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把孔子“樂”的人生和莊子“游”的人生作為藝術的人生范型加以闡發，稱莊子“游”的人生為純藝術的人生。其具有道家意義上的道德，是超道德的，是物物各安其性的大仁大德，且在根源之地藝術與道德是相統一的。徐氏對莊子的詮釋開啟了獨特視域，認為虛靜之心是莊子的“游”的藝術人生的“心性論”基礎，而且是人進行藝術創作時的藝術精神主體，本文僅就徐氏的獨特視域，解讀其如何將莊子的“游”的人生確立為藝術精神主體。

一、道家藝術化人生的“心性論”

在徐氏那里，中國文化是由“心性論”所開啟的人文主義，或由工夫所開啟的“心的文化”，包括儒家和道家兩種形態。道家與其他先秦諸子當時所面臨共同禮崩樂壞的時代課題，分別開出各自的救世藥方。在儒、道、墨、法四家的救世方略中，墨、法二家沒有開顯出各自的心性論，墨家站在事功的立場、法家站在政治的立場來否定禮樂。儒家雖然對禮樂持肯定態度，但它把外在的禮樂作了一種內在的轉換，更重視禮樂得以成立的價值根源，由此開啟了儒家以性善論為基礎的人文主義，這是人文主義的一種形態，其最高境界是藝術與道德合一的“樂”的人生。而道家不同，《老子》三十八章云：“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表明道家對禮樂持否定態度，盡管如此，道家否定禮樂，不像墨家那樣基于一種素樸的事功主義，也不像法家那樣站在純政治的立場，而是有其深刻的“心性論”基礎。從《莊子•天下》篇中可以看出，道家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它認為諸子百家對天下大勢的理解和把握多是“得一察焉以自好”，即是偏而不是全，這些“偏”方雖然不是完全無用，但卻達不到“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的境界。

道家認為，要達到此一境界，只有各人回復到自家的“德”那里，依人性的自然而發為人生的態度與行為，才是在大變動的時代的長治久安之策，而離開這個心性之自然的皆是虛文，是對生命的束縛桎梏。在道家看來，不但外在的禮樂是虛文，就是儒家所講的基于心性之自然的性善論也非心性之本然，而是人為的造作。道家就是要完全還心性之“虛”、之“無”、之“靜”的本然。所以，道家的“心性論”可以說是“虛一而靜”。建立在這種“心性論”基礎之上的人生社會理想，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而是超人文主義，是中國人文主義的另一形態。

徐氏進一步指出，道家由“虛一而靜”的“心性論”所開啟的人生便是藝術的人生，其作用與表現便是藝術的精神。他認為道家較之于儒家更富有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道家思想的基本動機是想在社會大變亂的時代為人生尋找足以安頓的常道，其出發點與歸宿點終究落實于現實的人生。在對西方哲學的研究比較中，徐氏認為道家的形而上與西方哲學“拯救現象”企圖通過理性思辨為存在界建立“可理解性”的形而上的取向有別。“西方純思辨性的哲學，除了觀念上的推演以外，對現實人生，可以不必有所‘成’。”…那么，如何理解徐氏的道家在人生方面的“成”呢?對此問題他在寫《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里認為：“老子是想在政治、社會劇烈轉變之中，能找到一個不變的‘常’，以作為人生的立足點，因而得到個人及社會的安全長久。莊子也是順著此一念愿發展下去的。但這畢竟只是一種‘念愿’，對現實的人生來講，不能說真正是‘成’了什么。”【2’后來在寫《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直接點出：“老、莊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地人生。”【33徐氏的這個結論把道家思想的積極意義給深挖了出來。他認為只有這一結論才不至于“辜負了此一偉大思想所應擔當的歷史使命”。【4’為了解明道家由“虛一而靜”的“心性論”所成就的藝術的人生的意涵，徐氏分別從人生觀、宇宙觀和政治觀三方面加以注解。

首先，徐氏認為，道家由“虛一而靜”的“心性論”，特別是莊子所發現的虛、靜、明之心，其精神落實下來就是使人自身徹底的藝術化。《莊子》一書中所描寫的“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并與!神明往與”，向我們展現一個無限的超時空境界，在此境界中，萬物各得其性，自由生長，這就是“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即是說無目的為萬物所歸。在徐氏看來，以“無目的為所歸”就是藝術性的，甚至連道德的目的都是一個累贅，這正是徹底自在的藝術精神，在這種精神之下所成就的必是藝術的人生觀。Ho其次，徐氏認為，莊子由藝術的人生觀必然導致其藝術的宇宙觀。在莊子那里，生命由“虛一而靜”之“心”這個“本”可以無限地開辟，而至“官天地，府萬物”(《莊子•德充符》)。《莊子•天下》所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與造物者游”的境界，“這種由一個人的精神所體驗到的與宇宙相融和的境界，就其對眾生無責任感的這一點而言，所以不是以仁義為內容的道德；就其非思辨性而是體驗性的這一點而言，所以不是一般所說的形而上學。因此，它只能是藝術性的人生與宇宙的合一”。【61在徐氏看來，一方面道家作為一種人文主義同儒家一樣，它由人性的自覺及自我的完全，必然涵攝到世界萬物的完成；另一方面莊子的超越，是面對世俗是非的“忘己”、“喪我”，即在世俗是非之中，呈現出“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物者游”的超然境界。徐氏認為，此種“即自的超越”恰是不折不扣的藝術精神，【7’而這種藝術精神落實下來便是藝術的宇宙觀。

再次，徐氏認為，由藝術的人生觀必引發至藝術的政治觀。因為道家“虛一而靜”的“心性論”就是反對人為的造作，而人生最大的造作是來自政治，道家對政治的毒害體會特別深刻。在莊子看來，政治的關鍵不在于禮樂等外在造作，而在于是否能“安其性命之情”，這便是“無為而治”。道家的“無為而治”是一種極高的境界，其背后的基本動機在于從政治的機器中超拔出來，以求得精神的自由解放。道家的“無為而治”落實下來便是一種藝術的政治觀。在徐氏看來，道家的“無為而治”不能在現實中實現，便只能通過想象在藝術的境界中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