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重寫宋明理學史的若干思考

　　摘 要：重寫并探究宋明理學史，是梳理宋明哲學思想系統的重要舉措，能夠幫助人們在重溫宋明理學經典的過程中，對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演變過程，進行再闡釋與再探究。挖掘其自身所蘊含的思想內涵與文化價值，探究古代哲學體系的發展脈絡及問題，使宋明理學史真正成為影響并促進現代哲學研究的關鍵和依托。本文分析宋明時期思想理論梳理的重要性，探究宋明哲學史中的哲學性，分析其中探討的哲學問題，以期為國家現代哲學研究提供必要的依托和抓手。

　　桑娟喜， 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 發表時間：2021-10-22

　　關鍵詞：重寫;宋明理學史;思考

　　系統梳理宋明時期的思想體系、思想文化及思想哲理，是宋明理學史重寫的前提條件，關乎著理學史重寫在現代哲學研究、文化傳承及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價值。然而在重寫宋明理學史的過程中，必須對宋明理學史的哲學性及其探討的哲學問題有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使宋明理學史更契合現代文化、現代經濟及新時代發展所提出的訴求。

　　一、系統梳理宋明思想

　　在時代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視域下，人類對“思想演化”的把握，是不斷深化的，重新“分疏”思想史也被不斷提上日程。重寫宋明理學史似乎與后者存在聯系或關聯。在思想闡釋層面，重寫理學史擁有兩層側重。首先是側重描述，主要包括將“歷史演化”與“發展中的思想”綜合性地“描述”出來、介紹出來。因此在書寫工作中，應著重書寫前人沒有提及的文本或人物，并將其進行全方位地敘述。其次，著重解釋。即根據歷史思想發展的邏輯趨勢與整體脈絡，提出全新的理論模式與解釋框架，對該時期的思想進行系統闡釋與分析，并提升敘述的針對性與有效性。

　　理學是儒學在明代、宋代的演化形態，被西方學者稱為“新儒學”。在隋唐、宋明等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儒學擁有不同的歷史內涵和思想形態，是宋明理學形成的根基。因此將宋明理學界定為新儒學，擁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特別是在儒學演化與宋明發展的過程中，人們或多或少地發現其潛藏的思想關聯。與此同時，儒學與理學之外的思想學派或哲學流派也存在著鮮明的互動關系，理學是儒學歷史發展所衍生的新形態，對其他形態的發展，起著或多或少的作用和價值。而從其他學派的互動來看，這種聯系又擁有鮮明的遞進性與融合性。比如釋道與儒學的互動，能夠發現不同思想文化在自身完善與發展中，會借鑒或融合其他思想體系的“優勢”，使其轉變為自身的“原動力”。由于宋明理學與儒學擁有先天的思想優勢，對各歷史發展階段的文化進行了吸收，因此能夠得到更好地傳播。其他學派或流派也潛移默化地吸收宋明理學的精髓，使自身的傳播根基得以夯實。譬如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學與儒學發生了諸多層面的互動與關聯。然而宋明理學在多元流派發展的氛圍中，或多或少會受到影響，其闡釋的理學，也會呈現出多元性、多樣性的發展特征，使宋明理學研究的難度大大提升。總體來講，由于宋明理學在歷史階段處于諸多流派和學說中，系統梳理宋明時期的思想體系、流派體系及哲學體系，能夠為其更好地呈現與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使其成為影響我國現代哲學研究、理學研究的關鍵契機。

　　二、宋明理學的哲學性

　　宋明理學史的重寫顯然不能局限在歷史描述的維度上。從哲學高度上對其進行闡釋和理解，逐漸成為人們回溯理學發展脈絡的重要內容和主要方向。理學是儒學在宋明時期發展的特有形態，理學擁有較為獨特的“理論”“命題”“概念”系統以及“表達”形式，如“人心”“道心”“心性”等。這些不僅是宋明理學研究的關鍵問題，同時也是其理論與概念表述的基本形態。除此之外，哲學理論表述、概念表述還蘊含著較為普遍、鮮明的哲學內涵。因此在“再分析”與“再梳理”宋明理學中，人們不僅要關注其特殊形態，還應關注特殊形態潛藏的哲學內涵。假如只關注特殊形態，將導致中國思想缺失“哲學性”;如果只關注哲學而忽視理學，又將導致理學的缺失。所以在整體層面上，應避免上述兩種問題的發生和出現，使宋明理學歷史的理學與哲學相互呼應、相互融合。

　　要想重構通史性強的學術著作或思想著作，形成擁有內在結構與脈絡的理學系統，并非易事。需要協調好“學術歷程”與“思想觀念”，使思想著作在邏輯與哲學上前后融貫。理學與哲學的內在關聯源于儒學的主脈，即儒學是以關注人道與天道為抓手的思想形態，而理學是儒學歷史演化的新形態或新階段。在理學發展的過程中，對人道和天道的關注，又呈現出全新的特征和特點，但同時也鮮明地揭示了儒學和理學之間蘊含的繼承關系，使理學在人道與天道問題的探究中表現出全新的發展特征和內涵。天道與人道是中國哲學特有的思想概念，蘊含著較為普遍、突出的哲學問題。天道所談及的問題，又是哲學領域探討的問題，如“如何存在?”“何物存在”等。而在理學研究中，這種問題主要是圍繞“心物”“道器”“理氣”等關系的闡釋或描述來展開的，注重物質世界隱含的哲學問題。人道是儒學的核心概念，在內在層次上關注“何為人”，并通過探討天道與人道之間的關聯，提出“理想的人”的概念。宋明理學中有關“知行”“理欲”“性情”“心性”等問題，何嘗不是對傳統儒學的衍生與推進。探討氣質之性、天地之性、理欲之性的發展定位，以及道心和人心的分辨，是宋明理學深化傳統儒學的根基，同時也是其哲學性得以彰顯、深化的關鍵。在宋明理學史的重寫中，要加強哲學性的強化與優化，注重對“心”與 “理”的定位與解析，使宋明理學史逐漸成為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哲學相互交織的關鍵和根本。此外，宋明理學在吸收佛學及相關流派的過程中，也對其哲學理念和思想進行了歸納和吸收，使理學所擁有的哲學屬性更加清晰、系統。比如在吸納佛學思想時，理學將佛學所描述的六道思想、功德思想以及眾生平等思想進行了分解與吸納，并通過對“天性”與“心性”的論證，重新審視了其蘊含的哲學思想或哲學理念。而在西學東漸時期，理學哲理又對西學所探究的哲學問題進行了重新梳理，將其與理學思想相近的“哲學理念”，融入理學所探討的“哲學問題”中，重新建構了自身的“哲學性”。

　　三、宋明理學史中的哲學問題

　　理學應與“理”結合起來。“理”架構了理學的核心理論與概念，在內在含義上蘊含著諸多對人“義務” 與“責任”的規定，并能以規范和原則的形態表現出來。在該背景下，天道與天理逐漸成為“秩序”的特殊形態，擁有規范、規則、德行等發展特性[1]。“理”還與“自然”“必然”“實然”相涉。在探究“理”的現實根據中，人們需要深入探究“實然”與“當然”的關系。“實然”是對世界本質的概括，與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發展存在緊密關聯，并對“人理”的形成與衍生，發揮著難以替代的功能。如果用西方哲學的角度來看待宋明理學的內在邏輯則發現，客觀邏輯決定著社會秩序，而社會秩序又對人的發展和塑造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天道擁有鮮明的秩序性，通過“禮之行”與“經之行” 表現在“人道”中，使“天”與“人”真正地得到了融合與統一。

　　此外，宋明理學還注重對“心體”的追問和探究，關注“自然”與“自然”的內在聯系，注重“本然”與 “實然”的體現，強調“本然”與“世界”的關聯，強化對“必然”與“當然”的呈現和展示，注重對經驗領域的探討和追問。宋代理學家朱熹在經驗領域的角度肯定了“理”為世界之本的觀念，并將其上升為特定的必然。而以心立論的明代理論學家王陽明注重“物” 與“心”之間的關聯，關注“意義世界”的建構。然而在“物”與“心”的“互為體用”中，傳統意義的 “理”會受到絕對性與至上性的抑制，呈現出“意識超然”的特征和特點。“心”所體現的“意識”或多或少會受到經驗領域的影響，以世界的偶然為依托，將“心性”凸顯在“物質世界”中，成為“心”與“物”關聯的紐帶。但在宋明理學的深入探究中，我們能夠發現，王陽明所探究的“心”與“物”關系，主要體現在自然規則與人類發展之間，即生命與自然秩序的關聯，以及“意”與“情”對自然趨勢的涉及。而“心體”建構的意義世界則指人類精神與物質世界的關聯。所以在某種程度上，王陽明所探討的“心性”問題，是探究人的 “情”“德”“意”，與自然趨向或者說是“天性”之間的關聯。它的“心體”或“心”通常擁有鮮明的“二重特性”，即“當然”的“理”與個體的“意”，能夠與生命個體的“情”“身”“德”關聯起來，將“人化”與“天性”融入“心體”中。對上述問題的多方面與不同側面的探討，形成了宋明哲學發展的哲學畫卷[2]。我們在宋明理學史重寫的過程中，需要對這類問題進行深入思考與梳理，使其從單純的描述，發展為對理學形態的革新和強化，發揮出應有的價值與意義。

　　四、結語

　　宋明理學史的重寫不是簡單梳理并整合重大資料或歷史經典的過程，而是在新思想范式下對宋明哲學史的意義重構與問題加深。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相關學者或專家重點突出宋明理學所蘊含的哲學性，強化其探討的哲學問題，使宋明理學史重構成為影響現代哲學發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