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齊地教育思想英譯與傳播研究

　　[摘 要] 先秦齊地教育思想對中國教育思想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教育思想不僅包括學校教育，還包括道德教育、經濟教育、軍事教育、法治教育等多個互為交融、相互影響的層面。通過梳理先秦齊地教育思想，從微觀上對文本進行語言解析，從宏觀上探討影響翻譯活動的場域、慣習、行動者網絡等社會學各要素，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促進翻譯傳播網絡的建立與發展，助推中國文化更好走出去。

　　本文源自李宗政， 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7-01

　　[關鍵詞] 先秦齊地; 教育思想; 英譯; 傳播

　　引言

　　先秦齊地是一個泛在的歷史、地理概念，存在于先秦齊國建立前后千余年時間。其范圍隨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但在一般概念上是指地處黃河下游的山東半島區域，包括今天的膠東半島、魯北平原及其山前地帶[1]，是齊魯文化乃至中華民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具有很強的社會與政治功能，旨在對民眾教化、風化、導引以達其安民目的[2]。教育思想應是多層面、多維度的，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對社會穩定、發展與進步以及民族融合都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因此，教育思想及其英譯與傳播研究不應局限于一般概念上的學校教育研究，還包括道德教育、經濟教育、軍事教育、法治教育等多個互為交融、相互影響的思想層面。

　　一、先秦齊地教育思想研究現狀

　　先秦教育思想已得到教育及史學界的一定關注，出現了大量研究專著與論文，但主要集中于思想內涵或當代國內影響方面，且以狹義的學校教育為主，幾未涉及廣義的教育思想層面，更不用說基于此的英譯與傳播研究。先秦齊地教育思想主要集中體現在《管子》，并散見于先秦諸子其他典籍及其后眾多典籍中。由于先秦社會正處于動蕩不居、學術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初具雛形，但尚未完全形成教育思想的統一。這些思想歷經相互間的碰撞、交融與妥協，以及與后世外來文化的對弈與融合，逐步影響并確立了以儒家教育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教育理念，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思想與文化教育的基礎，為后世學者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也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各社會形態的形成與發展，為中外思想交流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礎。

　　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翻譯與研究歷史悠久，但基于先秦齊地教育思想的英譯研究起步較晚，且研究成果很少。中國文學的英譯最初主要由拉丁語或法語等語言轉譯而成，后來隨著中英貿易的發展，英國自 19 世紀前葉拉開了中國文學直接英譯的序幕[3]。在歷史上，先秦典籍在西方英譯與傳播的主體為傳教士與漢學家，尤其是理雅各英譯《中國經典》，在西方引起轟動，歐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后來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與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國內也先后涌現出一些典籍英譯研究者。由此可見，先秦齊地教育思想英譯研究就是伴隨著中國典籍的外譯、英譯而逐步興起的，歷經轉譯、節譯與“全譯” 的過程，在中西文化的交融過程中逐步進入西方人的視野，但一直未能受到足夠重視。當然此處 “全譯”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全譯，鑒于譯者的語言能力、文化與社會屬性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以及專門性教育思想研究文獻的欠缺，先秦齊地教育思想很難形成真正意義的英譯全譯本，而只能作為典籍英譯尤其是《管子》英譯全譯的附屬存在。就《管子》英譯而言，目前僅有兩個英譯全譯本，分別為美國漢學家李克先后于 1985、1998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英譯出版的 Guanzi—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 ( VolumeI&II)( 《管子—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哲學文獻》第一、第二卷) ，以及翟江月 2005 年于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管子》英譯、今譯四卷本。就其傳播研究而言，雖然先秦齊地文化中的某些教育思想深受各國政要以及漢學愛好者的喜愛，并被奧巴馬、樸槿惠等在不同外交場合引用[4]111 ，但其成果僅散見于齊文化、《管子》《孫子兵法》等在海外的譯介研究中，且以現象介紹為主，未能從翻譯研究的視角來探討解決文化傳播的問題。

　　翻譯的社會學轉向是 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逐漸興起并發展起來的一種翻譯研究新視角，主要借助西方社會學中的場域、慣習、行動者網絡等理論或范疇來進行翻譯研究，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視野。先秦齊地教育思想的形成發展以及后世的翻譯與傳播都是在一定社會視域下實現的，因此，其翻譯與傳播研究離不開對社會學各要素的考量。本文以《管子》英譯兩個全譯本為基礎，梳理先秦齊地教育思想的中英文文本，從更宏觀的社會學視角著眼，從微觀的語言文本入手，力求探索出教育思想英譯與傳播的更佳路徑，促進中國教育思想的國際傳播，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

　　二、先秦齊地教育思想英譯文本解析

　　先秦齊地文化的形成是當時各種地域文化融合的結果，其兼容并包精神促成了先秦齊地學者云集、百家爭鳴的盛況，也為齊地法、道等諸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的融合與發展奠定了基礎[5]，這一切都離不開教育的教化與引導。《管子》在《權修》( 以下凡引此書只標注篇名) 篇中就明確提出了教育的意義，指出“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一樹百獲者，人也”。該論斷強調的不僅是“樹人”的長期性與意義，還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社會效應。在其翻譯與傳播中，無論李克譯文( 以下稱李譯①) 中的 planning for a lifetime，還是翟江月譯文( 以下稱翟譯②) 中的 making a hundred-year plan 都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長期性的特點; 同時譯文中的 a hundred harvest 與 one hundred times more for edifying people 也都體現了“樹人”的社會性。在各國政要及學者的引用與推廣下，該思想必將進入更快的傳播網絡，走向更多的教育場域，促進教育的共同發展。

　　( 一) 學校教育思想

　　先秦齊地的學校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弟子職》中，并散見于其他篇章。該篇作為稷下學宮的學規，內容涉及學生的日常行為規范以及對尊師之禮的闡釋，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第一個較為完備的學生守則，是后世私學、官學、書院等制定教學規范的基礎[6]28 。

　　《弟子職》記錄了很多關于弟子事師、受業、進退、灑掃、饌饋之禮的規范，具體包括“先生施教，弟子是則”“見善從之，聞義則服”“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朝益暮習，小心翼翼”“少者之事，夜寐蚤作”“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等。關于此處的譯文分析可查閱作者另一文獻[7]，該文從翻譯的語言與文化視角，通過具體的翻譯案例指出中華文化外譯應走內外結合之路，爭取最有效地避免文化誤讀與誤譯。

　　除上文所分析的《管子》英譯中的語言性與文化性外，兩位譯者關于學校教育思想的譯文同樣體現了翻譯活動的社會性。關于“弟子是則” 的翻 譯，翟 譯 為 pupils should learn，而 李 譯 為 students take them as standards for their behavior.從字面上來看，前者僅將其視為一般意義上的教與學活動; 而后者側重強調了教育中的言傳身教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譯者對社會場域的判斷，從而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來取舍原文中的信息，可以造成譯文信息傳播效果的差異。同樣在 “敬 奉 枕 席”的 翻 譯 中，翟 譯 arrange 和 李 譯 present 的分歧，也當屬社會學意義上的語言差異。翟江月作為國內學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其譯文更接近原文所表達的意義，但略顯生硬; 而李克雖為漢學家，但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未必能夠完全理解中國文化中的師生之禮，因此其譯文中的 present 會讓譯文讀者誤以為“拿” 或者“遞”給老師，不能真正體現原文中的尊敬、服侍之意，難以真正傳播中國文化中尊師之禮的精髓。

　　( 二) 道德教育思想

　　社會就是學校，生活就是教育。《管子》將道德教化體現在日常習俗中，對社會風氣的形成與傳承大有裨益。作為道家天道觀、法家法制思想、儒家德治論的融合體[6]26 ，先秦齊地道德教育思想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包括道德的含義、道德的重要性、君臣之德、治國之德等，這給其英譯與傳播帶來了極大挑戰。

　　首先是對道德的翻譯。翟譯“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 《正》) 為 Taking care of the common people unselfishly is addressed as virtue. Being of one heart and one mind with the common people is addressed as Tao; 李 譯 為 Loving the people and being unselfish is called benevolence.Wha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s called the way of good government.二者都強調了道德中的無私性( unselfish) ，但翟譯中對道( Tao) 的翻譯很難幫助非中國文化場域的讀者明白其真正含義，易造成傳播過程中的文化沖擊; 而李譯中將其譯成 the way of good government 可以部分彌補讀者的文化空缺現象，減輕讀者閱讀困難，進而降低該文化詞在其他場域中的傳播阻力。

　　此外，《管子》多處強調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積極倡導道德教育以及基于此的國家治理方面的有效性。文中指出“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 《君臣下》) ，并提出臣下之德更應成為必然。“忠者，臣之高行也”( 《形勢解》) ，翟譯 為 Loyalty is the subtlest behavior of court officials; 李譯為 Loyalty is the highest conduct of the minister and the subordinate official.同時堅持臣子對“道”要 求，即“君 若 有 過，進 諫 不 疑”( 《四稱》) ，翟譯為 If the sovereign had done something wrong，they would expostulate with him without hesitation; 李譯為 When their princes committed mistakes，they presented their warnings with no hesitation.此觀點體現的是當時社會的道德需求，也對后世儒家的君臣之德產生重要影響，因此需要譯者準確把握其社會意義，然后使用貼切語言將之翻譯出來。

　　《管子》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以人為本”的思想[8]，堅持以四維為核心的道德教育觀，并貫穿于道德教育始終。如“齊國百姓，公之本也”( 《霸形》) 。翟譯為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Qi should be the roots，李譯為 The hundred surnames of Qi are your base，兩個譯文都體現出要求執政者遵循以人為本的道德教育理念。此外，“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牧民》) 等體現了禮義廉恥的重要性。對此翟譯為 etiquette， righteousness，uprightness，sense of honor，李譯為 propriety，righteousness，integrity，a sense of shame.作為先秦齊地道德教育的核心，禮義廉恥四德經齊國提倡，歷經幾千年傳承與發展，成為我國思想教育的重要內容，對國家、社會的發展與穩定，以及與周邊國家的交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因此正確翻譯該核心詞更顯其重要意義。譯文中尤其是對“恥”的翻譯體現了兩位譯者的翻譯習慣以及翻譯的出發點，中文更傾向于榜樣的力量，因此翟譯選擇 honor 作為譯文的起始點，體現了譯者的社會屬性。

　　作為基本道德規范要求的“六興”“七體”“八經”，兩位譯者在翻譯策略上體現出較大差異。翟江月僅僅采用拼音譯法將其譯為 Six Xing， Seven Ti measures，Eight Jing; 李克分別譯為 six manifestations [of benevolence]，seven forms，eight standards.此處兩位譯者都采用了非“常規”的譯法，因為翟譯更傾向于歸化譯法，而李譯更傾向于拼音加注的異化翻譯法[4]114 。翟譯或許是以史學研究者的身份，從中國文化的視角出發，旨在推出相關文化概念，但這種未經注釋的音譯法勢必給異域文化讀者帶來閱讀障礙，難以產生良好傳播效果; 而李克譯文從譯者自身接受的角度來進行翻譯文化傳遞; 有助于目的語讀者理解并將有助于傳播網絡的建立進而促進文化傳播。此外， “六興”“七體”“八經”僅為原文概念的提煉，并不需要音譯加注翻譯法，以避免譯文讀者的更大閱讀負擔。

　　( 三) 經濟教育思想

　　經濟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德治、法治等國家治理觀的基礎。先秦齊地經濟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的繁榮穩定都具有極大推動作用。尤其是《治國》篇中提出的“富民”之說更是影響深遠，其論斷“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對當今社會發展仍然有重大作用。

　　《管子》開篇就提出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牧民》) ，這充分體現了先秦齊地對經濟基礎的重視，并強調了經濟思想對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為中國古代政治家與史學家長期傳頌。對此，翟譯為 If people have enough food supply stored in granaries，they will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s. If people are not short of food and clothes， they will lay stress on the sense of honor and shame; 李譯為 When the granaries are full，they will know propriety and moderation; when their clothing andfood is adequate，they will know [the distinction between]honor and shame.二者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對原文中“知”的翻譯以及選擇 if 還是 when 來做連接詞的問題。翟譯讓人理解為“如果有……，他們就會重 視 禮 節、榮 辱”，而李譯讓人理解為“當 ……的時候，他們會知道禮節、榮辱”。這兩個譯文雖然重視了經濟基礎，但是忽視了教育的引導性以及人性、社會的復雜性，或者說夸大了經濟對道德規范的作用，進而難以形成異域讀者閱讀過程中的認同感，不利于文化核心內容的有效傳播。

　　在強調經濟重要性的基礎上，《管子》還注重培養人們的危機意識。《重令》篇中提出“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 ……人心之變，有余則驕，驕則緩怠”，這說明經濟狀況制約著社會發展，因此需要加強經濟思想方面的教育與宣傳，避免滋生驕奢思想，避免內憂外患的發生。兩位譯者在譯文中對 arrogant 的強調使用都很好地傳遞出驕必敗的思想。關于“人心之變”的翻譯，翟譯“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與李譯“The change in men’s minds”體現出譯者的社會性差異。翟譯文說明“變”是本性使然，表明一種規律性，體現出譯者對所處社會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而李克所譯僅是對原文字面的直接翻譯，未能完全傳遞出原文應有之意，這或與其對異域文化理解的局限性有關系。

　　《管子》提出“士農工商，四民分業”的思想，不僅是我國最早的關于職業教育的論述，也是經濟教育思想以及商貿思想的直接體現，反映了先秦齊地的社會實際，具有很強的時代性與社會性。重視“傳 幫 帶”的 職 業 教 育 實 踐[9]; 加 強“義” “孝”“敬”“弟”教育以及“政教”與“服習”教育; 重視農業教育，大力發展農業，以農為本，設立 “虞師”“司空”“司田”“鄉師”指導農民進行生產勞作，勸導農民科學勞作、精耕細作。尤其是在《管子》開篇就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牧民》) ，這足以說明對農業教育的重視。翟譯 Whoever has the authority over some land and governs the peopl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four seasons to have all farm work done on time to make sure that enoughgrain can be stored 與李 譯 All those who possess territory and shepherd people must pay heed to the four seasons and watch over the granaries 對“凡”這一概念的強調翻譯以及對“四時”的處理方式，有助于讀者真正理解這一農業教育思想的精髓以及這一思想提出的時代性。

　　重視工匠教育，提出“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 節 其 用，論 比、計 制、斷 器，尚 完 利” ( 《小匡》) ，以滿足農業、軍事等諸多社會需要。在商業教育思想領域，提出“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等，以保證商人有利可圖，促進商品流通與市場、社會的繁榮。尤其是“以周四方” 體現了商業運作范圍的廣度，翟 譯 all over the state 雖易于讀者理解，但 state 縮小了原文所指商業范圍; 李譯 encompass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realm]雖保障了原文中的商業運作范圍，但其商貿之意表達不夠明確，易于增加讀者的接受負擔。

　　( 四) 軍事教育思想

　　《管子》成書是先秦軍事思想進入綜合融匯、全面總結階段的標志之一[10]。其軍事思想在齊文化的沃土中充分汲取眾家之長而自成體系，對古今中國軍事教育思想具有深遠影響。其軍事教育的基本立場是主戰以保證國家的主權; 但同時也主張慎戰，強烈反對輕易發動戰爭; 既認為“兵者”為“尊主安國之徑”，又認為它為“危物也”。這一思想也是當今我國軍事教育思想的根本內容，其英譯與傳播有助于西方讀者正確理解中國的軍事政策，破除中國威脅的謬論。

　　關于用兵的必要性，《管子》指出“君之所以尊卑，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 《參患》) 。翟譯為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a sovereign and the safety of a state is the army; 李譯為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rmed forc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prince is despised or respected or whether his country is safe or endangered.其 中 翟 譯 中 的 safeguard 更 能 表 明 “兵”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衛主權，“所以輔王成霸“( 《兵法》) 。要保持國家的主權不可僵兵息武，務必“積務于兵”，反對“寢兵之說”與“兼愛之說”[11]，做好隨時戰爭的準備。

　　關于戰爭的危害性，《管子》指出，“貧民傷財莫大于兵，危國憂主莫速于兵”( 《法法》) 。翟譯 Nothing can waste more manpower and money than military action. Nothing can endanger the state and incur troubles to the sovereign more quickly than military action 與李譯 Nothing impoverishes the people /or destroys goods on such a scale as do armed forces. Nothing endangers the country or causes the ruler concern as quickly as do armed forces 都體現出戰爭的危害性，既“貧民傷財”又“危國憂主”。此外，多次發動戰爭還會產生“罷民”，即使屢戰屢勝，也會造成“驕君”。“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 《兵法》)《管子》進而指出，“人眾兵強，而不以國造難生患”( 《樞言》) 才是正確的做法。翟譯 if he has a huge population and a formidable military force but does not cause troubles and problems to others with his superior power，李譯 his population large and his army strong，yet unwilling to use his state to stir up trouble and create suffering.對比發現，李譯可更好傳遞中國軍事政策，尤其是“stir up”的使用深刻體現了我國長久以來所堅持的不干涉別國政策的方針。

　　《管子》一書還包含豐富的戰略戰術思想。包括“遍 知 天 下”( 《七 法》) “避 實 就 虛”( 《霸言》) 等。以 英 譯“遍 知 天 下”為 例，翟 譯 為 mastering information on the situation all over the world，此譯法僅將原文的字面意思翻譯出來，難以真正體現其戰略戰術思想; 相比較而言，李克將之與下文“明于機數”綜合譯為 a broad knowledge of the realm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strategy-all to an unrivaled degree，更好體現了先秦齊地軍事戰略思想，即用兵要做到知己知彼、把握全局，做到 “遍知天下”“知形”“知能”“知意”。

　　《管子》軍事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內容就是將戰爭的性質區分為“義”與“非義”兩類，進而指出正義性是戰爭勝利的保障。翟譯“故軍之敗也，生于不義”( 《法法》) 為 Hence，débcles of military forces are caused by the unrighteousness of military actions，譯文中外來詞的使用超出了普通讀者的生活場域，更容易造成閱讀負擔; 而李譯直接使用 military defeat 的譯法顯然更容易進入傳播網絡。李譯“行義勝之理”( 《幼官》) 為 The practice of righteousness is the principle of victory ( 翟譯漏譯) ，較為準確的傳遞了我國的軍事政策。雖然先秦時期的軍事思想對戰爭性質的區分尚不深刻，且與當今軍事思想大有不同，但其翻譯與傳播有助于讀者理解中國固有的和平觀，助推中國軍事教育思想真正走出去。

　　( 五) 法治教育思想

　　齊國的管仲是法家的先驅，與其后具有法家思想者組成的學派被統稱為齊法家[12]。他不僅推動齊國稱霸，更是開創了以法治國的先河[13]。先秦齊地法治思想首先體現在“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明法解》。無論翟譯 The law should be a fixed rule for the world and also serve as guidelines for everything，還 是 李 譯 Law sets the pattern for the empire and the standards for all undertakings，都體現出法治思想的規范性，與西塞羅的“法律乃最高理性”以及亞里士多德的 “法律就是秩序”表意相近，意即法是一切社會行為的準則與規范。即便是治理國家也離不開法律的規范。《版法解》篇中提出“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儀”，表明以法治國需要有全國統一的法制機制，否則就無從談起法治國家的施行。翟譯 If a state does not have any law，people will not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it does not have any institutions，there will be no standard of judging or handling things 與李譯 Whenever a state lacks laws，the masses do not know what to do. If it lacks regulations，affairs will not accord with the rules of social behavior 都能基本表達原文內容，易于讀者理解中國法治教育思想的起源與內涵。

　　《管子》指出以法治國需“以人為本”( 《霸言》) ; 同時《管子》還重視禮治的作用，指出“圣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 ( 《法禁》) 。翟譯為 For a sage sovereign，when the state is in order，he should stick to some fixed virtue and also make clear morality and justice he advocates，李譯為 During the age when the sage kings personally exercised their rule，virtuous conduct wascertain to be prevalent，and moral standards were clear.此外關于“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 《樞言》) 。翟譯為 Law i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propriety.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itles. And both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nd titles are based on Tao; 李譯為 The laws emanated from rules of propriety，and these [in turn]from [the requirements for]good order. Good order and customary rules of behavior constitutes the moral way.上述論斷及譯文表明，以法治國不能放棄禮治，法制教育與道德教育應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治國安邦需施行德法并重之方略。

　　管仲明確提出的這種“法治”觀點比西方早兩百多年[14]，且其“以人為本”的論述及基于此的法治思想更容易被西方所接受。中西方的這種共性更易于讀者的跨文化接受與傳播，因此譯者應利用這種共性，以翻譯為載體，建立有效傳播網絡，促進文化共通共榮。

　　三、先秦齊地教育思想英譯與傳播的社會要素

　　翻譯作為一項古老的人類活動，是一種綜合性的復雜行為，受到多方面要素限制與影響，包括譯者的社會屬性與知識結構，翻譯的社會場域，翻譯的傳播流通網絡等。一切翻譯活動都離不開社會這一大環境，翻譯研究回歸社會是人類整體認識事物研究模式的必然[15]。因此先秦齊地教育思想的英譯與傳播離不開對其場域、慣習、行動者網絡等各社會學要素或范疇的考量。

　　場域是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各位置間所存在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構型[16]。因此翻譯場域應是某一翻譯事件所及的各翻譯要素間的關系網絡。該場域的本質也是聯系和爭斗的，圍繞某一翻譯事件的場域也是多層次的[17]57 。作為《管子》全譯的一部分，先秦齊地教育思想的翻譯場域包含文本解析場域、譯審場域、政治場域、翻譯出版場域等多個層次。李克于 1948—1951 年在北京學習，在其首譯過程中深受許維遹、馮友蘭、錢鐘書、朱德熙等學者的影響并受其幫助，后于 1970 年夏到臺灣地區學術交流，并在第二卷出版前得到威廉·博爾茨( WilliamBoltz) 的建議與幫助。李克在華期間于 1951 年夏因間諜罪被捕入獄，其翻譯活動被迫中止; 1955 年回國后因教學管理等工作，翻譯進展緩慢，雖然得到古根海姆學者獎資助，但一年時間不足以完成校訂、增譯工作，幾近放棄。其后于 1980 年獲得國家人文基金會( 美) 資助得以繼續。翟江月譯本作為《大中華文庫》的一部分，其翻譯與出版目的是為了向世界說明中國，因此其重譯工作深受中國史學界、翻譯界、出版界的支持，同時也有國外專家的審定。以上翻譯過程說明不同學者、譯者的解析差異給翻譯活動帶來實際困難，同時他們的爭竟與合作也促成了翻譯與傳播的進一步發展。翻譯活動同時受到政治行為的影響，以及官方或者私人資助的影響。他們共同形成某一翻譯活動的場域，限制或促進翻譯與傳播的進展。但先秦齊地文學作品與現代文學作品差異巨大，更與英文迥異，不管是在原文解析場域還是翻譯出版場域都給譯者帶來巨大挑戰，因此翻譯活動離不開各場域要素的密切配合、協同發展，共同完成翻譯與傳播任務。

　　慣習是一整套使行為者以某些方式采取行動或做出反應的傾向性特征，由此培養形成的傾向性特性的構建也會不可避免地反映行為者習得這些特性的社會條件[18]。在具體翻譯研究中，場域用以解釋慣習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慣習用以解釋譯者行為的主客觀合理性[19]126 。譯者翻譯行為有恒定性翻譯行為，也有差異性翻譯行為，但要遵循一定的翻譯規范，即把某一翻譯場域內所共享的普遍價值或觀念，如對正確與錯誤、適當與不適當的翻譯行為的看法，轉換為適當的且適用于特定翻譯情形的行為指南[17]56 。李克英譯的目的就是為了翻譯而不是解釋，因此其譯文尤其是關鍵術語翻譯上，第一個典型特征就是以異化翻譯為主，以盡量保持原文的特征，如“道”“德”，the Way，virtue /the Power。在“禮”與“義”的 翻 譯上，第一卷譯成 principle，righteousness; 但在第二卷中，受威廉·博爾茨建議的影響，李克將“禮” 采用拼音譯法譯成 li，以表達其隱含的秩序與結構，而“義”的翻譯基本保持不變。對翟江月來說，其大多采用歸化翻譯策略，以保證傳播的有效性; 但上文提到的對“四維”“六興”“七體”“八經”等關鍵信息的翻譯則出現了慣習中的差異性行為。這都說明翻譯場域中的翻譯慣習雖然有其恒定性，但又會受到主客觀因素影響而出現翻譯行為的不穩定性。

　　推動中國文學翻譯與傳播需要構建強大的翻譯與傳播的行動者網絡以及網絡多媒介化，以形成媒介互動，增強傳播影響力[20]。與場域的競爭關系有所不同的是，網絡是翻譯任務行動者的關系總和，強調合作關系[19]128 。李克作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知名教職人員，通曉中英兩種語言與文化，因此具有傳播上的優勢。隨著中國學生在 PISA 的搶眼表現，中國教育思想研究逐步引起西方學者關注。2015 年英國 BBC 紀錄片的播出，體現了中國傳統教育思想與西方教育思想的博弈，引起巨大社會反響，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教育思想在西方的當代傳播，也為教育思想翻譯傳播網絡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契機。在這種“中國文化走出去”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教育思想與模式需求背景下，擴大、推廣教育思想在西方世界的譯介與傳播無疑成為當今時代的一種需求。

　　四、結語

　　教育思想不僅僅是學校教育思想的統稱，應該包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社會教育的各方面，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先秦齊地教育思想研究是中國思想教育研究的基礎，其英譯與傳播研究是當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翻譯學作為一種宏觀研究視角，有其自身局限性。因此翻譯研究應從微觀方面研究文本，從宏觀上著眼于探討翻譯活動的社會要素，調動社會場域中各積極因素，促成多方聯動，促進傳播網絡的建立與發展，真正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