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暢揚生命整體美并關注“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不僅接通藝術生命和宇宙生命有機諧和共振，而且展示了“生態文學”的古典形態。我們挖掘中國文學傳統的“生態”內涵，既是一種對接，也是一種現代闡釋；作為歷史性機緣，更成為歷史、現代與未來接續的必然。當繼承、對話、揚棄、轉型；兼收并蓄、取長補短、體用關系、共生共存等詞語運用其研究，必然在現代境域中使之觀念重構、價值重建、意義重生。我們環繞“生態”體驗，力主拓展視野，對中國文學傳統給予現代闡釋，在多向轉換及“對接”中，悟解“生態”對人之生存本然性構建的必然性。

一、“生態”接通中國傳統話語系統

“生態”一詞，產生于１９世紀，繁盛于２０世紀。１８６６年德國博物學家海克爾最初使用“生態”時，其意義是指生物與其生存環境間的關系。至２０世紀后半葉，“生態”與多種學科聯姻而植生出無數學科；與多種文學藝術類型觸發相似相同的體驗方式，使多樣的創作類型得以生長，也成就了多樣的話語表達及闡釋方式。“生態”還與多種地域及人的生活狀況、文化生存方式續緣，使“生態”有機狀況無限延展，成為轉換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必然。“生態”之能量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所不入，有著近乎無所不涉的領域，原因就在于“生態”的蘊含及根本所指。“生態”與中國話語接通，不論是歷史、傳統的，還是當下及文化整體風貌的，不僅都會凸顯上述種種轉換特性及條件，而且最重要的，或許是啟悟我們去挖掘、修整、組合、再生中國古已有之且豐富的“生態”文化資源。

首先，“生態”作為概念的植生作用。“生態”既是一個現代含義的概念，也是一個膨脹指數極高的現實存在。但其豐富的內涵及明確的所指性卻不拘于現代，而是接通著人類生成的始終，與人的生命、生存，以及人所賴以存在的環境建立多樣并復雜的關系。我們之所以說中國文化傳統滿含“生態”之義，其意就在于此。在古代中國人那里，天地人三者始終是生態化地連接著，這種連接不是對象化的，而是“生命”的連接，是“生生”永續的，天地、陰陽交感而和合，化育化生萬物。那種天地人和合、“并生”、“為一”、“本與體”且生生化育的同類話語表述眾多，并且生成性及輻射現象也頗多。至王陽明，便有集大成的表述，《大學問》云：“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１］“生態”意涵與天地人和合，萬物一體，生生化育等話語，盡管非產生于同代，但卻異曲同工，其內涵也有相似相同性。這就創造了相互間對接、融合的必然條件。其條件既“自在”，即伴隨自然與人的生態和合，并有亙古不變的本然狀態，也“自為”，因為作為不同文化傳統的交往與對接，是 歷 史 性 與 過 程 性 的 現 實，也 是 未 來 的趨向。

其次，“生態”對于天地人關系的表現作用。中國思想史中諸多理論都強調人是自然宇宙生命大家庭的一員，人與自然是一體的，這就包含著較為深刻的生態思想。天地人樸素有機體的相合，構成了古代中國人的宇宙觀，在此統攝之下，人們的思維沒有把主客對立起來，沒有將自然只看作是一個外在于人的認識對象，而是把人與自然視為一個有機且系統的統一整體，總是把外在自然轉化為內在自然，成為人的內部存在；將自然既作為社會道德體驗、精神活動的實有存在，又作為參照、尺度，來映襯人的品格、德性。尤其在文學體驗中，自然的形貌總是含蘊始終，人們通過天地人一體的運行而感悟人生，且與人的自體性活動有機融入，進而構筑樸素的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關系。文學活動始終表現對自然的那種濃郁的生態親和性，其中較少認知性及理性、思辨性的話語闡釋，卻恪守“外師造化”式生態體驗。即便是游記性文學體驗，盡管也有對自然現象的客觀及經驗性闡釋，但卻與對自身生命、情感及審美悟解相融合。這時，人對自然的那種天然性的情誼、情感及親和力往往超過了與自然相對立的認識性理解，其中滿含著最適宜于藝術創造的生態智慧。

第三，“生態”對于話語層次的構造作用。對生命的理解及體驗溶解在古代人的人生體驗中，成為古人在構筑自身的生存環境時必須進行的現實與理性的選擇。古人思維及話語表達更多的是直覺的，經驗體驗性的，他們對生命感的植入，對生命意識的經驗性體味會成為他們生活及生存的選擇。我們不可能確證這就是生態文學（創作與批評），但無疑是生態文學的前在雛形，或為相似性。這一方面得自于人類演化的歷史過程中，生態體驗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源自中國特殊自然地理環境所生成的，特殊的生產、生活方式及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由此鑄就的天地人和合的體驗方式。這多種因素成就古代中國人的生態體驗的特殊性，也植生出文學現象的“生態”性韻味。“生態”在接通人們構造話語、范疇的支撐系統時，會植生帶有極強的生命意識及生態關聯性的話語表達。如：道、氣、性、勢；韻、味、悟、神；太極、生生、化生、化育；乾坤、陰陽、剛柔、中和；混沌、天籟、大象、大音；雄渾、含蓄、豪放、妙境等無以盡數的話語模型，既內蘊藝術體驗及生成性的話語特點，也具有很強的生態意味。盡管我們不可能以“生態”重新組裝這一系列概念及系統，但如果我們從生態意義上給予新的詮釋，想必在挖掘其本有含義之時，必然會煥發其新意，體現其再生之意。

最后，“生態”與“生生”的統貫作用。“生態”與“生生”在指向生命有機性方面，含義相近，如存差別可有二：一是產生的語境及歷史條件不同；一是“生態”更顯關聯性，“生生”則依循節律性。兩者都具統貫性，但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或許“生生”更具適應性。“生生”既是自然之生態存在的現實，是生命運演及個體生命生成及延續的表現，也是藝術審美生成及體驗的本來狀況及節律性展示。進入現代語境，“生生”亦可為“生態”的代名詞，作為一個范疇，會有極大的輻射性及再生作用，并作為生命體驗及藝術審美活動的最佳展示方式。古代中國人論述詩文中的聲律、對偶、修辭諸問題，書畫理論中的著色、骨法用筆、皴染及虛實等表現手法，戲劇中的結構、程式、虛擬等，總是以“生生”運行的生態節奏及韻律感印跡生命活動，匯聚審美體驗。即便是對方法的運行，古代人也總是將其置入生命運行關系及“生生”的生態演化節律中，在生態化的、和諧性的關系視野中進行藝術操作。這豐富的表意系統，是現代境域中文學活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話語資源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