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門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都必須具備兩個最基本的前提:一是學科本身能夠發展，另是環境允許其發展。就前一種前提而言，這是關于學科發展的主觀條件是否具備的問題，其中研究主體即理論者本身的素質(包括其研究手段)狀況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就后一種前提來看，它是指學科發展的客觀條件怎樣的問題，其中政治環境的寬松往往對整個研究環境的改善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法學學科的發展也是這樣，它常常取決于這兩種條件的同時具備，在某些時期內，后者對于它的發展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這樣，當人們評價一種法學學說的理論價值時常常徘徊于兩種似乎截然不同的標準—學術標準和政治標準之間。從表面上看，在法學的發展中，法學家總自覺或不自覺地、有意或無意地與政治保持著一種若近若離的關系，他們似乎強調學術評價而盡力避開政治評價。

然而，只要細加分析便不難看出，事實上法學家從來不拒絕對自己的學術觀點作出肯定性的政治評價，他所要竭力避開的只是對自己的學說所進行的否定性的政治評價，以取得一種能使理論研究深入的良好的外部環境。

法學家的理論研究無法遠離政治標準的追蹤評價，因為甚至連他自己都在時時對自己和他人的理論進行一種政治傾向的評價，這一點從大量的學術論著的始末部分不難看出，而其中的一些評價往往難以擺脫個人因觀察角度的局限所導致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因此，當我們在評價某種法學觀點的政治傾向，如“左”或“右”、姓“資”還是姓“社”時，應當特別慎重，充分注意到可能出現的主觀片面性;必須反對將學術觀點任意上綱上線，力戒隨意給研究者扣上“左”或“右”或“資產階級”的帽子的學風。

在區別學術行為與政治行場的同時，必須將政治行為與政治傾向，將學術理論的真理性探討與該理論所可能產生的社會政治后果，將學術探討過程中的理論失誤與特定的政治目的嚴格地區別開來，分清因研究者政治傾向不同而引起的理論分歧，與因研究者研究角度的不同而形成的學術觀點的差異這二者之間的區別。對于不同的學術觀點的爭論，應該堅持“雙百”方針，尊重被批評者所享有的自我批評或反駁的權利，使爭論雙方真正在一種自由、寬松的環境中進行平等對話。

法學發展需要寬松的外部環境，如果說判斷一種經濟制度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客觀標準在于，看它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評價一種法學學說的現實社會價值的客觀標準則主要是，看它是否在理論上對這三個“有利于”真正地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和促進作用。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步子的加快，中國法學學科的建設正處于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發展中的中國法學理論研究不僅僅需要一個寬松的外部環境，還需要研究主體本身在思維方式、研究手段和知識結構方面有重大的突破。探討法學界學術氣氛沉悶的原因，不能完全歸咎于外部環境的限制，而更應從研究主體自身的理論素質方面去尋找答案。只要法學理論工作者依照固守于單一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手段，滿足于一般的法學知識而忽視、輕視或排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遠離經濟建設，那么就是允許法學界一百次地解放思想，法學研究也難以呈現生氣勃勃的景象。

發展中的中國法學迫切需要研究主體尊重他的研究對象—法現象的客觀運行規律(包括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并具備能夠把握這些規律的知識結構;發展中的中國法學家必須吸取近百年來世界各國人民所創造的“精神產品”，包括總結、分析當代西方法學理論和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將它們視為全人類共同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吸收其中有益于中國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當代西方法學家在解決由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帶來的社會矛盾時所提供的種種科學手段，而不是對之加以簡單地排斥和摒棄。

法學界確實有必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的第一步便是，研究主體思維模式系統的開放和舊有知識結構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