎么明白，沒有藏文的我不行，藏漢對照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希望你們能教我怎么讀文章，我很想讀一些世間的文章，因為佛法的基礎我們都很好了，就是世間怎么跟人溝通有些問題。比如現在我們兩個人溝通的時候，有一點兒說不出來的、很多的不懂的感覺。我從小出家，對社會很多東西都不懂。我們國家的歷史啊，政策啊，法律啊，我都不懂的。我很想多了解這個社會，了解人們在想什么、關心什么。我最想讀這個時代的，比如魯迅、毛澤東、鄧小平的思想。他們的思想就是為國家、為人民服務，所以我這里面學一學，肯定學得到很多東西。我現在只能看看電視學習他們的理論，我非常佩服他們。

　　五、結　語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針對鄉村區域差別做出了引領區、重點區、攻堅區三步走，梯次推進鄉村振興的部署。中扎村屬于攻堅區鄉村。從本次調查來看，涉藏地區鄉村振興任重道遠。根據布爾迪厄的社會理論，可以從兩方面做進一步思考。

　　(一)社會是一個語言市場。正如經濟市場，我們的社會同樣存在語言市場：各種語言變體就是各種語言產品，它們具有不同的語言價格;語言價格的形成遵循一套市場規則，擁有語言資本的人有權力影響價格的形成并獲得語言利益;語言市場中必然存在不平等、壟斷和審查制度(Bourdieu 1993 ：78 ～ 89)。中扎村的語言市場，一共有 6 種語言產品。其中包括兩種藏語變體：一是藏傳佛教通用語，供僧侶使用，尤其是在正式的宗教場合;二是拉波鎮方言，供村民日常生活使用。兩種漢語變體：一是漢語普通話，用于藏漢交流和不同涉藏地區之間的交流;二是漢語方言，用于四川方言區交流，偶爾用于村民日常生活。兩種英語變體：一是近似母語的英語，被極少數人用于中外交流;二是中式英語，純粹被當作應試工具。

　　中扎村的高價值語言產品，是藏傳佛教通用語和漢語普通話。它們在使用過程中，都同某種正式目的、事件或活動相結合。語言使用的背景和條件越正式，使用者越需要被授權。藏傳佛教通用語和漢語普通話的使用者必須具有語言合法性，比如必須擁有學習證書，必須發音正確、拼寫規范等。在正式或官方場合，方言使用者顯然無法通過這些“語言審查”，所以只能陷入沉默狀態。方言也不被推崇，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英語在中扎村價值最低，因為它沒有市場。或許它在中扎村之外的語言市場具有價值，但在這里“只能用一種簡單的規則來理解，那就是一種沒有市場的語言能力會變得無價值，或者更確切地說不再是一種語言資本，而只是純粹語言學意義上的語言能力”(Bourdieu 1993 ：81)。如前所述，藏語受地理、交通制約分化為三大方言，次方言、方言片數不勝數，尤其在康方言區，可謂一溝一語。更為錯綜復雜的是藏語還有 3套表述體系——敬語體系、宗教體系、老百姓體系，各有不同詞匯，僅“太陽”一詞就有 30 多種表述。藏傳佛教通用語在語言市場上價值雖高，但只適用于宗教人士。藏語的這種客觀現狀，嚴重阻礙了藏民之間的語言互通，更不利于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此，在涉藏地區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

　　(二)信息就是力量。隨著社會信息化和信息社會化，“知識就是力量”已經演進為“信息就是力量”。當代社會中知識的信息化主要表現為知識的符碼化。符碼化加強了擁有語言資本的人對語言價格的控制力和對語言產品的壟斷力，信息制作和傳播網絡愈加集中在少數社會力量的控制之中，“真正知道，并能決定和操作知識論述的形式、意義和標準的人，只是少數具有特別權力關系的科技人員或專家”(高宣揚 2005 ：273)。以漢語使用為主體的科學技術力量，使得漢語普通話在信息化語言市場中占有絕對優勢。長期以來藏民較低的知識償付能力，即較低的知識投資和智力投資程度，決定了大部分藏民在信息化語言市場中只能處于被動狀態。

　　高度信息化的語言市場形成了一套針對使用者的更加苛刻的語言審查制度：他們不僅需要在具體社會情勢下靈活運用的聽說讀寫能力，還特別需要以處理用戶名、密碼及其他各種人工符號為優先的數學程序操作能力。這讓中扎村陷入了一種新型語言困境：只擁有藏語能力的村民徹底失語了，包括那些擁有藏傳佛教通用語能力的僧侶;僅具備漢語普通話聽說能力的村民，這一能力也基本失效了;少數具有讀寫能力的村民，面對信息符碼化的純數學性質，也會感到緊張無措、窮于應付。中扎村的語言困境，實質上是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的雙重困境：一方面尚未掌握服務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通用語言文字，另一方面又遭遇到了后現代化的信息爆炸和信息萬能。從語言規劃角度，對癥雙重語言困境，建議加大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力度，掃除農民的語言文字障礙。具體來說，一是培養農民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滿足日常生活的語言需求;二是培養農民的語言文字信息處理能力，優先解決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語言民生需求;三是積極發揮新鄉賢作用，對鄉村中的經濟或文化精英人物精準培養，充分發揮他們在語言能力上的引領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