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背景下我國預防青少年犯罪之法制教育所面臨的挑戰

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機制責任主體眾多，且相互之間缺乏協調與配合，從立法與各類文件來看，但凡涉及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的均采取了“大聯合”的方式，往往是公、檢、法、司、共青團、各級學校等一起“聯動”。這些“聯動”表面“聲勢浩大”，但是實際上所有成員都只是“參與者”，不僅缺乏“主心骨”，而且沒有責任“擔當者”。以至于各參與單位只是為了完成任務而“做做樣子”，何況，相互之間還缺少協調和配合。預防青少年犯罪之法制教育機制內容不全面。按照中央和教育部有關文件，大中小學課程均安排了法制教育內容。然而，實踐中，大學生法制教育僅僅體現在《思想道德修與法律基礎》課程中，其中法律部分的知識僅占全書內容的大約22%，實際課時安排也僅為約13個課時。而在中小學中，法律知識的內容雖然有單行課本，但是實質上是思想品德與政治課程的附屬內容，既沒有獨立的地位，也缺乏體系化的教學內容安排。加上升學考試基本上不涉及法律知識，以至于法制教育“子虛烏有”。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方式過于單調。

我國現行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之方式主要分為三種形式：即學校教育、政府宣傳和家庭教育。然而，實踐中，學校教育主要體現為課堂授課或聽講座。而政府宣傳則主要體現為一年一度的普法宣傳。至于家庭教育，則更是無從談起了。挑戰三：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理論虛化在國外，預防青少年犯罪之法制教育理論，如環境預防論、TAP預防論、社區參與預防論等都具有深刻的實踐性和針對性。相反，我國法制建設不僅起步晚，而且是改革開放過程中被社會實際“逼迫”的結果。比如，“法制教育”直到1995年12月28日國家教委、中央綜治辦、司法部印發《關于加強學校法制教育的意見》，才被正式確立為學校教學的具體內容。直到當下，我國有關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理論均被籠統地概括為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的指導。這顯然是用國家政治理論來套法制教育，是相關理論虛化的表現。

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的理論依據

“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3]476我國要想在預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更為顯著的成效就必須重新梳理有關法制教育的理論思維。“在面向21世紀的教育改革熱潮中，世界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將公民教育當作教育改革的重點領域之一，可以說，大力開展公民教育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潮流”。[4]法國是公民教育的發祥地。早在1791年法國就頒布了《塔來朗法案》。“學校應向學生講解公民應盡的共同義務，講解公民必須了解的法律和道德行為規范”。[5]在英國，公民教育協會分別于1935年、1939年出版的《中學公民教育》和《小學公民教育》比較全面的界定了公民教育思想。尤其是《科瑞克報告》更是強調“積極公民”，鼓勵公民參與民主活動，并把法制教育納入了國家教育體系。而在美國，1994年頒布的《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代表了美國公民教育的世界領先水平。法制教育不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內容來體現，而是被整體化約為公民知識、公民技能、公民品性的內在組成部分。尤其是公民知識部分基本上都涉及到法制教育問題。[6]

綜觀西方國家之公民教育，一個重要的前提基礎就是法治理念。而且西方公民教育中的法制教育與我國相區別的是，其并不是主要通過課堂教學來完成的。相反，其恰恰是主要通過實踐教學活動來得以完成的。美國公民教育學者麥克菲明確指出，公民教育能否成功取決于三個方面：（1）適當的課程(指學科課程)；（2）在班級與學校運作中的民主過程和民主參與模式；（3）校內外可供學生實習民主行為與責任的機會頻率。[7]事實上，西方各國的課程教育只是公民教育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公民教育知識均是學生參與各種活動中得以完成的。比如校內的民主生活，校外的公民教育和社區服務等等。教育的理論依據盡管公民教育已經成為外國法制教育的理論依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然而，公民教育理論并不適合我國。理由在于，我國預防青少年犯罪之法制教育問題關系到數個層面的思想觀念的結合問題。首先是國家和黨的政治指導思想如何落實的問題；其次是國家教育政策——配有四有新人如何具體落實的問題；最后是如何使得法制教育落到實處——獲取本土資源有效支持的問題。因為預防青少年犯罪之法制教育問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教學問題，從而無法在公民教育理論下得到解決。

社會轉型背景下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的對策

誠如貝卡利亞所言：“預防犯罪，最可靠但也是最艱難的措施是：完善教育。”[8]128但教育從來就是一個地方性知識。本文以為，面對我國社會劇烈變革的實際，我國預防青少年犯罪之法制教育工作應當采取如下對策：對策一：以馬克思主義法制思想指導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非常宏大的體系，也是被歷史驗證了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不僅指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而且被我國成功地運用國家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果。馬克思主義法制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經過長期的理論與實踐檢驗，已經在我國法治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基礎性的指導作用。可以肯定的說，用馬克思主義法制思想來指導預防青少年犯罪中的法制教育工作，已經不是可行不行的問題，而是如何具體對待的問題。本文以為，基于當前我國各方面的新形勢，我們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為具體指導思想，用發展的眼光，以人為本的關懷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意識，結合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要求，進一步具體化我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各項法制教育方針政策。

對策二：革新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的價值觀在預防犯罪問題上，我國側重于事后懲罰型的治理觀念。實質上，犯罪是“法律的規定性”所引發的。[9]尤其當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遷之后，許多新型的犯罪被歸入刑罰體系，“刑法陷阱”比比皆是。現代社會所導致的非確定性使得如下一種現象成為現實：即并不是每個人都天生地或常識地知道什么是犯罪。故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持有一種“不知者無罪”的觀念也具有限定范疇內的合理性。正因為如此，在預防青少年犯罪之法制教育問題上，我們有必要確立一種國家責任的價值觀念。之所以說這是國家的責任，是因為刑法評價是國家設置的規定性。既然國家要設置此種嚴厲的規定性，就有負有一種天然地義務，即教育人民，使得其提前知道此種規定性的作用范圍、途徑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