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蘭奎 單位：四川文理學院

風險社會下的安全教育主要內容

美國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1943年在其著作中首次使用了“國家安全”（NationalSecurity）一詞。至此，國家安全被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對國家安全的概念界定，一直存在爭議，一般是指作為政治權力組織的國家機器所建立的社會制度的生（存）與發展的保障。它包括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相關的國家政權、社會制度和國家機關的安全。筆者認為“國家安全就是一個國家處于沒有危險的客觀狀態，也就是國家既沒有外部的威脅和侵害又沒有內部的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3］近年來，高校和境外合作交流越來越多，部分境外敵對分子利用參觀訪學、學術合作、文藝演出、國際大賽等形式培養或扶持“內部勢力”，伺機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因此，國家安全教育要突破傳統安全的講述，要轉向國際形勢、經濟安全和信息安全，加強大學生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增強有效防范和應對來自國際經濟領域的各種經濟安全的能力，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法》，防范國外敵對勢力通過各種途徑竊取我國政治、經濟、軍事秘密，嚴禁竊密、泄密，要具有強烈的風險意識和對風險的應對化解能力。

1968年，美國學者杰•唐納•華特士出版了《生命教育》（EducationforLife）一書，首次明確提出生命教育概念，并在美國加州創建了阿南達學校，開始倡導和踐行生命教育思想。這一思想的提出，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并在全球迅速發展。然而，我國開展生命安全教育則較為遲緩，2005年上海市公布《上海市中小學生命教育指導綱要》（滬教委德〔2005〕21號），對青少年進行“生命教育”。在高校中“生命安全教育”目前還是空白，據最新調查顯示，大學生自殺率是同齡人的2-4倍，已成為自殺的高危人群。教育部長袁貴仁強調“生命不保，何談教育”。尤其在現階段，風險社會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正日益侵蝕著沒有任何防范技能的大學生，高校要將“生命安全教育”作為一種新的教育理念，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價值和尊嚴，通過開設系統的“生命安全教育”課程，讓學生體會生命的無常，珍惜生命的價值。

高校逐年擴招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學生就業難，據統計，2011年高校畢業生達660萬，還有2010年、2009年未就業畢業生，就業形勢相當嚴峻。隨著就業催生出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大學生被卷入傳銷組織，因就業壓力而自殺等引發的“生存恐慌”心理疾患不斷蔓延，同時就業中的不公平性被堆積和放大，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群體性事件，這種由“風險社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成為高校安全教育的主要內容。高校要同地方政府加強合作，共同面對社會風險所帶來的沖擊，高度重視大學生就業安全教育，培養大學生的社會風險識別能力，防范就業陷阱，杜絕就業安全隱患。

隨著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日益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當代大學生在享受著網絡給自己帶來的諸多方便與快捷、知識與樂趣的同時，其身心正承受著網絡帶給他們的“煎熬”。網絡的超時空性和隱蔽性，正成為某些境外敵對勢力向大學生思想領域滲透的工具。大學生因網絡成癮，從而導致學習成績下降、荒廢學業、心理和行為異常，甚至出現違反道德和違法犯罪的非理性行為，如濫用信息技術制造傳播信息垃圾和計算機病毒；編造虛假信息對他人進行誹謗或制造社會混亂。因此，高校要加強大學生網絡安全教育，提高大學生網絡安全意識，在思想上形成一道網絡安全的“防火墻”。［4］

風險社會下大學生安全教育實施的有效路徑

在現代風險社會中，高校必須轉變教育理念，由傳統安全教育向安全教育常態化轉變；要不斷整合教育資源，探索校府合作、校企合作、校際合作，資源共享；通過完善安全教育制度，構建現代化的安全教育體系。全面推進大學生素質教育，實現高校安全教育和諧發展。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我們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科學地把握發展規律，主動適應環境變化，有效地化解各種矛盾，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校要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將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作為一項經常性工作，列入學校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將安全教育同其他學科建設相統一，制定教學計劃，將安全教育課程納入教學，使安全教育進教材、進課堂、計學分。加大經費投入，師資力量培養和教學配套設施建設。尤其是在安全意識上，要從事后補救轉向事前預警，高校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校園預警系統，并通過系統的安全教育課程，向大學生傳授安全知識和安全防范技能，培養他們規避風險，化解風險的能力，全力推動安全教育常態化。

由于高校在地域、辦學歷史、發展理念等方面存在的種種差異，教育資源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應該積極探索與政府、企業、其他高校之間的合作。高校和地方政府之間形成有效互動，實現“校府合作”，政府作為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擁有強大的社會資源，要不斷盤活社會資本的存量，通過與政府各職能部門的有效互動和通力合作，以建立“安全教育基地”為載體，使安全教育由課堂走向課外，增強安全教育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加強與企業和其他高校的溝通和聯系，推進校企合作、校際合作，達到資源共享。在安全教育實施中，加強同公安、司法、衛生、文化、建設、交通、工商、質檢、宣傳、新聞出版等有關部門的溝通和合作，著力構建“學校主導，政府配合，社會參與”的合作格局，有力推進安全教育的有效實施。

“制度化是組織與程序獲得價值觀和穩定性的過程”。［5］高校針對安全教育，大多仍停留在文件和口頭上，沒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現代化的安全教育制度體系，“安全教育的現代化程度遠低于教育現代化的整體水平”。［6］因此，必須加快安全教育現代化步伐。一是教育主管部門要將安全教育納入教育戰略規劃，政府要加大安全教育投入力度，建立安全教育師資培養基地，加強安全教育師資培養，同時將安全教育納入財政預算，設立專項經費。二是實行安全責任負責制和問責制，確保安全教育落到實處，將安全教育納入干部考核體系，將是否重視安全教育作為各級干部晉升的參考，形成安全教育人人有責、齊抓共管。三是建立大學生自治組織，完善大學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機制，結合當前“90后”大學生的特征，以建立校園安全文明糾察隊、校園110、校園119等為載體，充分發揮大學生自治組織的優越性，將安全教育由被動傳授變為學生主動學習，增強教育的成效。四是加強高校之間、高校與政府、高校與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以及校際合作，構建安全教育主體的合作機制，形成安全教育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