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雍洪軍、王建軍、張德貴、張曉聰、李明順、白麗、張世煌、李新海 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山西省農業科學院玉米研究所

美國、CIMMYT和巴西主要玉米群體特征分析

1美國玉米群體

(1)美國主要玉米群體及配合力效應

美國玉米商業育種應用的種質基礎曾經主要源于3個雜種優勢群StiffStalk、Lancaster和Iodent，以及其他類群（MaizAmargo等）[25,26]。一些公益性機構如艾奧瓦州立大學、北達科他州立大學等依據雜種優勢模式，用不同來源的自交系或地方品種組建并改良了多個育種群體，如SS類群體（BS10(FR)C14、BS13(S)C9、BS28(R)C3、BS34(S)C4、BSK(HI)C11、BSSS(R)），NSS群體（BS11(FR)C14、BS16(S)C2、BS26、BS29(R)C3、BSCB1(R)C14、Lancaster、Learming、Midland）[8~14,27]，以及NDSAB群體[28]等。通過分析這些群體的配合力和雜種優勢效應[8~14]，發現在不同環境下除群體BSK、BS16不同改良輪次的表現有所差異外[8,9,11]，其余群體性狀表現穩定。在SS類群中，BSSS(R)C10、BS10(FR)C14、BS13(S)C9、BSK(HI)C8Syn3等群體產量GCA效應為顯著正值，BS28(R)C3、BS34(S)C4、BSK(HI)C11、BSK(S)C11產量GCA效應為顯著負值。NSS類群中，BS11(FR)C14、BS29(R)C3、BSCB1(R)C14產量GCA效應為顯著正值，而BS26(S)C4、BS16(S)C2、BS26(S)C4、Lancaster、Learming、Midland產量GCA效應為顯著負值。因此，SS類群體BSSS(R)C10、BS10(FR)C14、BS13(S)C9、BSK(HI)C8Syn3，NSS類群體BS11(FR)C14、BS16(S)C3Syn2、BS29(R)C3、BSCB1(R)C14可能作為外來溫帶優良種質，用于探索拓寬我國玉米種質基礎（表1）。

(2)美國主要玉米群體的雜種優勢關系

從種質構成分析，美國玉米群體分為2個類群，其中BSSS(R)C14、BS10(FR)C14、BS13(S)C9、BSK(HI)C8Syn3屬于SS類群，BSCB1(R)C14、BS11(FR)C14、BS16(S)C3Syn2、BS29(R)C3屬于NSS類群。Rasmussen等[8]和Scheffler等[9]通過分析SS群體與NSS群體間的產量雜種優勢（圖1），發現在美國艾奧瓦州7個地點，BSSS(R)C14×BSCB1(R)C14的產量最高（3.16Mg/ha），中親雜種優勢最強（72%），且BSSS(R)C14與其他NSS群體雜交組合的平均產量均較高（2.46Mg/ha），平均中親雜種優勢也較強（50%）。BS10(FR)C14×BS29(R)C3產量SCA效應為顯著正值，BSSS(R)C14×BS11(FR)C14、BS10(FR)C14×BS11(FR)C14產量SCA效應為顯著負值。BS16(S)C3Syn2×BSSS(R)C10具有較強的中親雜種優勢（40%）。

2CIMMYT玉米群體

(1)CIMMYT主要玉米群體及配合力效應

CIMMYT玉米種質分屬熱帶、亞熱帶和高原（含過渡帶）3大生態類型。文獻中討論的主要群體包括熱帶群體（Pop21、Pop22、Pop25、Pop27、Pop28、Pop29、Pop32、Pop43、Pool24）、亞熱帶群體（Pop33、Pop34、Pop42、Pop44、Pop45、Pop47、Pool27、Pool28、Pool30、Pool34、Pool42）、含溫帶種質成分的群體（Pop46、Pop48、Pool31、Pool34、Pool39、Pool40、Pool41）[12,15~18]。僅僅把種質劃分成熱帶、亞熱帶和溫帶，還不能解決雜種優勢利用的技術路線和育種策略問題。通過綜合分析這些群體的配合力和雜種優勢效應，或許能夠找到有用的線索。文獻揭示熱帶群體Pop28(C4)、Pop32(C5)在高原（Tlajomulco、Silao）環境下產量配合力效應為正值（分別為0.11Mg/ha、0.02Mg/ha）。Pop43(C5)在墨西哥（PozaRica）、哥倫比亞（Palmira）聯合環境下產量配合力效應為顯著正值（0.45*Mg/ha），且抽絲期最短（58d），而在墨西哥亞熱帶（Tlaltizapan、Obregan）、高原（Tlajomulco、Silao）環境下抽絲期均延長（分別為69.7d和79d）。亞熱帶群體Pop42(C4)、Pop44(C8)、Pool28(C14)、Pool30(C15)在墨西哥、美國東部環境下產量配合力效應均為正值，Pop45(C3)產量GCA效應在墨西哥環境下較低，而在美國東部較高（0.13Mg/ha）。Pop34(C5)、Pop47(C2)、Pool27(C20)在墨西哥的產量GCA效應較高，而在美國東部地區為負效應，這些群體的株高和抽絲期在墨西哥和美國東部環境下的表現差異較大。含溫帶種質成分的群體Pop48(C5)、Pool39(C12)、Pool41(C12)在美國東部產量GCA效應較大，且Pool41(C12)達極顯著水平，Pool31(C14)、Pool34(C20)、Pool39(C12)、Pool40(C12)、Pool41(C12)、Pool42(C12)產量GCA效應為負值。在墨西哥環境下，除Pop46(C1)、Pop48(C5)的產量GCA效應較高外，其余群體均為負值。綜合以上分析，CIMMYT玉米群體Pop43(C5)、Pop42(C4)、Pop44(C8)、Pop45(C3)、Pop48(C5)、Pool30(C15)、Pool39(C12)、Pool41(C12)表現優良（表2），可能作為外來熱帶、亞熱帶優良種質，用于探索拓寬我國玉米種質基礎。

(2)CIMMYT主要玉米群體的雜種優勢關系

部分CIMMYT玉米群體產量雜種優勢關系如圖2~圖7所示。以熱帶群體Pop43(C5)為親本的測交組合中，Reif等[15]在墨西哥（Tlaltizapan、PozaRica、Silao、Tlacomulco、Obregonin）、哥倫比亞（Palmira）和泰國（Nakornsawan）聯合環境下，鑒定出Pop43(C5)×Pop21和Pop43(C5)×Pop32組合產量較高（分別為7.83Mg/ha和7.40Mg/ha），中親雜種優勢較強（分別為14.22%和13.76%），遺傳距離較大（分別為0.29和0.32）。Pop43(C5)×Pop22、Pop43(C5)×Pop25、Pop43(C5)×Pop29、Pop43(C5)×Pool24的組合產量和中親雜種優勢都比較低（圖2）。Vasal等[16]在熱帶（墨西哥PozaRica、哥倫比亞Palmira）、亞熱帶（墨西哥Tlaltizapan、Obregan）、過渡帶及中緯度（墨西哥Tlacomulco、Silao）等不同環境下，鑒定出Pop43(C5)×Pop42組合產量最高（分別為7.43Mg/ha、8.03Mg/ha、7.64Mg/ha），中親雜種優勢均較強（分別為17.2%、15.8%、12.3%），且在亞熱帶環境下產量SCA效應為顯著正值，而Pop43(C5)×Pop47組合產量和中親雜種優勢均最低（圖2）。從種質構成分析，Pop21屬于典型的Tuxpeno種質；Pop22遺傳基礎混亂，含Tuxpeno、ETO、阿根廷、中美洲種質；Pop25來源于Pool23，屬于熱帶晚熟硬粒型種質；Pop29是含Tuxpeno、ETO、古巴硬粒種質的混合產物；Pop32、Pop42屬于典型的ETO種質；按照CIMMYT的資料，Pop43屬于LaPosta種質，使用含有Tuxpeno種質的16個自交系合成的改良群體；Pop47含有溫帶種質，遺傳基礎復雜；Pool24主要含Tuxpeno種質，與Pop43的遺傳關系較近，所以該群體與Pop43的雜種優勢很弱。綜合Reif等[15]和Vasal等[16]的研究結果，Pop43(C5)與Pop21、Pop32、Pop42、Pop44、Pop45、Pool34的雜種優勢都比較強，與Pop22、Pop25、Pop29、Pop47、Pool24的雜種優勢較弱，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Pop43屬于遺傳基礎復雜的群體（基因多樣性0.503）。但Reif等[15]認為Pop43不屬于雜種優勢群A和B，這一結論還需要在中國玉米種質背景下進一步驗證，因為群體Pop22、Pop25、Pop29都屬于種質基礎復雜的群體，以此評價Pop43可能對結論產生干擾。

Beck等[17]用含ETO種質的亞熱帶硬粒型群體Pop42(C4)為親本做的測交組合分析中（圖3），Pop42(C4)與同屬硬粒型種質的Pool31雜交，在美國東部環境下產量最低（2.94Mg/ha）、雜種優勢弱（-2.1%），產量SCA效應較低（-0.36Mg/ha）。而Pop42(C4)×Pop47超親優勢最強（16.0%），但組合產量不高（3.53Mg/ha），產量SCA效應也較低（-0.07Mg/ha）。Mickelson等[12]分析Pop42(C4)與SS種質的BSSS(R)和Lancaster種質的BS26都具有較強的超親優勢（分別為15%、3%）和產量SCA正效應（分別為0.01Mg/ha、0.16Mg/ha）。從種質構成分析，Pop42群體含有ETO和美國Illinois種質，Pop47群體含有Tuxpeno和美國玉米帶種質，Pool31含有墨西哥、美國、巴西、阿根、中國、烏拉圭、南斯拉夫、巴基斯坦等國種質。綜合分析表明，Pop42屬于含有溫帶種質的ETO種質[16]，遺傳基礎復雜，不同于美國的BSSS或Lancaster種質類群，且與馬齒型的Pop47雜種優勢較強，而與硬粒型的Pool31雜種優勢較弱。

Mickelson等[12]在美國東部環境下，分析以亞熱帶馬齒型群體Pop44(C8)為親本的測交組合中（圖4），Pop44(C8)×BSSS(R)、Pop44(C8)×BS26的產量SCA效應均為極顯著正值（分別為0.57**Mg/ha、0.52**Mg/ha），超親優勢較強（分別為28%、7%），且Pop44(C8)×BSSS(R)產量較高（10.44Mg/ha）。Pop44(C8)×SouthernCross產量SCA效應為極顯著負值（-0.65**Mg/ha），超親優勢弱（-3%），且產量較低（7.88Mg/ha）。從種質構成分析，Pop44由美洲早熟馬齒玉米（AmericanEarlyDent）和Tuxpeno種質構成，而SouthernCross屬于非洲地方品種。綜合分析表明，群體Pop44含有熱帶和美國溫帶早熟馬齒型種質，基本屬于Tuxpeno種質[16]，為不同于BSSS和Lancaster類群的特殊種質，與SS種質BSSS(R)和Lancaster種質BS26的雜種優勢均較強，但與非洲地方品種SouthernCross的雜種優勢卻較弱。

在以含BSSS種質的亞熱帶馬齒型群體Pop45(C3)為親本的測交組合中（圖5），Beck等[17]在美國東部環境下鑒定出Pop45(C3)與適應較高緯度的溫帶種質Pool41的組合產量較高（4.03Mg/ha）、超親優勢較強（8.1%），但產量SCA效應為負值（-0.10Mg/ha）。Pop42×Pop45(C3)、Pop45(C3)×Pool34、Pop45(C3)×Pool39的產量SCA效應和超親優勢均較強，而Pop45(C3)×Pop47、Pop45(C3)×Pool31、Pop33×Pop45(C3)、Pop34×Pop45(C3)組合的產量低，且超親優勢和產量SCA效應均為負值。從種質構成分析，Pop45含有美國BSSS、Tuxpeno、古巴硬粒、PuertoRico綜合種及多米尼加種質。Pop33最初來自Pool33(C8)，包含阿根廷硬粒Cateto種質，Pop34含有古巴硬粒、ETO、Tuxpeno、美國玉米帶、印度和尼泊爾種質，遺傳基礎復雜，Pool34含有墨西哥低地和高原種質、美國玉米帶、南美、南斯拉夫、匈牙利、中國、黎巴嫩等國的馬齒型種質，Pool39由墨西哥、巴基斯坦、美國、非洲、中美洲、加勒比海和玻利維亞地區的熱帶（低地、高低）、亞熱帶和溫帶種質組成。綜合分析表明，群體Pop45含有熱帶和溫帶種質，遺傳基礎廣，與Pop42、Pool34、Pool39的產量雜種優勢較強，SCA效應較強，而與Pop33、Pop34、Pop47、Pool31的產量SCA效應較弱。

在以亞熱帶馬齒型種質Pool30(C15)為親本的測交組合中（圖6），Vasal等[18]在美國東部環境下鑒定出溫帶硬粒型種質Pop46×Pool30(C15)、Pool30(C15)×歐洲高緯度種質Pool40的產量SCA效應為顯著正值（分別為0.24*Mg/ha、0.20*Mg/ha），但超親優勢弱（分別為-1.3%、-5.2%）。歐美馬齒型種質Pop48(C5)×Pool30(C15)的產量SCA效應為顯著負值（-0.23*Mg/ha），但組合產量較高（4.96Mg/ha），有弱的超親優勢（0.2%）。歐美和阿根廷種質的Pool27×Pool30(C15)、含美國玉米帶種質的Pool28×Pool30(C15)、Pool30(C15)×種質基礎復雜的亞熱帶溫帶早熟基因庫Pool42的產量SCA效應和超親優勢均為負值，且Pool30(C15)×Pool42的超親優勢特別低（-16.7%）。從種質構成分析，Pool30含有歐洲、美國玉米帶、中國、黎巴嫩、墨西哥和南美洲種質，Pool27含有美國、阿根廷硬粒、中國、黎巴嫩及歐洲種質，Pool28來自Pool27×美國玉米帶、Pool30和巴基斯坦等國種質，Pool42屬于北溫帶早熟基因庫，含墨西哥、秘魯、玻利維亞、巴基斯坦、中國、匈牙利、美國和也門等國種質。綜合分析表明，Pool30含有溫帶和亞熱帶種質，遺傳基礎豐富，與含溫帶種質的早熟基因庫Pool27、Pool28、Pool42之間的雜種優勢較弱。

在以溫帶早熟馬齒型群體Pop48(C5)為親本的測交組合中（圖6），Vasal等[18]在美國東部環境下鑒定出溫帶早熟硬粒型群體Pop46×Pop48(C5)產量SCA效應為顯著正值（0.24*Mg/ha），組合產量較高（4.98Mg/ha），有一定的超親優勢（1.1%）。Pop48(C5)×Pool40、Pop48(C5)×Pool42產量SCA效應和超親優勢均為負值。從種質構成分析，Pop48含有美國玉米帶、南歐等溫帶馬齒型種質，Pop46含有歐洲、美國、中國、巴基斯坦、印尼和南美的硬粒型種質，兩者之間有較強的雜種優勢。Pool40含有保加利亞、西班牙、匈牙利、法國、土耳其、南斯拉夫、巴基斯坦、波蘭和德國種質。綜合分析表明，Pop48與Pool40、Pool42雜種優勢較弱。

在以含較多溫帶種質的Pool39(C12)為親本的測交組合中（圖7），Beck等[17]在美國東部環境下鑒定出組合Pop42×Pool39(C12)、Pop45×Pool39(C12)產量超親優勢為正值（分別為1.6%、4.3%），其余組合的雜種優勢均較弱，且Pop34×Pool39(C12)、Pool31×Pool39(C12)最低（分別為-11.5%、-10.9%）。產量SCA效應除組合Pop34×Pool39(C12)、Pool34×Pool39(C12)為負值（分別為-0.02Mg/ha、-0.13Mg/ha）外，其余組合均為正值，且Pop45×Pool39(C12)、Pop47×Pool39(C12)最高（分別為0.17Mg/ha、0.18Mg/ha）。從種質構成分析，Pool39由墨西哥、巴基斯坦、美國、非洲、中美洲、加勒比海和玻利維亞熱帶（低地、高地）、亞熱帶和溫帶種質組成。綜合分析表明，Pool39與馬齒型的Pop42、Pop45雜種優勢較強，而與硬粒型的Pop34、Pool31雜種優勢較弱。

在以適應高緯度的溫帶種質Pool41(C12)為親本的測交組合中（圖7），Beck等[17]在美國東部環境下鑒定出Pop34×Pool41(C12)、Pop42×Pool41(C12)、Pop47×Pool41(C12)產量超親優勢較強（分別為11.4%、12.8%、11.8%），且Pop34×Pool41(C12)的產量SCA效應為顯著正值（0.43*Mg/ha）。Pool34×Pool41(C12)的產量SCA效應和超親優勢均為負值（分別為-0.29Mg/ha、-1.3%）。此外，Pool39(C12)×Pool41(C12)產量低（3.57Mg/ha），產量SCA效應為顯著負值（-0.46*Mg/ha），且中親優勢較弱（-4.1%）。從種質構成分析，Pool41含有美國、中國、朝鮮和黎巴嫩種質，為適應高緯度的溫帶種質，遺傳基礎復雜，與Pop34、Pop42、Pop47雜種優勢較強，而與Pool34雜種優勢較弱。

3巴西玉米群體

(1)巴西主要玉米群體及其配合力表現

巴西大部分地區玉米具有熱帶、亞熱帶種質特點。1974年以來，巴西玉米高粱研究中心（CNPMS/EMBRAPA,BrazilianMaizeandSorghumResearchCenter）通過與LAMP（LatinAmericanMaizeProject）項目合作，引進、評價和選擇適應巴西環境的熱帶種質。目前，該中心已經收集并釋放了28個開放授粉品種，包括CMS01、CMS02、CMS03、CMS4N、CMS4C、BR105、BR106、BR107、BR111、BR112、CMS14C、CMS15、CMS22、CMS23、BR126、CMS28、CMS29、CMS30、BR-136、CMS39、CMS50、SinteticoElite、Cunha、PH4、BAIII-Tuson、Saracura、Nitroflint、Nitrodent，代表了巴西正在使用的玉米種質[23]。通過綜合分析這些群體的配合力和雜種優勢效應[19~24]，發現馬齒型群體CMS06、CMS51、CMS52、CMS55、CMS56、CMS476、AmarillodelBajio、CompostoAmareloDentado、Población62、TuxpeoAmarelo、ZQP/B101、ZQP/B103、CMS39的產量GCA效應較高，且CMS52、CMS55、CMS56的產量GCA效應為顯著正值，群體AmarillodelBajio、Población62、TuxpeoAmarelo在降低雜種后代株高、提早開花，CMS476在提高雜種后代抗倒伏、提早開花等方面有一定的潛力。

在巴西環境下，半馬齒型群體CMS4N、CMS4C、BR106、CMS28、CMS50、Nitrodent的產量GCA效應表現為正值，其中BR106屬于Tuxpeno種質。硬粒型群體CMS07、CMS37、CMS460、CMS461、ConeSur、Sintético34、ZQP/B102、ZQP/B104、Compostosuperprecocecanaforte、BR105、BR111、Saracura的產量GCA效應表現為正值，其中BR105是由泰國Suwan1群體改良而來。CMS461在提早開花，Sintético34、ZQP/B104在降低雜種后代株高、穗位高，ZQP/B102在降低雜種后代株高、提前開花等方面有一定的潛力。半硬粒型群體CMS14C的產量GCA效應為正值。綜合分析，認為從巴西引進多個性狀GCA效應較高的玉米群體BR105、BR106、CMS28、CMS39、CMS50、Saracura、Nitrodent、Sintético34，可探索用于拓寬我國玉米種質基礎（表3）。

(2)巴西主要玉米群體的雜種優勢關系

巴西玉米群體的雜種優勢關系如圖8和圖9所示。在以遺傳基礎較窄的硬粒型群體Sintético34為親本的測交組合中（圖8），Vacaro等[22]在巴西兩個環境下（EldoradodoSul、Xanxere,SC.）鑒定出Caribe-Mexico×Sintético34的產量SCA效應均為負值，而Sintético34與馬齒型的Pool25、半硬粒型Población26、AmarillodelBajio、SintéticoElite的產量SCA效應較高。由于BR105是典型的硬粒型Suwan1類群種質，BR106代表馬齒型Tuxpeno類群種質，參考Parentoni等[23]研究結果重點分析CMS28、CMS39、CMS50、Saracura、Nitrodent群體與BR105、BR106的產量SCA效應（圖9），發現CMS28、CMS39與BR105、BR106產量SCA效應均為負值。CMS50×BR105、Nitrodent×BR105產量SCA效應為負值，而CMS50×BR106、Nitrodent×BR106產量SCA效應較高，且CMS50×BR106的中親雜種優勢較強（20%）。Saracura×BR105產量SCA效應為正值，Saracura×BR106產量SCA效應為負值。從種質構成分析（表3），8個巴西玉米群體除BR105代表Suwan1類群、BR106代表Tuxpeno類群外，其余群體的雜種優勢關系不清晰，需要進一步分析。從文獻來分析，CMS50、Sintético34、Nitrodent有可能是改良溫帶NSS雜種優勢群的優良種質，而Saracura則可能用于改良SS類群種質。

美國、CIMMYT和巴西玉米群體在我國玉米育種中的利用途徑分析

利用美國、CIMMYT和巴西群體擴展我國玉米種質基礎，建議依據中國A和B類群種質為核心，將外來種質導入相應種質類群[29~32]。美國玉米種質遺傳基礎清晰，明確地分成SS和NSS兩個類群，并構成穩定的雜種優勢模式，這對簡化玉米商業育種有指導意義。通過綜合分析，發現美國SS類群體（BSSS(R)C10、BS10(FR)C14、BS13(S)C9、BSK(HI)C8Syn3）和NSS類群體（BS11(FR)C14、BS16(S)C3Syn2、BS29(R)C3、BSCB1(R)C14）的產量GCA效應較高，表現優良，且群體BSK(HI)C8Syn3表現出降低雜種后代穗位高、提早開花和提高抗根倒能力，BS16(S)C3Syn2表現抗莖倒伏。針對美國群體穗位低、早熟、脫水快、經濟系數高等特點，建議用SS類群種質BSSS(R)C10、BS10(FR)C14、BS13(S)C9、BSK(HI)C8Syn3改良我國A群，用NSS類群BS11(FR)C14、BS16(S)C3Syn2、BS29(R)C3、BSCB1(R)C14改良我國B群種質，提高我國玉米種質類群內的遺傳方差，豐富種質基礎。目前，我國已引進8個美國群體，并在中國種質背景下鑒定了其在我國北方玉米區（北京、吉林等地）的育種潛力，發現除群體BSK(HI)C8、BS16(S)C3Syn2外，其余6個群體均具有較高的產量一般配合力效應，可作為拓寬我國玉米種質基礎的優良外來種質。

CIMMYT、巴西玉米群體具有遺傳基礎廣、產量潛力大、抗病耐逆等特點，可以作為外來種質克服我國玉米種質基礎狹窄、雜種優勢不強、抗源少的難題。綜合文獻結果，CIMMYT群體Pop42(C4)、Pop43(C5)、Pop44(C8)、Pop45(C3)、Pop48(C5)、Pool30(C15)、Pool39(C12)、Pool41(C12)產量GCA效應較高，利用潛力較大。巴西群體BR105、BR106、CMS28、CMS39、CMS50、Saracura、Nitrodent、Sintético34的產量GCA效應較高，且具有降低雜種后代株高、穗位高的潛力。進一步分析CIMMYT、巴西玉米群體間的雜種優勢關系，發現Pop48(C5)、Pool30(C15)、Pool39(C12)、Pool41(C12)，CMS28、CMS39、CMS50、Saracura、Nitrodent、Sintético34遺傳構成較復雜，難以準確判斷雜種優勢類群，而BR105、BR106、Pop42(C4)、Pop43(C5)、Pop44(C8)、Pop45(C3)群體的雜種優勢效應和配合力表現較清楚。

實踐證明，種質基礎過于復雜和雜種優勢類群不清晰的熱帶、亞熱帶群體或基因庫與遺傳基礎簡單明確的骨干種質雜交，產量雜種優勢通常不高，施行改良和育種利用的難度會很大，需要長時期改良。因此，將這些種質導入我國玉米種質前，建議先采用混合選擇法進行適應性改良。其中Pop48(C5)、Pool39(C12)和Pool41(C12)群體含有美國、歐洲、中國等種質成分，經過1~2輪混合選擇后可直接進行一環選系，美國已成功利用Pool41選出多個自交系（B103、B107、B108、B114等）[33]。同時應在中國玉米遺傳背景下，深入研究這些群體與我國骨干種質類群的雜種優勢關系，建議采用骨干自交系（例如鄭58和昌7-2，或PH06W和PH4CV）測驗外來種質的特殊配合力，合理劃分外來種質的雜種優勢類群或方向，然后確定改良利用途徑。

對于未適應溫帶環境但雜種優勢類群方向清晰的外來群體，建議以我國A和B類群為核心，將BR106、Pop43(C5)、Pop44(C8)、Pop45(C3)與我國A群種質，或利用BR105、Pop42(C4)與我國B群種質創建（含熱帶12.5%或25%）回交群體，以增加群內有效變異。例如美國已利用（25%）熱帶種質與優良溫帶群體建立回交群體，合成了BS35、BS36、BS37、BS38等群體[34]。我國已引進CIMMYT群體Pop43(C5)和Pop45(C3)，通過控制雙親混合選擇改良，兩個群體已基本適應北京和黑龍江生態環境。在中國種質背景下，研究發現Pop43在黃淮海和東北玉米區具有較高的產量配合力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