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高等教育要優化結構、辦出特色。要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
    民辦大學要生存與發展更應辦出特色，民辦大學辦學特色的形成是建立在準確的辦學定位的基礎上的，是辦學者依據辦學定位并充分結合學校自身辦學條件而在長時間的辦學實踐過程中形成的較為穩定的育人模式或發展方式。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不斷地改革創新。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①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培養大批創新型人才，而培養創新人才的關鍵是教育。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民辦高等教育在辦學規模、辦學層次以及辦學條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下，民辦高校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機遇與挑戰，例如：如何實現從機遇型發展向實力型發展轉化；從規模擴張向內涵發展轉化；從同質化競爭向以個性特色立校轉化。民辦高校要突破這些發展瓶頸，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走變革創新之路。
    西安翻譯學院在20多年的辦學實踐中有無數思想閃光點的支撐，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創新。不斷地變革，不斷地創新，這就是西譯一個具有四萬人規模的民辦高校成功的秘訣。
    創新之一：銳意變革，獨創復合型教育模式
    教育模式是指：在教育理論的指導下,對教育過程的組織方式及其相應策略的模式化概括。科學的教育模式有助于規范教育行為,促進教育質量的提高。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在教育模式上先是學習前蘇聯，后又學習美國。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的教育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如何創新教育模式已成為目前高等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對自身發展與培養目標進行科學定位的基礎上，西安翻譯學院創造并成功地實踐了，備受全國教育界關注并深受用人單位青睞的，“外語+專業+現代化技能”和“專業+英語+現代化技能”、培養“復合實用型雙專業涉外人才”的教育模式。
    這一模式強調對學生實踐操作能力、就業能力、創新能力和創業能力的培養。具體來說，就是對外語類專業采用“外語+專業+現代化技能”的培養模式。在人才培養計劃中除了外語的基礎課和專業課以外，設置 “經貿”、“教育”、“導游”等多個模塊，加強學生的計算機應用能力培養，成為既懂外語，又能具有一門應用專業和現代化技能的復合型應用型專門人才；對于非外語類的專業，包括經管、計算機、通信、藝術等專業，采用“專業+英語+現代化技能”的培養模式。除本專業的課程教學外，設置了課時量較大的“英語課程”模塊，加強學生英語聽說能力培養，使學生有較強的外語素質和計算機應用能力。
    無論是統招本科、高職還是自考本科各專業，學生均可選修辦公自動化、網絡知識、外貿函電、公共關系、禮賓禮儀或小轎車駕駛等實用技能公共課。
    此外，西安翻譯學院還將三年制統招計劃內高職的周課時由24課時增開至28課時，以全面提升計劃內高職的學業水平。
    對于西安翻譯學院的這種獨特的人才培養模式，外界曾形象地將它比喻為“三個半瓶子醋”理論，意思是說，西安翻譯學院高職的學生外語比不上公辦高校外語系本科專業學生；第二專業學得不夠精深，也不及公辦高校相關專業學生；同時又不是專門學技能，技能水平也不算高。三方面與公辦學生相比僅僅是人家的一半，但是在這種復合型模式的組合下，三個半瓶醋就相當于一瓶半醋了，綜合能力又比公辦學校只學一個專業的學生強，從而產生了1+1+1>3的系統效應。
    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西安翻譯學院這一教育模式的優勢：1994年新加坡銀行系統來到西安欲以7000元月薪招聘30名畢業生。他們起先到外語學院，外院的本科生外語很好，但他們不懂金融；后來他們又到了財經學院，財院的學生財務知識很豐富，但他們說英語既開不了口，也聽不懂人家的英語會話。后來他們來到西安翻譯學院，發現西譯的畢業生既懂金融，又有很強的口語和聽說能力，結果是滿意而歸。
    近幾年來，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國十余所大學紛紛與西安翻譯學院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在目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西安翻譯學院的畢業生卻成為眾多企業上門索聘、高薪招賢、批量吸納的“搶手貨”。西安翻譯學院畢業生就業率穩居全國民辦院校前列。用人單位對西安翻譯學院學生的評價是：他們既有過硬的外語應用能力，又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實踐操作能力以及獨特的創新、創業能力，更為重要的是西安翻譯學院的畢業生身上有一種艱苦創業、頑強拼搏的“西譯精神”。西譯2011屆畢業生鄭悅被英國倫敦大學錄取為研究生。還有不少學生先后被復旦大學等國內知名大學錄取為碩士研究生。
    如今，西譯早幾年畢業的學生有許多已成為部門經理或者業務骨干，部分學生還自己創業當上了董事長、總經理，而且將公司運營得風生水起……  
    創新之二：注重特色，創立翻譯研修學院
    說到人才觀，中國人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觀念是“學而優則仕”。與“學而優則仕”相伴隨的是文憑觀念。在科舉時代，唐代李德裕武宗時居相位，盡管位極人臣，但由于非進士出身而遺恨終生。在新時期，用人單位在人才市場上對求職者第一學歷即大學本科學歷提出苛刻的要求，反映的就是傳統的“一紙定終身”的文憑觀。錢鐘書在《圍城》里對文憑有一段獨到的見解和論述：“方鴻漸受到兩方面夾攻，才知道留學文憑的重要。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自己沒有文憑，好像精神上赤條條的沒有包裹。”我們現在的社會，似乎是一個“文憑”社會，有了文憑就有了一切，沒有文憑就一切沒有。“文憑”教育的大興偏離了教育的真正目的，不利于教育的健康發展，不利于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更不利于科教興國戰略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