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價值科學研究有待重視

　　1945年，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主任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向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提交報告《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強調，科學進步對政府至關重要，沒有科學進步政府將無法保障國民健康、生活水平、就業、國家安全。這份報告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成為美國科學研究和創新的指導方針，推動了現代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創立以及一批關鍵機構的建設。 75年后的今天，美國學術界對政府資助科研取得的成果、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探討科學如何更好地增進社會利益。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技術政策與公共管理教授巴里·博茲曼(Barry Bozeman)認為，在不平等現象日益嚴峻的美國社會，科學政策需要重新聚焦于為全體人民造福的價值目標。

　　本文源自《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社會科學報》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輯出版，面向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大型理論、學術報紙。

　　不合理的科學政策助長美國不平等

　　博茲曼表示，在一個以經濟增長和高度不平等為標志的環境中，除了某些基礎研究，科技進步的直接和間接效果從來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傾向于對社會經濟地位和購買力不同的人群產生不同影響。 當科學研究創造了全新的技術和經濟部門時，“創造性破壞”的成本將更多地由在競爭激烈且不平等社會中難以獲得成功的群體承擔。許多源自科研成果轉化的新產品、新服務本身會為經濟和社會福祉作出重要貢獻，但這些新產品剛進入市場時的價格可能超出中低收入家庭的購買力，使得他們無法享受商品及附帶的益處。當科技進步催生了大批新企業或使大型成熟企業市場價值上升時，股票市場收益增加，持有股票者將比其他人獲利更多。

　　基尼系數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1980—2018年美國基尼系數從0.346升至0.485，超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有大量研究從不同角度考察了過去四五十年里美國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趨勢并取得基本共識：國際貿易、勞動自動化、稅收政策、人口結構變化、勞動力培訓不足等一系列因素共同造就了不平等日益惡化的局面。但科學政策鮮有作為不平等加劇的原因或減輕不平等的途徑之一被提及，這在很大程度上因為主導美國科學政策討論的線性模型使分配問題變得不重要：資助于科學技術研究能帶來創新，創新能帶來生產率提高、經濟發展、財富增長，經濟條件改善將使所有人的生活條件改善。然而，現實可能并非如此。

　　博茲曼談到， “創造性破壞”對產業和經濟的影響一直是經濟學家熱議的話題，其對人們生活的沖擊，例如失業、財富縮水、被迫遷居則較少受到關注。“創造性破壞”常給企業所有者和股東造成損失，但遭受沖擊的普通勞動者數量更多，受害程度也更重。少數關注這一問題的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創造性破壞”的長期影響是正面的，但短期內人們蒙受的損失不應被忽視。

　　科學創新的線性模型要求政府加大對科學技術研究的資助，因為私人部門在無法獲得充足回報時會減少科研資助。換言之，政府資助科研的一個重要理由是補救市場失靈，這個理由受到美國政治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認可。然而，政府資助科研并不總能增進公共利益。例如，聯邦政府為國防研究投入了巨額資金，但沒有足夠充分的證據顯示這些資助顯著改善了美國公民的生活，軍事裝備升級也不等同于國家安全提升。

　　同樣，大手筆的醫學研究資助也不能自動轉化為公民健康的提升。聯邦政府每年為生物醫學研究投入數十億美元，但美國公民的健康水平并未進入世界前列。美國彭博社根據各國人口的死亡原因、預期壽命、健康風險、營養狀況等指標制定了全球最健康國家指數，2019年美國僅排在第35位，落后于葡萄牙、希臘、古巴、智利等國家。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圍內暴發，美國是感染病例最多的國家。

　　美國需要公共價值科學

　　美國現行的科技政策表明，公共價值將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實現，當科技創新加深公共利益分配不平等時，恰當的解決工具是社會政策。而在博茲曼看來，如果說科學研究中的市場失靈體現在私人部門無法充分投資于可助推經濟增長的科研活動，“公共價值失靈”則體現在政府資助科研未能帶來造福全體公民的公共利益。他呼吁美國科學界和政策界共同建設公共價值科學以彌補這一缺陷，具體可從五個方面入手。

　　第一，培養公共價值意識。博茲曼說，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他觀察到許多自然科學和工程專業學生最初并不理解社會科學與自己專業之間的相關性，但他們在對影響科學研究的社會和政治因素進行了解的過程中得到啟發，甚至為其終生學術職業抱負奠定基礎。博茲曼建議將科學政策、社會政策、科研倫理等社會科學課程加入自然科學和工程專業的課程要求之中，尤其是在博士階段。

　　第二，評估科學研究的社會影響力。聯邦政府一直未出臺任何系統的科研影響力評估機制，大部分科研管理者和受助者滿足于完成論文發表數量、引用率等標準的產出指標。不過，已經有一些科研資助機構提出項目影響力和有效性評估要求。

　　博茲曼向本報記者介紹，已有國家將科研活動在學術界外產生的影響力作為科研評估的要素之一，美國可以借鑒這些做法，但應避免因程序過于煩瑣而轉移科研人員的時間和精力。博茲曼推薦一種軟性機制，向科研受助者提出一系列有關社會影響力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在未來的經費申請審議中被重點考察。當然，并非所有的資助項目都需包含社會影響力評估，但如果一個項目宣稱將為普遍的社會目標作出貢獻，那么就應接受評估?？蒲匈Y助機構可以要求受政府資助的項目將特定的公共價值納入研究方案并專門評估實現情況，而非采用文獻計量指標、專利等常規標準。

　　第三，區別對待“好奇心科學”與“公共價值科學”。單純受科學或文化好奇心驅動的科研活動的主要貢獻是創造新知識、增進人類對世界的了解，不宜對其抱有不合理的公共價值期待，科研人員也不應如此承諾。相反，以服務于公共利益為宗旨的研究則應接受公共價值評判，確保切實地產生社會影響力。

　　第四，打破科研壁壘。在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大多數科學家和工程師出身于中等及以上收入群體，特別是在學術機構內。盡管促進學術人員多元化的努力取得了顯著進展，來自貧困家庭或父母均未受過高等教育家庭的科研人員占比仍然很低。盡管無法保證吸收更多低收入、少數族裔背景的科研人員必然會提高科學界對公共價值的關注和重視程度，但從其他行業的經驗來看，這至少能增強科學家對以不平等為代表的社會問題的敏感性，因為人們的價值觀受到生活經歷的影響。

　　第五，加強公眾參與。公眾積極參與科學事業有助于將科研活動與公共價值更緊密地聯系起來，過去幾十年里有大量實驗顯示公眾參與能夠影響某些生物醫學研究領域的優先級和方向，科學家與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合作可以改善自然資源管理的效果。目前，公眾參與科學的規模仍然較小且成效欠佳，原因之一是長期以來的參與責任更多地落在公民身上。這種情況需要得到扭轉，科研機構、政府、市場應承擔起各自的責任。

　　博茲曼對本報記者表示，雖然強調公共價值的科學政策對減輕不平等及其他社會問題有幫助，但對公共政策徹底修改也必不可少。美國現行的許多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環境政策和農業政策的設計明顯有利于高收入群體和富裕的政治捐款人，這一現象在特朗普出任總統后愈發嚴重。美國的醫療體系是一個長期問題，依靠貪婪的保險公司來保障公民健康是其他國家普遍不認可的做法。科學進步顯然不是美國社會問題的主因，但科研工作者應致力于使科學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