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化學教育變遷研究

曾琦的《二十世紀我國科學教育回顧》將化學教育放入科學教育的視野，把我國科學教育的發展劃分為8個階段，即萌芽階段、形成階段、過渡階段、學習蘇聯階段、探索階段、十年動亂階段、調整嘗試階段和全面發展階段。周天澤、胡定熙的《化學和我國科學教育的開拓》介紹了我國科學教育“準備”“啟蒙”“開展”3個階段中化學和化學家的推動作用，并從該角度描述了近代中國化學教育的發展情況。WilliamH．Adolph是原齊魯大學教師，他在《SomeaspectsofchemicaleducationinChi-na》中描述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化學課程、教材、學校狀況以及人們的科學思維習慣等方面的內容，有助于我們從外國人的視角了解當時我國的化學教育情況。以上文獻的研究對象包括高等化學教育和基礎化學教育，對于更為具體的近代中學化學教育，相關研究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編寫的《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化學卷》［4］、樊冬梅的《中國近代普通中小學科學教育(1878－1922)》、解亞的《中國近代普通中小學科學教育(1922－1949)》。樊冬梅和解亞對我國中小學科學教育演變的歷史過程和不同時期的特點進行了描述和分析，將化學教育的有關內容包含在科學教育這個大的范疇內進行說明。作者認為，從1878年到1922年，我國科學教育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各自為政到制度化、從學日到仿美的發展過程，1922年到1949年則可分為新學制頒布后的科學教育(1922－1927)、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科學教育(1927－1937)以及戰亂時期的科學教育(1937－1949)三個階段。

二、與近代化學教育相關的重要機構和人物研究

中國近代化學教育有三個重要的起源地: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以及近代教會學校。袁振東認為京師同文館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學堂，它開辦的化學教育是中國化學教育的肇始，“此前一些西方傳教士以及國內有識之士通過譯書或講演的形式在中國傳播化學知識只是化學教育發端的萌芽，1904年清廷頒布新學制以后，中國的化學教育才得以全面發展。”江家發、陳波的《中國近代化學課程始端———“京師同文館化學科”體系溯探》認為同文館已經具備了學校近代化學的課程體系，為我國化學教育事業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徐振亞的《京師同文館中的化學教育》從化學課程的開設過程、師資、教材和考試制度幾個方面對同文館的化學教育進行了系統研究。其他如《京師同文館與中國近代科學教育》、《京師同文館的創立與中國早期的自然科學教育》、《京師同文館自然科學教育之得失思考》等論文，對同文館的科學教育及其在中國近代科教啟蒙和科學傳播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研究，其中對化學教育多有涉及。對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其在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則主要是制造局翻譯館的西書翻譯事業。最近，周俊博在《近三十年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研究綜述》中從翻譯館發展、翻譯目的、贊助人、書目考證、重要譯者、翻譯方法、譯著影響、譯名統一、相關個案研究等9個角度，對近30年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總結。而有關江南制造局對化學發展所作貢獻的專門研究則比較少見。江家發等在《江南制造局在中國近代化學發展中的貢獻》一文中指出，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提供了中國第一批近代化學書籍，其中的《化學鑒原》被很多學堂、書院作為教材，在當時影響很大。編譯館陸續譯出的《化學鑒原續編》(無機化合物專論)、《化學鑒原補編》(有機化學)、《化學考質》(定性分析)、《化學求數》(定量分析)、《物體遇熱改易記》(物理化學的初步知識)、《化學分原》(定性分析)等6部化學專著，將西方化學的各個分支系統而完整地引入我國，對近代化學在我國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編譯館的徐壽、傅蘭雅在翻譯化學書籍時，首創了中文化學譯名原則，對中國化學的發展和傳播具有深遠的影響。王瑋的《中國近代教會大學化學教育(1901－1936年)》介紹了近代教會大學的化學科系、課程設置和教學情況，他在《中國近代教會大學早期化學課程與教材》中認為我國近代的教會大學使用國外原版教材，保證了其培養水平與國外大學基本一致。對我國近代化學教育的啟蒙者徐壽的研究，影響較大的研究有袁翰青的論文《徐壽———我國近代化學的啟蒙者》，楊根的專著《徐壽和中國近代化學史》，以及近年來汪廣仁等人的專著《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海國擷珠的徐壽父子》。傅蘭雅對中國近代化學的引進、傳播和普及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近年來王揚宗的《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徐振亞的《傅蘭雅與中國近代化學》、王紅霞的《傅蘭雅的西書中譯事業》等專著和論文較全面地介紹了傅蘭雅傳播西學的事跡和思想。戴吉禮(FerdinandDagenais)的《傅蘭雅檔案》則根據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檔案館的全部傅蘭雅檔案，整理了其旅行札記、往來書信、翻譯成就和相關論文集等資料，為研究傅蘭雅和近代中外交往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原始資料。近代中國的不少化學教育家同時也是化學家，他們主要致力于高等化學教育，目前已有不少相關的研究。而為基礎化學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鄭貞文和杜亞泉，研究者則較少關注。鄭貞文與杜亞泉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是我國化學名詞統一工作的重要奠基人，編譯出版了大量理科教科書，對化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對鄭貞文的研究僅有少量傳記，如王治浩等人的《一代學人鄭貞文》、《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理學編•化學卷》中的條目介紹，以及張?壞摹噸Ｕ晡撓脛形幕????貳⑶?婷竦摹噸Ｕ晡撓胛夜????釋騁還ぷ鰲返榷云湓諼夜?縉諢?Ы逃?⑼騁換???屎捅嗉?靄娣矯嫠?鞴畢椎難芯?。哆h叛僑?拇罅墾芯考?性諂湮幕?⒙桌硨駝?嗡枷敕矯媯?舜Σ蛔甘觥６云湓誑蒲Ы逃?矯婀畢椎難芯浚?幟聳そ?辛俗凼觶?］。李學桃的《杜亞泉科技思想研究》、閻乃勝的《杜亞泉與中國近代科學教育》研究了杜亞泉的科學教育思想與實踐，對其編寫、編譯的教科書進行整理，高度評價了杜亞泉在中國近代科學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對其在化學教科書出版方面的成就，王建輝認為杜亞泉是商務印書館最早也是最有影響的理科編輯，是“學者型的編輯和思想型的學者”［8］。劉曉嘉的《杜亞泉編輯思想研究》、余望的《探析杜亞泉的科技編輯思想與貢獻》、陳鐿文等的《杜亞泉對我國早期科技編輯和科技期刊發展的貢獻》結合杜亞泉所處的時代，從編輯學的角度研究了其編輯出版的理科教科書、科技期刊等對我國科學教育的啟蒙與普及的重要貢獻。

三、對中國近代化學建立和發展的研究

我國古代的化學工藝和經驗化學有著很高的水平，但作為科學的近代化學不是中國古代化學演進的結果，而是在近代從西方引入的。郭保章等人在《中國化學教育史話》中指出近代化學“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化學教育開始時期，幾乎與傳入時期同時發生”。因此對中國近代化學史的研究對于化學教育和教科書研究同樣是不可或缺的。諸多化學史專著，如我國第一本中國化學史專著———李喬萍的《中國化學史》、島尾永康的《中國化學史》，以及近年來周嘉華等的《世界化學史》，側重化學學科自身的發展，涉及我國的內容多為古代化學成就，對中國近代化學、化學教育的建立和發展幾乎沒有涉及。部分化學史專著，如趙匡華的《中國化學史(近現代卷)》、郭保章的《中國現代化學史略》、袁翰青的《中國化學史論文集》、JamesＲeardon—Anderson的《TheStudyofChange，ChemistryinChina》結合近代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背景，研究了化學在中國的傳入和發展，其中涉及化學教育在中國的起步與開展情況，提供了大量相關史料。袁振東的論文《現代化學在中國的建制化(1927－1937)》依據史料對1927－1937年“南京十年”時期現代化學在中國的建制化過程進行了系統考察和分析，認為這10年是現代化學在中國建制化發展至為重要的時期，為此后中國化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張培富等的《書籍史視閾中的中國近代化學發展史考察———基于對“民國”時期出版的化學著作的計量分析》通過對民國時期化學著作的出版要素進行計量分析，結合著作產生的歷史背景，從書籍史角度對近代化學在中國的發展進行了微觀的歷史考察。

四、近代化學術語研究

化學元素和化合物名稱是化學語言系統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構建化學學科的基礎。由于東西方語言的差異，為元素、化合物命名首當其沖地成為近代化學傳入中國后遇到的一個關鍵問題。與人文學科，以及其他自然科學學科相比，近代中國的化學教育在翻譯創制學科名詞方面有著更為特殊的情況。這是在近代中國化學教育和教科書研究中應予以足夠重視的一個重要領域。著名化學教育家張子高在《從〈化學初階〉和〈化學鑒原〉看我國早期翻譯的化學書籍和化學名詞》中介紹了19世紀70年代傳入我國的西方化學的主要內容，以及上海、廣州兩地的知識分子在早期翻譯工作中對化學名詞術語的制定過程。WilliamH．Adolph在《SynthesizingachemicalterminologyinChina》一文中回顧了中文化學命名法的產生歷史，介紹了20世紀20年代我國所使用的中文化學命名方法和基本原則。夏文華的《晚清民國時期化學元素中文名稱生成歷史的文化考察》梳理了化學元素中文名稱生成的歷史進程，從文化學和語言學的角度對化學元素中文名稱的生成史進行考察，歸納出了化學元素中文名稱生成的一些特點，并對參與化學元素名稱統一審定工作的化學家群體的各種背景作了分析。何娟的《清末民初化學教科書中元素譯名的演變———化學元素譯名的確立之研究》《清末民初(1901－1932)無機物中文命名演變》，江家發、馮學祥的《中文無機物命名法的演變》，張?壞摹噸形奈藁??手?ldquo;化”字(1896－1945年)》《虞和欽的有機化學名詞———中文有機化學名詞系統命名的開始》，江家發、鄭楠的《我國有機化學命名法的歷史演進》，孔健的《有機化學命名小史》對化學分支(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等)中文譯名和命名的演變情況進行了具體的研究。何涓的《化學元素名稱漢譯史研究述評》對化學元素名稱漢譯史已有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評述，認為現有的多數研究在資料利用上層層相因，對眾多科學期刊和化學教科書究竟如何使用元素漢譯名的研究較少涉及，使研究的深度和視野受到了限制。溫昌斌的《民國時期國立編譯館及其科學名詞審定工作》介紹了于1932年成立的國立編譯館的科學名詞審定工作，認為當時的“教育部”公布了多批由該館編審的名詞，使國內科學名詞，包括化學名詞，逐漸趨于統一。張?輝凇噸形幕??跤锏耐騁?1912－1945年)》中對當時的教育機關、學術團體以及專家學者為化學術語的統一所作的努力、遇到的問題及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認為國立編譯館和中國化學會相輔相成，在中文化學術語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為化學術語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五、近代化學教科書研究

教科書作為學校課程的核心教學材料，在教育體系中意義重大。對教科書的研究向來為教育史和科學史研究者所重視，以上的幾方面研究對化學教科書均有所涉及。中國近代教科書的專門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問世，相關的專著和論文主要有畢苑的《中國近代教科書研究》《建造常識———教科書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王建軍的《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汪家熔的《民族魂———教科書變遷》、王有朋主編的《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吳小鷗的《近年來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研究綜述》。這些研究工作對我國近代教科書的出版情況進行了系統整理，對教科書發展歷史進行了分期，較為全面地呈現了百年來中國教科書的發展歷程。在分析教科書的發展變遷時，研究者們多從文史類教科書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進行說明，對自然科學的教科書，尤其是化學教科書的研究分析則相對較少。潘吉星的《明清時期(1640－1910)化學譯作書目考》和黎難秋的《十九世紀中文化學書籍補考》對明清時期我國出版的化學類書籍進行了考察與整理。潘吉星從內容分類、出版年代、原著來源、翻譯情況、出版地點等方面進行了統計分析，在這些化學譯著中，綜合性化學學術著作(包括分析化學著作)占24%，農業和藥物化學占7%，應用化學占36%，化學通俗讀物占12%，中等化學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占28%;譯自英文的最多，占50%，多為學術著作，譯自日文的次之，占36%，多為通俗讀物和中級教材。在這些化學書籍中，部分綜合性化學學術著作和化學通俗讀物被用作清末洋務學堂的化學教科書。對這類書籍，汪豐云等人在《清末民初幾本代表性化學教科書介紹》中較為系統地介紹了《化學初階》《化學指南》《化學鑒原》《化學考質》《化學衛生論》等早期化學教科書的主要內容和翻譯、使用情況。作者認為這一批譯著是我國最早的一批化學教科書，其中1870年美國傳教士嘉約翰(JohnGlasgowKerr)與何?然譯自《Wells＇sPrinciplesofChemistry》的《化學初階》是我國最早出版的一部有系統內容的普通化學教科書。對這類早期化學教科書的相關研究還有王揚宗的《關于〈化學鑒原〉和〈化學初階〉》、張青蓮的《徐壽與〈化學鑒原〉》、吳又進的《晚清第一本分析化學譯著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化學分原〉研究》、李桂琴的《晚清譯著〈化學入門〉研究》、季鴻??的《〈化學衛生論〉的解讀及其現代意義》、吳又進等的《中國最早的分析化學譯著———〈化學分原〉》、潘吉星的《清代出版的農業化學專著〈農務化學問答〉》等。梁英豪等在《中國化學教育史話》中對幾種在清末和民國時期影響較大的化學教科書的主要內容和編寫思想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并對當時化學教科書的特點進行了總結。郭震在《化學與愛國———從近代化學教科書中看國情與愛國教育》中認為提倡愛國主義、挽救民族危亡是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主流，是當時學校教科書無法繞開的主題，化學教科書的作者在編寫時也非常注意在教材中滲透愛國主義思想，以期對讀者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六、小結

從以上的文獻分類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有關近代中國化學教育的研究多散布于近代教育研究和化學史研究的宏觀層面，缺乏對化學教育的系統化專門研究。由于年代久遠，資料散失，已有的成果對近代化學教科書本體的分析十分欠缺，對各版本化學教科書的源流演變、編寫及使用情況很少涉及，這使得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近代化學教育和教科書圖景始終是抽象的、模糊的?；瘜W是一門實驗科學，實驗是化學研究和學習的基礎，化學實驗教育始終是化學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尚處于啟蒙時期的近代中國化學教育中顯得更加重要，而目前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尚存欠缺。另一方面，影響近代中國的教育思潮和百年來化學學科本身的發展是促進化學教育和化學教科書發展的直接外在動力，已有的研究對于這兩方面對化學教育和教科書的影響則少有涉及，需要研究者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多地對此予以關注。

作者：郭震 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學室課程教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