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個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占有如此豐富的物質財富，也沒有哪個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如此經歷著內在精神的極度潰敗與大自然的全面告急。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于向原本清澈的江河湖海肆無忌憚地排放濁臭逼人的廢水，也已經習慣于在超級市場里閑逛選購來自五湖四海的商品，在物質滿足中享受著虛幻的自由。藍天白云難得一見，代之以鉛灰色天空；碧波蕩漾難復舊夢，代之以污泥濁水；鳶飛魚躍的生動景象更是消失無蹤，代之以被動物園的鐵柵欄關著的神情呆滯的動物。全球氣候反常、臭氧空洞、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植被退化、物種銳減、垃圾泛濫等均是生態全面告急的征兆與表現，生命與周圍環境之間幾十億年里慢慢形成的精美聯系正在被現代科技全面而徹底地損傷著，其后果有些已經昭然若揭，有些還只是初露端倪。但若想讓我們這顆美麗而脆弱的藍色星球繼續存在下去，若想讓人類文明可持續地發展下去，全人類的生態意識的建立將是極為迫切的，而文學也必須接受生態意識的浸潤，實現看護大地、叩問靈性的功能。

中國生態文學的興起

中國當代生態文學近幾十年的發展歷程頗為坎坷而曲折。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現代化無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生態后果。首先，因為不控制人口，導致人口數量的暴增。其次，對各種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非常嚴重。建國后我國曾長期靠出口各種珍禽異獸、野生動物的皮肉賺取外匯，更別說對東北原始森林的掠奪性破壞，對內蒙古大片草原的違背生態規律的農業墾殖，以及對云南、海南等地熱帶雨林的毀林開荒，當然更不用說大煉鋼鐵、大躍進時期對全國森林的毀滅性破壞了。在極左意識形態的長期影響下，我國政府居然出現了不承認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會出現生態危機這樣的咄咄怪事。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是世界環境保護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國際社會就環境問題召開的第一次世界性會議，標志著全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覺醒。曲格平后來曾回憶說：“大會召開的時候，我國正值十年動亂時期，人們的腦子里充滿了極左的情緒。對待世界性的環境問題，我們差不多是采取事不關己、幸災樂禍的態度。那時候，我們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危機，有的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公害是資本主義罪惡制度的產物，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產生污染的。誰要說有污染、有公害，誰就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當時周恩來總理也算是高瞻遠矚，派出代表團參加會議，但回到國內后，主要關心的卻還是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問題，對環境和發展問題只字未提。而當時中國的環境問題和生態問題已經是相當嚴重了。因此，在此背景下，中國當代作家還沒有創作生態文學的自覺意識，即使有詩人牛漢的《華南虎》、《麂子》等“潛在寫作”詩歌中透顯出一定的生態意識，但還稱不上真正的生態文學作品。

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真正誕生還得到20世紀80、90年代，出現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一、隨著我國的現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生態環境大破壞的惡果已經日益被人們領受到了，無論是社會主義優越論，還是先發展后治理的代價論，抑或是消費文化的刻意掩蓋，最終都無法使人滿意地面對各種日益嚴重的生態災難了。二、國際上風起云涌的環境保護運動對中國人民和作家起到非常良好的啟示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全球各國政治首腦相聚一堂，就可持續發展問題共商大計，環保意識和生態意識借助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深入世界各地。三、西方生態文學作品的大量介紹也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的梭羅、利奧波德、卡森以及蘇聯的普里什文、艾特瑪托夫等人的生態文學作品。四、在西方現代化浪潮沖擊下，對本土傳統文化的興趣重新高漲，尤其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的國學熱，讓中國作家對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有了自覺的接受，而其中蘊含甚深的生態意識自然深入到他們的作品中，如汪曾祺、賈平凹、張煒等作家的相關作品。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中較早地呈現出生態意識的是一些志在反思歷史的知青小說，比較著名的如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樹王》和老鬼的《血色黃昏》等作品，它們或敘述海南島五指山原始森林被破壞的慘狀，或展示云南原始森林遭毀滅的惡果，或描繪內蒙古草原墾殖的生態災難，非常富有啟發性。與之相對，另有許多作家針對現實的環境、生態問題展開嚴厲的批判。像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徐剛的《伐木者，醒來》等生態報告文學就水污染、森林破壞等問題，振臂高呼，振聾發聵。而高行健的實驗話劇《野人》演出于1985年，也是當代文學中高調宣揚生態意識的一個獨異文本。該劇充分反映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森林竭澤而漁式的開發方式導致生態環境的急劇破壞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作家或受道家思想傳統的影響，或受鄉村生活的浸潤，或者生活于在邊疆地區，或者本身就是少數民族，與大自然尚保存著靈魂深處的密切聯系，生態意識由潛在趨向明豁，由細微趨于宏大，表現出一種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命理想。例如賈平凹的《商州初錄》、《商州再錄》中就許多篇章具有濃郁的生態意識。詩人海子的《活在珍貴的人間》、《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著名詩篇似乎在向美國生態思想的先驅梭羅的遙致敬意。而周濤的《鞏乃斯的馬》、《伊犁秋天的札記》等散文在對自然萬物的充滿激情的描摹中體現出美妙的生態意識。馬麗華的《走過西藏》等散文更是在藏族人民樸素的生活中發現了生態意識的珍貴啟示。詩人于堅則漫游于云南高原上，從山川大地、少數民族文化那里慢慢接受生態意識的熏陶，寫出了《避雨之樹》等杰出的生態詩歌。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生態文學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關注生態問題，生態文學作品體裁齊備，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徐剛的系列長篇生態報告文學，如《中國，另一種危機》、《綠色宣言》、《沉淪的國土》、《中國風沙線》、《國難》等，視野更加宏闊，生態立場更加堅定，生態智慧也更加深邃。他的《長江傳》等更是雄心勃勃，試圖為我國的母親河描畫出生態肖像，引起大家的深情眷注。徐剛的生態報告文學往往能超越于一時一地的生態危機，筆觸深入歷史，延及四方。此外，如王治安的《人類生存三部曲》、李青松的《遙遠的虎嘯》、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生態報告文學對侵占土地、毀滅森林、物種滅絕、河流污染等許多重大生態問題秉筆直書，高聲疾呼。而于堅的長詩《哀滇池》、李松濤的長詩《拒絕末日》等都是聲名卓著的生態詩篇，憂憤深廣，陳義甚高。至于葦岸、周曉楓的生態散文，張煒的《三想》、張抗抗的《沙暴》、郭雪波的《哭泣的沙坨子》、葉廣芩的《老虎大福》等生態小說等更是華麗登場，無論是立意的高卓，還是藝術性的渲染，都頗值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