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的發展軌跡

政治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是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象的空間分布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科學。政治地理學的思想十分悠久，其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研究了理想政治單位的合理規模、位置和土地利用。亞里士多德則在其巨著《政治學》指出，理想的政治單位應是地形上易守難攻，位置上臨海靠陸，且領土富饒多產。一般認為，西方政治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從19世紀末到1914年是政治地理學的初創階段。1897年德國地理學者弗里德里希•拉策爾的《政治地理學》一書的出版，被學術界普遍認為是政治地理學從人文地理學中分離出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的標志。拉策爾把達爾文進化論中的有機體概念引入對國家的研究中，提出了“國家有機體論”和“生存空間論”。其核心思想是:

(1)國家是一個空間性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是人民和土地的統一，具有生長、擴張和衰亡的生命周期。

(2)國家的發展穩固地建立在其領土的基礎上，為了發展，國家必須確保充足和合適的生存空間，這是國家權力的基本組成部分。成功實現領土擴張的國家將成為一個大國，甚至是世界強國。政治地理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一時期，政治地理學得到了戲劇性的發展。一方面，政治地理學的內容、定義更加明確，理論概括也大有發展，并出版了兩本比較系統的政治地理學教科書，一本是美國地理學者惠特萊西的《地球與國家》(Theearthandthestate，1939)，另一本是荷蘭地理學者范根堡的《政治地理學原理》(Ele-mentsofpoliticalgeography，1940)，這標志著這一學科的日趨成熟;而另一方面，政治學界和地理學界出現了一股逆流，這就是以豪斯霍費爾為代表的德國地緣政治學的產生，致使政治地理學對地緣政治方面的研究在戰后長時間處于困惑狀態。二戰后，隨著戰后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變化，政治地理學也擺脫了“地緣政治”所帶來的陰影，進入了重新恢復和再發展的新階段。這一時期，政治地理學在研究傾向和范圍上，發生了許多變化，第一是研究尺度復合化，形成國際尺度、國家尺度和亞國家尺度三級視角，并且把多種尺度的研究融會貫通，通過世界體系理論形成了多尺度復合研究體系;第二是研究方法多元化，突破了單一的經驗式研究路線，將經驗式推理和科學實證相結合了起來;第三是研究主題的人文化。二戰后的政治地理研究通過引入批判社會理論等新的理論成果，研究主題也由主要關注自然因素的影響，逐步轉向關注人文因素的作用;第四是研究目的的學術化傾向，二戰后為了與德國地緣政治學劃清界限，西方政治地理學研究雖仍有政策影響，但基本目的已經轉向對現象本身的解釋，由服務國家政策轉向致力于知識貢獻。那么，地緣政治學又是如何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呢?地緣政治學的產生同樣是人們對“人—境關系”，特別是地緣環境與國內國際政治的互動關系的長期觀察與思考的結果。雖然地緣政治現實自古有之，但人們對它系統地理論化則是近代才開始，至今不過百余年歷史。地緣政治學的發展軌跡可以從四個時期來把握。

(1)產生與發展期

首創“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一詞并把地緣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提出來的學者是瑞典政治科學家魯道夫•契倫，他把地緣政治學定義為“把國家作為地理的有機體或一個空間現象來認識的科學。”該理論的核心是“國家的生命在于空間擴張”，而擴張的地理環境和地理要素就是地緣理論的研究對象。顯然，契倫這一理論新創繼承和發展了拉策爾提出的“國家有機體論”和“生存空間論”。雖然拉策爾至死都沒聽說過“地緣政治學”一詞，但由于他的研究對地緣政治學的深遠影響，許多學者還是冠于他“地緣政治學的鼻祖”地位。為國家制定政治戰略服務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是地緣政治學迅速發展的主要內在驅動力。19世紀末，羅盤的應用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使海洋成為四通八達的公路，美國海軍上將馬漢在分析英國稱霸世界的原因后提出“海權論”，開創了地緣戰略研究的先導。他的海權思想集中反映在1890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中，中心論點是爭霸世界的關鍵在于奪取制海權，而奪取制海權的關鍵則是控制世界的重要航道，他還鼓吹美國應放棄“孤立主義”政策，投入海洋霸權的爭奪。十幾年后，蒸汽機車的發明，陸上鐵路、公路系統的發展，使海權優勢逐步讓位于陸權優勢，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敏銳地觀察到這一趨勢并創立了“陸權論”，他提出的“心臟地帶”和“世界島”概念把地緣政治學的研究推到了全球戰略的高度。他的研究結論是: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學者斯皮克曼修改了“心臟地帶”理論，提出“邊緣地帶”學說，但其研究方法基本還是沿用了麥金德的分析框架。本世紀初，飛機的發明又帶來了空中機動力時代的曙光。意大利杜黑將軍的《制空權》一書分析了飛機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使得地緣政治學的研究目光開始從地面投向空中。杜黑的空權論至今仍深刻影響著各國的國防戰略部署，并隨著航天技術的發展衍生出有關外層空間的“制天權”概念。地緣政治學經歷了海權、陸權和空權三個階段后，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在世界大國的戰略決策中影響力也日益增長。

(2)衰落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學者豪斯霍弗爾創立了德國地緣政治學派，其理論核心可以概括成五句話:第一，國家是一個有機體。第二，有機體必須進行擴張。第三，戰爭是允許的。第四，空間擴張必須以極權主義為后盾。第五，德國的進取需以軸心國同盟為手段。該理論對德國的搶地盤行為進行了美化和合理化，完全迎合了法西斯主義者重新瓜分世界的心理要求，因此成為納粹德國侵略擴張的重要宣傳理論工具。隨著法西斯的覆滅，地緣政治學也幾乎身敗名裂，許多政治學家對之表現出了極大的反感，甚至連麥金德也馬上與地緣政治學家的研究割裂開來，并且把他自己的研究稱為“政治地理學”。地緣政治學因此一度被封存入冊，在戰后20年間幾乎沒有新的發展。

(3)復興期

6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國際政治、軍事和經濟環境的變化，為新形勢下地緣政治學的復蘇準備了必要條件。但推動地緣政治學復蘇，使地緣政治學術語得以廣泛應用的關鍵人物則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他在其對外政策的論述中大量使用了地緣政治學的有關概念，正是他的認可，使地緣政治學在沉默了幾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國際論壇的核心地位。地理學家參與地緣政治學的復蘇，雖時間較政治家為晚，但同樣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貢獻。1964年，美國學者科恩在其著作《分裂世界的地理和政治》中指出，世界是分裂的、多中心的和按等級排列的，可劃分為海洋貿易區和歐亞大陸區兩類地緣戰略區和兩個“破碎地帶”，構建了獨樹一幟的等級制地緣政治結構理論。1982年，美國國防情報局格雷厄姆將軍提出的“高邊疆戰略論”則為里根總統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劃在理論上和技術上提供了論證性依據。

(4)新發展期

冷戰結束后，多極化趨勢日益呈現，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與此同時，領土、民族、宗教沖突層出不窮，局部戰爭此起彼伏，世界并不太平。這些錯綜復雜的變化對傳統地緣政治學提出挑戰，促使地緣政治學朝著多元化、經濟化、文化化的方向發展，地緣經濟、地緣文化等新概念應運而生。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地緣政治學觀點是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戰略”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布熱津斯基強調歐亞大陸仍然是美國爭奪全球首要地位的重要棋盤，亨廷頓則洞察到了民族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現代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作用，預言未來國際政治沖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而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

二、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的關系辨析

(一)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的聯系

通過上文對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的發展軌跡的梳理，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從學科發展角度講，政治地理學是地緣政治學緣起和發展的前身，從這一意義上講，政治地理學提供了地緣政治學直接的理論淵源，地緣政治學是沿著政治地理學的學科邏輯來發展的。第二，從研究對象看，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都把國家當做地理的有機體或一種空間現象來認識，例如，拉策爾、豪斯霍弗爾和契倫共同意識到，二者均是對國家這個有機體所作的空間及其結構的研究，研究對象都涉及國家、領土、版圖、資源等要素。第三，從研究方法看，二者都以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從空間角度來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象和政治過程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和結果。正是因為以上共同點，二者在某些場合是可以通用的概念，然而，無論是哪一方面，二者之間重疊的確切特性遠不如它們之間的差別。

(二)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的區別

從學科分類的角度看，政治地理學從屬于地理學，而地緣政治學從屬于政治學。前者是對政治現象的地理學研究，后者則是借助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做政治學研究。契倫認為，地緣政治學作為政治科學，其目標常常指向國家的統一，并意欲了解國家的本質，與此相對，政治地理學是研究作為人類居住場所的地球和地球上其他要素的關系。豪斯霍弗爾也提出了明確的定義區分，他認為，政治地理學研究的是地球表面空間上的國家權力的分布以及如何受到其分布的空間形式、氣候和植被的制約的學問。而地緣政治學則是關于在自然生活空間中的政治生活形式的學問，并且是致力于闡釋其政治生活形式如何受到土地的束縛和歷史運動的制約的學問。也就是說，政治地理學是從空間的角度來研究國家，地緣政治學則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研究空間。在研究過程中，政治地理學注重的是國家的地理差異，而地緣政治學則特別看重地理差異所導致的政治差異，認為這些地理差異及其在空間上的關聯對國際政治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從代表人物的背景看，政治地理學的創始人和研究者多為地理學者，而地緣政治學方面則絕大多數是政治學者或者歷史學家、軍事家等，而非地理學者。例如，馬漢是歷史學家和軍事戰略家、斯皮克曼、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和亨廷頓都是政治學家等，至于像麥金德、豪斯霍弗爾等研究地理出身的人，后來都轉為頗具爭議的政治人物了。因此，地緣政治學只能是政治認識的結晶和范疇，而非地理學的某一分支或流派。二者學科歸屬的不同從根本上說是由其研究目的的差異引起的。從研究目的來看，二者的差異主要反映在地理學應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卷入政治事務中。地緣政治學倡導地理學家們積極參與國家事務，而學術主流派主張政治地理學遠離政治，這使二者在價值趨向上嚴格區別開來。正統的政治地理學主要考察的是國家的空間條件，反映的只是國家的自然差別，它通過對存在于地理層面上的政治因素的分布形態等進行歸納總結，找出政治在地理空間上的差異、分布規律等地理特征。因此，不論其內容涉及多少政治現象，它最后的落腳點都在于描述相對穩定的地理現象及其機理，即為國家的政治運行作地理注腳或提供理論依據。而地緣政治學與此相反，它研究的是國家的空間需要，并對各種地理空間賦予價值判斷，試圖借助其結論來指導現實政治。雖然它也非常注重各個文明體之間的地理空間形態的特勢和變化，但其關注和操縱的羅盤始終指向政治權力對地理空間的控制問題，并據此勾畫出某種地緣政治圖景，為各個國家制定和執行自己積極的整體戰略確立清晰而有效的地理坐標。

如馬漢的“海權論”直接促成了了美國和德國海軍的興起，麥金德著名的三段論式地緣政治預言也與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的國際格局驚人的吻合，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論”為美國在冷戰期間推行遏制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德國地緣政治學的畸形發展更是將地緣政治的決策作用推到了頂峰。正如斯托克斯(Stoakes)所指出的，“認為科學研究能夠洞察政治命運神奇功效的設想”，“是將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劃分開來的顯著標志。”換句話說，政治地理學更傾向是致力于知識貢獻的純科學，而地緣政治學卻是服務于國家政策的應用科學。研究目的的不同也造就了二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迥異。雖然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都把國家和地理空間的相互關系作為研究的目標，但在政治地理學中，國家更多地被視為一個靜態的事物，政治通常被看成是一個結果、一種業已存在的現象，其著眼點主要是分析、分類和比較等方法，與地理學其他分支學科相比，其方法論本質上是一致的。而地緣政治學以國家生活的歷史事像的觀察為根本，所以，研究國家的生活狀態不是其根本任務，國家的行為才是地緣政治學研究的前沿。它的研究更關注造成政治結果的地理原因，影響政治運行軌跡和規律的地理因素，并關注政治運行的趨勢和方向，以及未來的政治可能。所以，地緣政治基本上是動態的概念，其研究涉及政治進程的過去和現在。斯皮克曼就認為“地緣政治分析與純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點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動的形勢而不是靜的形勢。”因此，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是地緣政治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它同時將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國際關系理論和戰略學等眾多學科的研究方法結合使用，以滿足捕捉動態的政治過程的需要。當然，二者的區別還反映在研究范圍和領域上。

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的概括，政治地理學的研究范圍和領域包括:

(1)國家和政治區域的面積、形狀、功能、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等領土特征，疆界的進退變動，以及社會性質、政治體制、行政區劃、人口和民族構成、資源的開發、產業結構及其地理布局、公民的生活水平情況;

(2)首都和區域中心的城市的建立及其作用;

(3)國際政治關系的地理背景，根據對領土(包括領海、領空)主權和國界劃分的理論研究以及有關國界變動的史實考證，確定在本國與鄰國以及其他國家之間關于邊界問題的爭端中立場和依據，探討各國之間的矛盾和協作，其中包括軍事沖突、外交斗爭、國際移民、貿易關系等方面的發展變化，分析比較世界各個國家集團的組合和演變以及公海問題等;

(4)綜合國力分析，是從綜合的角度對一國的社會經濟、科學技術、軍事國防等各方面的總體實力的綜合反映。由此可見，政治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單位是“國家”，盡管它也著眼于國際尺度，但是其對國際政治的研究歸根結底還是為國家的政治決策、國際事務等工作提供依據。也就是說，政治地理學主要研究國家級政治地理，有些學者也因此主張政治地理學應更名為國家地理學。而地緣政治學主要是研究國際級政治地理，研究作為國際關系主要行為體的國家之間的政治地理分布，研究國際范圍內國家權力的地理基礎。它根據各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預測世界地區范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以地緣政治學的觀點看，地理因素是影響國際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地緣政治”一詞是表述國際關系空間關系的簡明概念。這種觀點為國際關系理論所吸收，在國際關系理論總形成了一種說明和解釋國際政治和地理現象，進而在國際關系中利用地理知識來支持和指導國家決策的一個特殊的理論分支。

三、結語

綜上所述，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同根同源，它們是兩個交叉的概念和交叉的學科，在許多方面具有極其復雜的交織關系，僅僅因為二戰期間德國地緣政治學特殊的法西斯主義內涵，而將它與政治地理學完全割裂的觀點顯然站不住腳。但是，隨著學科的發展，由于各自研究目的不同，它們在研究方法、研究范疇和領域等方面的差異性日益擴大，地緣政治學已經明顯區別于傳統的政治地理學。那種認為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是兩個可以相互通用的概念的觀點也顯然不嚴謹。而對于相當一部分學者支持的“地緣政治學是政治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的觀點，我認為也不盡妥當，正如化學、醫學和礦物學是由煉金術發展而來，但今天無人把它們當作是煉金術的分支一樣。即使地緣政治學的起始源流與政治地理學有關，現在的地緣政治學也不能再歸為政治地理學的一個流派了，它已經發展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因此，我們在從事地緣政治學的研究時應本著科學嚴謹的態度，既要充分吸收政治地理學的部分研究成果，又要注意與它區分開來。

作者：馮淑蘭 單位：海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