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司法適用與完善

　　[摘要]2018年《刑事訴訟法》正式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立法化，我們只有在全面理解、準確把握認罪認罰從寬的內涵上，才能更有效地適用該制度。從實體上的從寬和程序上的從簡兩個維度展開，在實體上的適用，從適用范圍和從寬幅度、形式上從寬把握;在程序上的適用，從適用程序和適用階段上從簡把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還應從規范量刑幅度和標準、合理限制上訴權和嚴格證據標準上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認罪認罰從寬;司法適用;實體從寬;程序從簡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292(2019)03—00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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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歷時近五年的試點，終于在2018年寫入《刑事訴訟法》，從法律上正式構建起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施行。本文通過對該制度的基本內涵、適用范圍、適用程序等方面的梳理，以期能為保障該制度得到較為準確的理解和正確的適用提供建議。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涵

　　《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這是從立法上對認罪認罰從寬進行的一個原則性、概括性、抽象性闡述說明的規定。自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被正式提出以來，尚無權威機構、正式文件等就其概念內涵做出明確界定和論述。因此，本文分別對認罪、認罰、從寬這三個要素逐一探討分析，準確理解其內涵。

　　(一)對認罪的理解

　　我國《刑事訴訟法》將“認罪”界定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其中“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這一論述與當前我國刑法當中有關自首、坦白等情節的規定應該是相一致的，可以依照關于自首、坦白等情節的法律規定予以把握。“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這句話從一般語義上理解是指承認司法機關對其所犯罪行的一個指控。不過應該特別注意這里的犯罪事實應當是指有除了口供以外其他書證等客觀證據能夠充分證明的一個事實，可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動供述的事實或者是司法機關根據目前掌握的實質證據可以指控的犯罪事實，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對于“認罪”的把握要始終從嚴堅持“疑罪從無”這一基本原則。“罪”不僅包括罪行，還包括罪名。

　　那么，這里所說的認罪是否又包括對公訴機關指控罪名的一個認定呢?首先，《刑事訴訟法》中對“認罪”的規定，只是要求對案件的犯罪事實和犯罪行為的承認，并未要求必須對司法機關指控的罪名也進行承認。其次，我們知道在司法實踐中，始終存在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并不是審判機關最終做出裁判的罪名，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筆者認為不應包括對指控罪名的認定，強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可公訴機關指控的刑法罪名是不夠合理的，而且與實際情況相違背的。

　　(二)對認罰的理解

　　《刑事訴訟法》將“認罰”界定為“愿意接受處罰”。從一般理解上看，認罰是指同意司法 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具體化和制度化，可以適用機關做出的量刑決定，包括同意司法機關做出的 于所有刑事案件，就像自首、坦白一樣，沒有特建議判處的處罰種類、刑期、刑罰的執行方式以 別的范圍限制”【3J。這跟我國《刑法》自首坦白及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等從寬處罰的建議。筆者認 一樣，并沒有做出特殊的規定，限定某些或某一為，這里所規定的處罰種類既包括刑事上的處罰 類型的案件可以適用或者不能適用，原則上適用方法，也應該包括其他非刑事處罰，如行政處 所有案件，即使是涉及恐怖活動可能被判處死刑罰、民事賠償、被害人諒解等。

　　(一)規范量刑從寬幅度、標準

　　的，法院也是不能單方面強制啟動的。只有同時 從《試點辦法》到2018年的《刑事訴訟滿足以上三個必要條件，法院才能依法選擇速裁 法》都對認罪認罰行為給予可以從寬處理的明程序的審判模式對案件開庭審理，當然對于刑訴 確規定，但對于如何從寬卻沒有做出明確的規法明確規定的幾類不適宜的情形要排除在外。第 定，當前尚無明確而具體的法定量刑幅度標準。

　　二點是關于庭審程序。我國《刑事訴訟法》已 對于從寬的量刑幅度，全國各地法院只能“各經明確做出規定，如果是選擇速裁程序審理的案 自從寬”，這易導致同罪不同罰現象，亦使給予件，一般來說是由員額法官一個人進行開庭審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較大的從寬處罰幅度，可他的。同時意味著這個庭審也是簡化版的，為了節 們也很難自己準確清楚地認識到有哪些量刑優惠省時間提高審判效率，開庭過程是不會再進行法 是專門針對之前認罪認罰的。據有關新聞媒體報庭質證等耗時耗力的復雜環節的，但為了不損害 道，鄭州、杭州等試點城市根據犯罪嫌疑人、被被告人的一些合法權益，仍然會充分聽取辯護律 告人在立案偵查、提起公訴和審判等不同時期的師的意見或者被告人本人的一個最后陳述，法庭 一個認罪認罰情況，采用按基準刑比例實行階梯一般會選擇直接當庭宣判。 量刑的一個劃分機制，鼓勵其盡早認罪認罰取得適用階段。《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偵 了良好成效。筆者認為，可以吸收該成功經驗，查人員、檢察人員和審判人員訊問和審判時應當 明確規定越早認罪認罰可以得到更好從寬處罰力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可以從寬處理 度。這樣既能減少因量刑幅度不明確而導致該制的法律規定∞1，但不同的時期他們的目標、方 度適用面臨濫用的風險，又能使他們對自己自愿式是不同的。

　　認罪認罰后能夠取得多大范圍的從寬優惠幅度有偵查階段主要目標是鼓勵犯罪嫌疑人盡早如 較為明確合理的期待。

　　證據的扎實性、充分性直接影響著刑事案件的質量，那么認罪認罰案件應該執行怎樣的證據標準問題在是否能準確定罪量刑以及防止冤假錯案發生上就顯得尤為關鍵一】。有觀點認為，其證明標準可以適當低于普通程序所要求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10|。雖然學界一直爭議不斷，但《刑事訴訟法》并未對認罪認罰案件的證明標準做出特殊規定，由此可以推斷出該案件一樣要堅持客觀證據的充分性。在司法實務中必須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標準執行。這是公正司法的內在要求，背離了這個標準，公正司法的目標只能是空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自然而然也就意味著沒有了發展的生命力和最基本的價值。

　　不管是公安機關還是檢察院或者是法院都不能超出法律已經明確的證據標準外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行和罪名或做出有罪判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構建絕不能以降低案件證據的標準為前提，而是要追求在堅持法定證據標準的前提下，通過構建科學的認罪認罰從寬機制，在量刑從寬的基礎上實現程序從簡，達到公正與效率相統一的目標。司法機關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時，如果確實是事實不清楚、無法查明、證據不扎實的情況，應該始終嚴格堅持貫徹“疑罪從無”的基本原則，做出不起訴處理或判決無罪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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