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哲學，它解決的是人的根本處境和終極歸宿的問題。在現代三大宗教中，苦難是普遍的經驗，宗教本身就包含著濃重的苦難意識和超越意識。佛教有幾個基本的概念涉及人的生存之苦，比如“四圣諦”之說，即“苦諦”、“因諦”、“滅諦”、“道諦”，實際上就是宗教哲學家對苦難的發現和反思，他們試圖解釋人類苦難的存在的形態，探索苦難的根源，最終是要尋找到解決苦難的真諦。也正是因為宗教對苦難的體認和超越苦難的渴望使其顯示出烏托邦精神的傾向。

烏托邦的核心話語就是理想性，它又可以稱為“希望”的原則，由于對希望的信仰，而生發出否定現實、超越苦難、飛向完美世界的熱情。宗教中存在世俗的苦難經驗，但也存在著希望。在宗教的視野中，苦難并非是人類不可超越的恒常的黑暗，人的苦難還存在著救贖的希望。宗教中的希望與現代世俗烏托邦不同，二者指向相反的方向，后者把幸福建立在屬人的世界里，而前者則構筑了屬靈的神性世界里。在佛陀的視野中，世俗———天堂乃兩種截然相反的世界，一個愚昧不明，深陷欲海沉淵，一個寧靜超脫，乃人的終極幸福所在。而神的世界正是拯救了人的世界的苦難。苦難與超越精神包含了佛陀所領悟的大智慧，蘊涵了佛陀對人的價值、意義、歸宿的深刻思考，折射出佛陀所理解的人的理想生存形態。

宗教超越苦難的精神首先表現在人超脫性的精神追求。如果說人的世俗生活充滿難以言喻的苦難，那么佛教所首要解決的就是人的根本性問題，即有限與無限、奴役與自由、現實與理想的矛盾，這種生存困境首要的就是克服死亡帶來的恐懼感。“當人們遇到精神煩惱與障礙時，宗教可以通過對超自然力量和對彼岸世界的追求得到慰藉，轉移他們的注意力，降低他們精神緊張度，使之超然于現實之外。”對世俗人生來講，樂生懼死是恒常心理，生命的喜悅和死亡的恐懼高懸于人性深處，因而生和死居于兩極，標志著人的樂與苦的極至。但在佛陀的世界里，肉體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人的靈魂，靈魂永不消散，它可以借助各種形式延續它的存在。對人類而言，生命不是開始，死亡也不是結束，生與死是一個相互溝通、轉化的過程，“人從一出生就開始了死亡的倒計時，死是蘊含在生命之內的，宇宙間的生物無不如此，都會經過孕育、出生、成長、衰老、死去這幾個過程”。佛教所特有的生命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死亡的焦灼。在虔誠的信徒心里，死亡絕不可怖，那只是一段平常的旅途，次仁羅布的《放生羊》里扎啦有這樣一段獨白：“即使死亡突然降臨，我也不會懼怕，在有限的生命里，我已經鍛煉好了面對死亡時的心智。死亡并不能令我悲傷、恐懼，那只是一個生命流程的結束，它不是終點，魂靈還要不斷地輪回投生，直至二障清凈、智慧圓滿。”而《前方有人等她》中的夏辜婆婆，在經歷了坎坷多難的折磨之后，也安然地拔掉了氧氣管，沿著一條黑暗的隧道，走向新的旅程，她的內心沒有恐懼，也沒有憂傷，因為她堅信，她的善良的頓丹在那個世界等待著她。生與死只是生生不息的靈魂之流中的一個環節，死亡對生命而言，是一段新的旅程，是生命轉換了形式后新的生存。真正的智者所追求的完美生命并不是輪回中的存在，而是“涅?”后的靜寂，是熄滅了輪回之苦難后的終極安寧。死亡在神性的燭照下濾去了它的陰影，而人在其面前也顯示出宗教所賦予的超脫與坦然。

宗教的超脫性的追求還表現在對人性自身的欲望的處理上。在佛陀的經驗中，欲望是和神性對立的存在，是人苦難的根源之一。在佛教的觀念里有兩個基本的認識，首先就是關于世界的本質。按照佛教的教義，世界的本質就是“空”，所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宇宙萬物都在流轉不息，沒有永恒不變的本質，人生、社會、歷史也與日月江海一般，依照自身的運動規律，經歷生、住、異、滅的歷程，“這里每一個字表示著一種狀況：一個現象的產生、發生叫做‘生’；當它存在著，發生作用的時候叫做‘住’；在它存在或者發生作用的過程中，同時也在發生變化，如動植物的成長和老化，叫做‘異’；通過變化一種現象消失了，叫做‘滅’”。這就是宇宙的本質，也是“自我”的本質。其次就是關于宇宙的運行規律的認識。宇宙在根本上是從生到死的一個運動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就是佛教所說的“緣起法”。所謂的“緣起”就是說事物的產生、變異、消亡都受因果規則的支配，有因才有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社會、人生都不例外，因而人的生老病死、壽夭窮通與前世、今世的人的行與思?即佛教所說的“業”?有關聯。在佛陀的精神世界里，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貪、癡、憤等等都是人所經歷的肉體和精神之苦，而苦的根源恰恰在于人的愚昧不明，即不能認識到宇宙和自我的本質和運行規律，反而放縱自我的欲望，深陷“貪”與“癡”的惡念中，把現象當作本體，在流動的時間的洪流中徒勞地想把短暫的幸福定格為永恒的存在，在瞬息飛轉的輪回中執著追求世俗的幸福，把短暫的人生當作永久的家園，在功名利祿的追逐中迷失了本原，陷入了苦難的輪回的深淵。

次仁羅布在《泥淖》中說：“眾生被各種各樣的感覺所迷惑，于是放棄了尋找真諦，無止境地迷失在輪回流轉中。”可以說，對智慧的背棄、對欲望的放縱是人的苦難的根源。許多的具有宗教背景的作家都具有佛陀式的對欲望的警惕。阿來的《塵埃落定》是對一段逝去的歷史的挽歌，是“對土司制度和土司家族末日命運的哀婉描寫”、“使讀者看到的是歷史崩潰時期的人心圖景與文化圖景”，那是一段新舊事物交替變動的時期，土司制度和土司家族面臨崩潰的命運，而活動在其中的各色人等，如同塵埃一樣被強大的力量所裹脅，在風云變幻的歷史潮流中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他們像“一小股旋風從石堆里拔身而起，帶起了許多的塵埃，在廢墟上旋轉”，“旋風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開了。里面，看不見的東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見的是塵埃，又從半空里跌落下來，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亂石。但塵埃畢竟是塵埃，最后還是重新落進了石頭縫里，只剩寂靜的陽光在廢墟上閃爍了”。這是一段富有隱喻意義的文字，“塵埃”正是歷史、文化和人的命運的反射，人如塵埃一樣的渺小卑微，如果沒有佛陀式的智慧，就會在迷亂的時世中迷失了方向，像塵埃一樣隨風亂轉，落入悲劇的命運。文中的一部分人，像麥其家族的老土司、傻子的哥哥、茸貢土司、塔娜，甚至包括復仇的多吉次仁的兩個兒子都，他們沉迷于己身，執著著堅持自身的意志，被內心貪婪的欲望所奴役。這里的貪欲以各種形態發揮作用，像“罌粟”之于老土司；“仇恨”之于多吉次仁的兩個兒子；“塔娜”之于新汪波土司，欲望正如“深淵”，如“甜蜜的毒藥”，他們沉迷于其中，看不到超乎于自己之外的天空，“大地上蒙著一層塵埃像蒙上了一層質地蓬松的絲綢。環顧在我四周的每一個人，他們都埋著頭干自己的事情”，而只有大智若愚的傻子、傳教失敗的翁波意西、事業失敗的黃師爺才是真正的智者，“只有我的漢人師爺和沒有舌頭的書記官兩個人望著天空出神，在想些跟眼前情景無關的事，在想著未來”。他們在失敗中領悟到人生的真諦，認識到“什么東西都有消失的一天”，而傻子，自從卓瑪離開了他的那一天起，“生平第一次感到有種東西從生活里消失，而且再也不會出現了。在此之前，我還以為什么東西生來就在那里，而且永遠在那里。以為它們一旦出現就不會消失”。這里所反映的正是佛教所宣言的“空”的哲學認識，而傻子從此獲得了佛陀的智慧，能夠順應歷史的變化，戰勝了自身的欲念，不再沉迷于虛妄的貪欲，而成為自身的主人。

與世俗的哲學相比，宗教提供了一種新的觀察視角。如果說世俗哲學關注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聯系，那么宗教則提供了人的超驗的生存空間，即神所創造的精神空間，而人則借助于與神的同一實現了人與神的神秘性溝通。阿來的《靈魂之舞蹈》以詩意的筆觸描摹了人死亡前后的靈魂自由的狀態，“這一次靈魂更加輕盈了，靈魂從窗戶上出去，并且馬上感到了風的飛翔。風在下面，原來人的雙腳是可以在風中的味道中行走的。風中是花、草、泥土，奔騰而起的水的味道。索南班丹的靈魂從一群群正在萌發新芽的樹梢上，循著溪水往上游行走，下面的樹不斷變化，先是柏樹，后來是杉，再后來是間雜的大葉杜鵑和落葉松樹了。樹林下面，浪花翻涌”。在阿來筆下，索南班丹的靈魂已經掙脫了衰老的身體的羈絆，他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地按照自身的意志行事，在自由的天地里，他再次與他的愛妻和他所熱愛的土地邂逅，他告別了深愛的孫兒，騎在白馬飛馳而去，人們說“它就負著主人的靈魂一直越過了眾多層疊的雪山”。它超脫了世俗的種種羈絆，擺脫了肉體、感官對人的約束而使人達到了絕對自由的境界，顯示出佛陀所憧憬的完美的生存形態。

佛陀所憧憬的完美的生存形態貫穿于人與社會的流轉變動中，表現為對理想人格和理想人際關系的塑造。首先，它張揚了一種理想的宗教人格。其虔誠的來世觀念和因果報應的教義使他們能夠以特殊的視角看待人生的禍福窮達，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對不義世界的憤怒和不平，轉而以超脫的心態承擔了此世乃至來世的命運，并祈望以善行結緣修福，獲得終極解脫。特別是由宗教信仰的支撐而生發出的面對苦難的態度，這一點在次仁羅布的創作中較為明顯，《雨季》中的巴拉家族在一系列的天災人禍面前并沒有喪失生活的勇氣，當山洪再次爆發，“旺拉知道又是一次山洪爆發，知道一年辛苦又要白費，于是憤怒地大吼了一聲，老天我不怕你，來年我還會種莊稼的。話一經出口，他的體內鼓蕩著力量的元素，他已經不懼怕任何的災難了”。《放生羊》延續了作家一貫的對苦難的審視和超越，正如某論者所言：“《放生羊》描寫了命運坎坷的老人年扎啦在歷經生活痛苦時從逃避、迷惘到覺醒與承擔的情感變化。作家以放生羊為切入點，將宗教信仰、神秘文化、苦難心理及救贖意識巧妙地融合起來，深刻地揭示了藏民族在現實苦難面前的頑強堅韌及獲得心靈拯救的艱難歷程。”宗教賦予人以面對苦難、正視苦難、承擔苦難的勇氣，在苦難面前人沒有陷入絕望的深淵，苦難在佛陀的經驗中已經不是異己的存在，苦難是生活的一部分，它融化在生命的本質之中，人不會被苦難淹沒，反而在與苦難的對抗中獲得了精神的升華，這一點正是藏民族由宗教而融筑的理想人格的體現。

其次，佛教所憧憬的完美生存形態并不僅限于生命個體的精神升華。佛教盡管從總體上說是非世俗性的，它關注的終極解脫指向的是超世俗的境界，但佛教在中國化、現代化的進程中也在適應現代人的需要。“在現代社會中，神的觀念相對減弱，宗教上升為文化層面，更關注人性、關注人與環境、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而在一部分作家那里，極樂的天堂已經不再是人類幸福的唯一的棲息地，宗教開始把它的光輝撒向世俗的人的生存，它試圖在人不可規避的生命歷程之中為世人找到解脫苦難的出路，為現世的人的精神提供解脫的途徑。次仁羅布的《雨季》中借主人公旺拉的口說：“我知道人既然投胎了，就是經千年萬年積善，終于修來的?報，哪能輕易放棄生命哪？”屬人的生命是神靈的賜予，是不能輕易放棄的可貴的過程，在屬人的短暫的生命過程中，人應該按照神的意旨建造屬人的天堂。佛教一向具有眾生平等、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的救世情懷，人的幸福就不僅限于自救，而是自救與他救相結合。因而在世俗的屬人的世界里，“宗教不僅為信徒提供信仰，還為教徒指定行為規范”，慈愛與悲憫的佛陀情懷成為世俗道德的核心內容。次仁羅布的《前方有人等她》中的夏辜，雖然住在低矮、破落、黑暗又潮濕的房子里，但依然擁有世人的尊敬，因為她“省吃儉用，艱苦耐勞，讓兩個小孩成為了國家干部；又因她始終如一的表現，我們認為她具有一切美好的品德：善良、誠實、仁慈、友愛、溫順等，她成了我們大院里最受敬重的人”。仁慈與悲憫作為宗教的價值基礎，成為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關系的標尺，人向神的歸依就是不斷克服人性的自私，開放自己的心靈，不再執著于一己的得失恩怨，把個體的我向社會、向他人開放，在超凡脫俗的境界中找到精神的解脫。阿來《塵埃落定》中傻子最后還是被仇人殺害了，他的靈魂升到了空中：“現在，上天啊，叫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神啊，我的身子正在慢慢的分成兩個部分，我的靈魂終于掙脫了流血的軀體，飛升起來了……上天啊，叫我的靈魂下一生再回到這個地方，我愛這美麗的地方。”他的內心并沒有被新的怨恨、仇視所蒙蔽，走向冤冤相報的輪回惡果，而是用佛陀的悲憫原諒了仇人。《空山》中的格拉盡管處于孤獨的境地，但終于還是享受到仁慈的愛的撫摩，“格拉看著母親的眼光里，充滿了一種憐憫的味道，母親也帶著一種有點悲憫的眼光看著自己的兒子。這，也差不多就是一種類似于幸福的感覺了”。而且這種仁慈的愛，在機村并沒有消失，江村貢布、兔子、額席江、張洛桑的心中，還保存著仁慈的種子，而恩波夫妻，因為失去兒子的痛苦而生發的仇恨終于消解了，“春暖花開的時候，生產了一個女兒的勒爾金措又下地勞動了。她和恩波的這對曾經顯得像陌生人一樣的夫妻，現在又恩愛如初———比起新婚時節，這對夫妻的恩愛中還加進了一種深深的憐惜。在機村，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猜忌構成了生活的主調。所以，這對夫妻這種顯得過分的恩愛使他們成為了異類。但他們已經下定決心要不管不顧地過好自己的日子了”。阿來懷著深摯的情感為傳統的宗教倫理吟唱了一首贊歌，那是被神性的愛所燭照的溫情的土地，也是屬人的地上的天堂。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尋根文學思潮的興起，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系，在現代性的文化建設中，民族主義文化立場的覺醒促使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關注本民族的歷史，發掘其中的現代性合理因素，試圖整合民族優秀文化與漢民族文化。宗教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進入現代知識分子的視野中。90年代以來世俗化思潮既解放了被主流意識形態所壓制的人的感性生命，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精神危機，對人的欲望感性生命的過度張揚導致人的精神淪落和道德下降，張顯個性、肯定本能、嘲笑理性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成為新的文化精神，傳統的烏托邦精神遭到質疑，但是推倒了陳墻舊瓦，在一片廢墟似的斷壁殘垣前，人類在短暫的破壞性的快感后很快就陷入了更深的空洞與虛無中。欲望、感性等的滿足只是暫時的，它不能給人的精神追求提供出路，何況對人的生存來講，不管在多么合理的社會制度和文化語境中，人總要面臨理想與現實、自由和壓迫的永恒的問題，面臨科學、理性所難以徹底解決的問題，而宗教恰恰滿足了人類的情感需求。一方面宗教創造了一個神性的世界，它與短暫、艱辛甚至混亂的世俗世界相比，給人類提供了安全而溫暖的空間，它用神的無上的權威保證了神的永恒家園的公正和善性，為苦難中的人們提供了支撐，鼓勵他們忍受苦難、保持希望，在神的信仰中獲得安寧；另一方面，宗教發展到現代，它的精神也在變化，為了適合現代人的需求，宗教的超驗的天堂觀念逐漸弱化，特別是在缺乏宗教語境的漢文化場域中，“新時期宗教文學呼喚神性的蒞臨，試圖超越世俗，救贖人生，根本的出發點還是人本主義。從宗教的現實功用來說，天國的存在與否，上帝、真主的真相如何，已經變得越來越顯得不那么重要”。因而新時期的宗教烏托邦更注重宗教對人的精神建構，“宗教是人格整合、精神完善、自我升華的基礎，是制約人類之整體性或完善性的因素”。神的家園是與世俗世界相對立的“靈”的世界，宗教的精神是超越世俗的，它體會到人的欲望的雙重功能，因而鼓勵人們追求精神的超脫和純潔，這一點，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人來說具有重要意義，而宗教也顯示了其時代意義。

本文作者：李雁 單位：濟南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