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文化生態”(culturalecology)的概念最早由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JuliarHaynesSteward)提出，其1955年出版的《文化變遷理論》系統闡述了人類文化和行為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關系［1］。20世紀90年代，文化生態理念傳入中國，文化生態保護問題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與思考。1998年，方李莉提出文化生態失衡問題，認為現代文明的沖擊導致了傳統文化的消失［2］。旅游作為一種現代行為，對文化生態產生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甚至導致社會總體文化結構的深刻變革，尋求旅游可持續發展與文化生態保護的良性互動機制成為學者們的研究熱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試圖分析旅游與文化生態保護的研究進展，總結現有研究內容，梳理研究脈絡，探討未來旅游與文化生態保護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方向。目前，關于旅游與文化生態保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生態理念在旅游開發規劃中的應用、旅游對文化生態保護的效應及文化生態保護模式研究幾個方面。

1文化生態理念在旅游開發規劃中的應用研究

1.1文化生態資源開發

文化生態保護與文化生態資源開發、利用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合理開發、利用文化生態資源，實現文化生態的生產性保護與活態傳承具有重要意義。潘魯生認為，文化生態作為旅游資源開發可以充實旅游內容，增加旅游項目，增強文化氛圍，提高旅游的人文含量和文化品位［3］。但是文化生態保護與旅游開發是一個系統工程，應注重保護與開發并重、研究與利用并舉，實行立體式的發展戰略［4］。李運祥指出，在旅游開發中應充分利用和挖掘文化生態資源，豐富旅游內涵［5］。劉春蓮指出，挖掘鄉村旅游的文化內涵是提高鄉村旅游品位的出路［6］。熊偉，胡希軍強調要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開發具有地域性、多元性的文化生態資源［7］。文紅、唐德彪指出，文化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的實質是文化性旅游資源的生態化挖掘，是為了維護和促進旅游地自然、文化生態平衡和文化完整性［8］。王維艷等認為文化生態資源的旅游開發必須服從于文化生態保護與培育的需要［9］。

1.2旅游產品設計

旅游產品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地域文化生態的特色。王乃舉、黃翔認為游客多樣化、差異化的需求決定了旅游產品開發時應注重多元化和求異性，而文化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是多樣化、差異化旅游產品開發與設計的前提［10］。張建平認為旅游產品應具有地域文化生態特色、地域自然生態特色及地域產物生態特色，在旅游開發過程中應將地域文化生態的可持續發展與旅游產品設計有機結合［11］。黃安民、李洪波認為文化生態旅游產品開發設計應符合地域性原則、文化挖掘原則、文化保護原則、文化生態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12］。在旅游產品的開發設計過程中，應貫徹文化生態理念，注重對其文化內涵的挖掘，促進旅游產品開發與地方文化生態保護的同步發展。

1.3旅游開發模式

如何在文化生態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尋找平衡點，促進文化生態保護與旅游可持續發展的良性互動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學者們普遍認為有效的旅游規劃、合理的旅游開發模式是具體措施之一。賴斌、楊麗娟等以四川省為例，通過因子分析確定了保障因子、動力因子和潛力因子為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主導因子［13］。周武忠、張中波認為在旅游規劃中應貫徹文化生態理念，從維護現存的文化生態、再生已失的文化生態、建設新的文化生態3個方面入手，以實現文化生態保護和旅游發展的共生［14］。林美珍、吳建華針對民俗風情旅游的開發提出原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次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再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3種對于不同文化景觀的開發模式［15］。俞萬源、李海山等以梅州市為例，提出了名城文化生態的旅游開發理念，即尊重名城文化生態要求，保護好名城文化生態，以文化生態的旅游開發方式科學展示名城文化［16］。

1.4文化生態旅游

文化生態旅游是旅游業基于文化生態保護理念做出的新選擇，它不僅是一種旅游活動，更是一種旅游發展的戰略和旅游開發的一種文化理念［12］。就文化生態旅游的開發，學者們進行了一些探討。高紅艷就貴州喀斯特地區，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相應的開發模式與民族文化保護措施［17］。楊大明以紹興為例，提出發展文化生態旅游的基本原則［18］。蕭洪恩等基于湖北的民族生態旅游現狀，提出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品牌塑造的具體措施［19］。袁鋒等以滇西北民族文化生態旅游區為例，提出產業結構優化的具體對策［20］。尹正江以海南中部民族文化地區為例，分析了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的效益［21］。文化生態旅游對地方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影響，但同時也面臨一定的挑戰。李培根認為需要在旅游者對文化生態的外在消費和管理者對其內在價值的保護之間找到平衡［22］。劉少和、張偉強則認為文化生態旅游發展矛盾的克服是一項系統工程，首先要引導性、自然性的文化嫁接，形成文化的繼承發展，然后系統性、生態性的文化保護，形成文化生態旅游標準［23］。

2旅游對文化生態保護的效應研究

保繼剛認為旅游與環境之間存在著獨立、共生、沖突3種關系［24］。旅游與文化生態保護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二元關系”，旅游與文化生態保護的關鍵是理清其互動反饋機制，尋求旅游與文化生態保護的矛盾的正效應［25］。旅游發展帶來的文化生態失衡越演越烈，學界較多關注旅游對文化生態的負面效應，而對其正面效應關注較少。

2.1負面效應

旅游開發和文化生態保護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性，這種矛盾集中表現為文化矛盾和利益矛盾。這些矛盾的演化將導致文化生態的破壞［23］。李培根認為，旅游開發造成的復雜的土地資源利用以及立場不同帶來的認知差異，是太魯閣峽谷文化生態保護與游憩環境的沖突根源［22］。付薇認為強調文化多樣性與差異性的文化生態是商業旅游的前提，但商業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文化生態，使其自身也無法繼續生存［26］。連玉鑾指出大眾旅游的開發模式給自然和文化生態相對脆弱的民族地區帶來較大的沖擊［27］。劉春濟等認為西部旅游對民族文化生態中物質文化形態、精神文化形態及制度文化形態3個層面造成不同程度的沖擊［28］。王維艷等認為旅游經營制度及過度旅游開發等文化生態因子對瀘沽湖摩梭母系文化的續存造成威脅［9］。杜艷指出鄉村旅游的失當開發造成鄉村文化被城市文化同化，鄉村居民生活秩序被破壞等文化生態失衡［29］。張中波通過對麗江古城的研究，發現旅游開發導致了古城文化生態失衡［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