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趙國棟、于轉利 單位：西藏民族學院

趙金鎖認為，藏族茶文化起源于吐蕃時期，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藏族茶文化興起的初期(吐蕃之知茶)、形成期(吐蕃之需茶)和成熟期(吐蕃之嗜茶)。在知茶階段，中原地區與吐蕃沒有茶葉貿易的發生，飲茶未成風氣。需茶階段中，官方組織了大量的茶葉運銷活動，使飲茶的習俗廣泛傳播，意味著藏區內飲茶習俗的形成。第三階段，藏族社會對茶的需求已經達到了“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程度。他認為，藏區與內地經濟交流的發展直接導致了當地飲茶習俗的形成。而這三個階段都與茶馬貿易的形成發展有關［4］131。因茶馬貿易形成的商路被稱作“茶馬古道”，或“邊茶古路”、“茶馬官道”等等，“與唐蕃古道、南方絲綢之路交錯重疊，是目前已知亞洲大陸歷史上最為龐大復雜的貿易通道。”［5］23自唐朝后的歷朝歷代都對茶馬貿易極為重視，相應的茶稅收入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13世紀，元朝在藏區建立了大量驛站，促進了茶葉貿易在藏區的進一步發展。清朝初期藏漢茶馬貿易仍興旺，但在多種原因作用下，至清雍正13年，延續700多年的官營的茶馬貿易停止［6］，但茶馬貿易一直以其它形式得以延續，貿易內容有所增加，影響不斷擴大。“新中國成立以來，實行定點生產制度，列入民族特需用品繼續加強管理，邊銷茶又有政治茶、民族茶、團結茶、友誼茶之稱。”［5］2420世紀50年代末期，茶在藏區種植成功，1971年，西藏軍區先后從四川、云南等地調進茶籽，在察隅、林芝等地種植，在青藏高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產茶區。針對藏區人民飲用茶的質量問題，國家多次強調加大對“低氟磚茶”的研制，并撥專項資金予以支持。1998年，朱?基總理作出:“趕緊組織低氟磚茶的生產”的批示。1999年，四川省經貿委撥專項資金給四川吉祥茶業有限公司，正式啟動“低氟磚茶研制及生產工藝研究”項目。現在，拉薩市的茶館已經很多，與茶相關的消費鏈條不斷完善。

賴功歐認為，中國茶文化，自始便與人生哲學緊密關聯，并從茶格、茶境和茶蘊三大方面進行了論述［7］。趙麗娟也認為，茶文化有利于培養人生價值，體現于重德、尚和、崇儉、貴真等四個方面［8］。在藏區，茶也成為了藏族的核心生活方式之一，并通過茶語言、茶消費、茶貿易與茶的文化觀表現于外，成為一種生活的哲學(周晶，2004)。藏族同胞把茶作為日常生活必備之物，《明史》卷八十有:“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所以無論男女老少每天都要攝入大量茶葉，甚至有的人家終日熬煮，以便隨時飲用。這就為茶及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打下了基礎。在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中就有王妃珠牡向凱旋英雄們敬茶的情節，并以歌曲的形式唱出茶的起源、酥油茶的制作等內容。足見茶在藏族精神世界中的極高地位。

潮汕地區以茶禮之重而聲名于外，藏族同胞同樣如此。通過酥油茶的制作與使用展現了一種藏族同胞把“儉”與“禮”相結合的人生價值理念:重勤儉，強調物為人所用，去浮華而享其真。制作酥油茶的器具是家中重要的器物，打酥油茶用的“董莫”(茶筒)多為銅質，甚至有用銀制的。飲茶的茶具多為木碗，破損的茶碗一般不會再用，以阿里和達旺地區出產的木碗為佳，均十分珍貴，有的還用貴重的金屬鑲邊。上層喇嘛中流行印有云紋等圖案的瓷碗，在少數大活佛和大貴族中則備有銀碗、金碗和玉碗。這些不同等級的茶具除了被視為一種財富的象征外，更重要的是向客人表達高度的尊重。雖然傳統的一些茶陶壺、配套的火盆以及廚房里酥油桶已經逐漸被攪拌機和各類保溫瓶所取代，但茶所代表的禮儀元素依然。因為一直以來，藏族同胞把忽視茶禮往來視作敗壞家門的事，藏諺“想要敗壞家名，就會淡化茶酒”正是指的這一理念。客人喝茶時，不能把茶碗中的茶湯全部喝掉，而應剩余少許，這被視為是對主人手藝的一種贊許，主人會再向碗中注湯，客人喝足時，應把少量茶湯有禮貌地潑于地上，這樣主人才會停止注湯。在西藏山南洛扎縣嘎布鄉還有唱茶歌的習俗，表達到客人的歡迎之情。在送別親友與朋友時要敬茶，婚喪嫁娶中，也要有必要的茶禮儀。

茶在藏族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還表現在它的實用性。藏族同胞多居住于偏遠高寒地區，茶中富含的茶多酚等多種成份可以充分補充身體所需微量元素，滋潤腸胃，促進對牛羊肉的消化吸收，增強體質，從而彌補高原高寒地區蔬菜缺乏帶來的影響。所以茶對他們的生活更是具有不可取代的意義。藏族諺語說:“漢族飯飽腹，藏家茶飽肚”、“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藏區人民把用來做酥油茶的黑茶稱為“雪域黑金”。茶的社會地位之重由此可見一斑。

茶在藏族社會生活中也扮演著社會交往紐帶的角色，從而連接起大范圍的多種多樣的社會互動。段繼業認為，中國邊茶(以磚共為主)的消費范圍可達千萬平方公里以上，而不僅局限于傳統認為的“茶馬古道”［9］。僅以“茶馬古道”為例，學術界已有了較為系統與深入的研究，以“川藏道”與“滇藏道”為主。“茶馬互市”出現后，促進了“茶馬古道”的產生與發展［10］。“馬幫”是茶馬貿易中的主要參與者，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不僅僅有冒險精神(應對土匪強盜的威脅)還有勤勉精神(戰勝艱苦的自然條件)、寬容親和精神(相互忍讓幫助)以及創新意識(勇于嘗試)(伍皓、王妍、劉娟，2005)，這些精神對茶道沿邊各民族與社會群體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所以，學者們普遍認為，茶馬古道的存在不僅加大了藏區內人民的貿易互動與生活互動，也促進了與沿邊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推進了更大泛圍的社會互動的發生。如段繼業指出，磚茶向邊疆地區的滲透與貿易產生了以下幾個主要結果:改變了少數民族的人口結構、締造了少數民族的城鎮、創造了一種邊疆治理之途等［9］。由于藏區恰多為茶馬古道的目的地，所以這股文化交流與社會互動的風潮對藏族社會的影響更為深刻，構成了其特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煮茶、敬茶是藏族同胞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寺院佛事活動中，茶是必備之物，在一些教派中，佛事活動中的敬茶還要頌經，以表虔誠。正月里佛事活動較多，也是寺院集體飲茶次數較多的時期。通常情況下，寺院中每日要集體飲茶三次，一般早上為酥油茶，晚上為清茶。飲茶時，僧侶們在大殿內依僧職高低、修習等級，按序而坐，由司茶者斟茶，若想再喝，須將碗略向前伸靜候司茶者再來倒滿，飲時須保持安靜與坐姿。在拉薩大昭寺內珍藏的上百年的陳年康磚，被視為護寺之寶。僧侶們向求醫拜佛的百姓發放的靈藥中多有茶的成份。通過茶在寺院中的顯赫地位及僧侶們用茶的正規與虔誠性，向包括藏族百姓在內的廣大佛教信徒傳達了一種茶的禮儀化信息，并逐漸融入到藏族同胞的精神世界之中，從而深刻影響著他們日常生活的方式。

在藏區的許多地方，酥油茶是青年男女戀愛的有效媒介，紅色的茶湯象征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在川滇藏區流行的“茶會”就是對這一習俗高度認可的象征。一些家庭中有了孩子之后，同村的人和親戚都要帶上茶、酒、酥油等前來祝賀，向產婦敬茶、獻酒表示慰問。在孩子滿月前，先用茶鍋上的鍋煙子抹到嬰兒的鼻子上，以防止被惡魔發現，此時熬的茶，茶汁要鮮艷，象征兒女相貌英俊。辦喪事時熬的茶，茶色要暗淡，不能過于鮮艷，以示哀悼。在煨桑祭祀中，以茶葉熏煙，稱為“??酥”，以獲得佛祖的保佑。藏族的喪俗一般要做很長的法事，每天都要以酥油茶款待做法事的僧侶和來客，款待用的茶具必須是專門購置的，其他人不能使用。另外，一些家庭中要放置些磚茶隨時備用，除了做茶湯外，還用于臨時應急，如壓東西，砌屋子;看望病人時，除了要帶上水果、點心外，提上一壺濃濃的酥油茶也是很多地方的風俗;許多牧民還用熬過的茶渣喂牛馬，因為他們相信茶葉能夠催膘催奶，等等。“茶渣如油，給孩子吃”的諺語又表明了鼓勵孩子飲茶的習俗被藏族同胞廣泛接受。

可見，茶已經融入了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并影響著他們生活習俗的形成與發展。體現了茶在藏區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與重要的媒介作用。

茶連接起了藏區、云南與四川等廣大地區，不僅促進了人口的流動(周云水，2008)，也加強了藏族與其它多個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王麗萍，秦樹才，2010)。藏文《甘露之海》(據有關學者考證作者為元明時期的藏族僧人)是在藏區傳播和發展茶文化的第一部茶學經書，專門介紹與鑒別內地茶葉。表明了藏族文化界已經較深入地學習與研習內地飲茶及茶文化。這一過程主要以“茶馬古道”形式表現出來。國內有許多學者對古道帶來的文化互動做出梳理，主要有茶馬古道編輯部(2003)、李旭(2005)、王緝東(2006)、楊海潮(2006)、趙金鎖(2008)、王麗萍(2010)等。“茶馬古道”不僅連接了中國版圖內的許多地方，而且遠通至境外許多國家。僅以最古老的茶園:西雙版納產茶區為起點的滇藏古道而言，所產之茶除了銷至西藏地區外，還遠銷至印度、尼泊爾、緬甸、泰國、老撾等國家。在清朝乾隆年間，每年跋涉在滇藏線上運茶的馱馬已達5萬匹之多同，可見規模之大。正是這種長途的大規模的茶馬貿易溝通了不同民族與地域，推動了文化的交流。反之，長久以來，茶馬古道沿線的各民族間存在的經濟文化方面的往來則又是茶馬古道形成的歷史基礎。主要體現為藏傳佛教向云南的傳入(沿滇藏茶馬古道)，在麗江、維西、永寧等納西族聚居區的發展及由此產生的對這些地區的社會、習俗、語言等方面的影響［11］。可見，以茶為媒產生的文化交流不是單向的流動與傳播，而是一種社會互動的過程，茶扮演了和平與文化的使者角色。

自茶傳入藏區，其社會經濟功能得到不斷加強。唐政權對周邊的少數民族多采取懷柔、和親、互市、冊封、招撫等親善政策，從而贏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使深入的貿易往來成為可能。唐蕃的聯姻則加速了這一進程。據史書載，茶馬古道可追溯到唐朝玄宗時期藏漢間的“茶馬互市”，當時唐朝統治者開設了“茶馬交換所”從事茶馬貿易的管理［12］。至宋朝時，向藏區運茶之路逐漸明朗化，且呈不斷增加趨勢。在黎、雅、嘉、威、茂、文、益、瀘、敘、夔和南平、長寧、永康等地實行茶馬貿易，中心為黎州和雅州。開辟了由川西經甘孜、昌都至烏斯藏的長約5000公里的茶道。宋朝改唐朝“榷茶制”為“茶引制”，管理輸藏茶葉。此時，茶葉不但成為宋王朝與藏族地區間的主要貿易商品，同時也扮演著保持友好關系的物質手段角色。元代承襲宋制，并增加“茶由”(零售茶稅)。據《元史•食貨志》載:元六年(1270年)，包括輸藏茶葉在內的全國茶稅收銀1500萬錠［13］。此時，元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藏區的治理，在“茶馬古道”沿線建立了著名的“土官治土民”制度，開創了因地制宜，“放權式”管理與邊區茶貿易的先河。使“茶馬古道”經濟與政治地位更加突顯。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這樣評價茶:“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明朝主要設立了四個茶馬司，管理輸藏茶葉的13個市場，以實現“以茶治邊”的政治目的;同時實行與“朝貢制度”相配合的“貢馬賜茶制”，以此來推動向藏區的茶葉供應。洪武五年(1372年)，輸藏茶葉約500多萬斤。清朝雍正年間，僅四川輸入藏區的茶葉就達1200多萬斤［13］。逐漸形成以“八大商幫”、“四大茶號”、“兩大香號”、“兩大莊會”為主的市場規模，貿易繁榮。但官營茶馬貿易中存在的腐敗現象使官營資本難以為繼。雍正13年，延續700多年的官營茶馬貿易停止;乾隆中期，茶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歷史舞臺，被“邊茶貿易”制度取代，商營取代官營成為與邊區茶貿易的主流，商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進一步加大了茶貿易量，同時也帶動了其它商品的貿易額。至民國時期，通過川藏、滇藏貿易，輸入西藏的茶葉量繼續攀升，雖然受到印茶及英印輕工產品在西藏侵銷的影響，邊茶貿易受到一定程度沖擊，但并未阻斷總體貿易形勢。據有關統計，每年從康定輸到拉薩一帶的茶葉達20多萬包;從云南輸到西藏的茶葉約2．6萬多包。

1911－1950年前后，由于英國向西藏大量傾銷印度茶及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壟斷與剝削，輸往藏區的茶葉呈衰減狀態。50年代后，國家十分重視對藏區的茶葉供應，擴大了輸茶區的茶葉種植面積，僅雅安地區1986年茶的種植面積就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倍半，制茶加工能力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四倍。藏區群眾的茶葉消費量也呈逐漸增長的態勢，由1955年的人均3．2斤到2008年的近10斤。1956年藏區試種茶樹成功，后不斷擴大種植面積，幾乎遍及西藏南部28個區縣。1988年時，西藏的茶園面積已達3000多畝，1993年自制茶葉26萬多斤。

通過對藏區茶的社會經濟發展簡史的概括，可以發現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茶對藏族與漢族產生的經濟方面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那么現代社會中，茶在藏族社會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呢?基于茶對農村地區藏族同胞生活的重要性，我們選取農村地區為例展開分析。在下文我們以多方統計數據為基礎，利用統計描述與相關分析法開展相關探討。首先選取西藏自治區內主要實物消費量作為研究對象。其指標構成如表1所示。

各項指標均按定距變量處理，利用Pearson相關系數考查各指標與茶葉消費量之間的關系(表2)。發現，在顯著性水平為0．05時，茶葉的消費量與肉類消費量、家禽消費量成顯著關系，證明了茶作為藏族同胞核心生活方式之一的實用性原因:與飲食結構、健康需求緊密相關。在前文我們已做了相關討論。從表2可見，茶葉與肉類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886，P=0．019＜0．05，系數解釋力較強;與家禽的相關系數為0．863(P=0．027)。肉類的消費量均值(按所列年份)遠大于家禽的消費量均值(16.2567＞0．0250)，所以，茶消費與肉類消費的顯著關系更應引起我們的重視。肉類價格在列表中處于高水平，由此我們可得到以下假設命題:茶對居民收入水平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即收入增加，肉類消費才有機會增加，茶的消費量也隨之增加，反之，收入降低，肉類消費減少，茶的消費量也隨之減少。

我們再來考查一下西藏農村地區茶平均消費量與全國平均水平的關系。由于關于茶的統計數據并不完善，國家統計系統的指標設計中并沒有人均茶消費量的相關指標，所以我們只能利用各方面的統計數據開展討論。由于茶葉進口在國家統計中以“咖啡、茶、馬黛茶及調味香料”指標出現，且茶葉的比重很小，我們將此項指標設為缺省。1990年和1995年的出口量也并未出現在相關統計資料中，設為缺省，我們得到全國人均茶消費量(見表3)。表中，根據需要對“出口量”采用了一定的數據簡化處理。

考慮到1990、1995兩年缺省了出口量，人為增加了“人均茶占有(消費)量”的取值，從而影響全國平均水平走勢，我們在折線圖中將其剔除(圖1)。從圖1中可見，從2000年始，全國平均茶消費量呈逐步增加態勢，說明茶消費在全國范圍內是不斷得到認可的，國內市場需求在不斷提升。但不同年份中的全國人均茶消費量均遠低于西藏農村地區的人均茶消費量，說明在需求的內在動因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獨特的地理環境形成的飲食特色以及茶與佛教的密切關系造就了藏族同胞茶消費的特色(前文已做了相關討論)。本文也支持這一觀點。西藏農村地內的人均茶消費相對具有較大波動性，據我們已有的分析，這主要來自茶與肉類在藏族同胞生活中形成的密切關系。畜牧業豐收，肉類食物及儲備增加就會拉動茶消費的增加，反之，則會降低(見前文的假設命題)。對比西藏自治區各年的食品價格指數的變動情況與當年人均GDP增長情況(表4)，我們發現:相對2005與2007年，2008年較上一年食品價格指數偏高(112.1)，而人均GDP增長幅度偏低(9．0%)，即食品(對西藏自治區而言主要指肉類食品)價格上漲過快，而人均GDP增長相對滯后，這就影響了對肉類食品的消費量，造成茶消費量的減少。2005年的食品價格指數變動微小，但人均GDP增長較快，遠遠高于價格的上漲，這就造成對肉類食品消費的增加，推動茶消費的相應增加。其它分析同此理。這也證明了我們的假設命題是成立的。

可見，現代社會中，茶在藏族同胞社會生活中的社會經濟角色，不僅指對地區經濟的拉動與對需求的滿足，而且更深刻地反映著農村地區物價變動、人均收入指標的變動等情況，成為農村地區百姓經濟生活的社會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