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郭景濤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內蒙古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伴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民族地區政府用于應急報警系統的投入逐年提高，報警系統日益豐富，如內蒙古自治區的“草原110”經過10年的發展，已經從一個單一的報警求助系統，逐漸演變成集綜合治理、應急、公共服務等多種職能于一體的綜合體系，成為行業的一個標桿。其次，在政府應急指揮協調機制方面，各民族地區在應急管理的指揮與協調方面形成了一些制度性條文與規范，有了基本的行為依據。一方面，從當前的制度設計看，民族地區政府在應急指揮與協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另一方面，各地區根據自身的實際開始探索適應本地區特性的應急聯動與協調機制。如西藏自治區至2009年底已經建立起了以公安消防部隊為中堅力量，公安、武警、醫療、電力、衛生、交通、電信、民政、環衛等行業部門共同組成的重特大火災事故應急和社會聯動救援體系。最后，在應急保障機制方面，民族地區各級政府對應急保障機制建設都高度重視。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上，各民族省區都在省區一級設立了保障組，制定了相關保障工作的預案和規劃等，如內蒙古自治區政府設立了六個自治區級的保障組，分別擔當應急救援的通信、醫療、治安、資金、物資等后勤保障事物;另一方面，民族地區各級政府在應急資源保障方面所做的工作逐年增多，不僅政府自身能夠組織動員更多的人力、物力及財力資源，而且政府能夠拓寬渠道，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和國際援助力量，給應急保障提供新的動力。

我國各類突發事件主要表現出突發性、緊急性、災難性、不確定性、影響的社會性、實質上屬于非程序化決策問題等六大基本特征。而針對各類突發事件的公共危機管理具有不同于常態管理的一些特征，一般來說，公共危機管理具有緊迫性、危險性、權威性、人本性、系統性等幾個基本特征［1］。但是，由于民族地區的地理和生態環境較復雜，人口以少數民族為主，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少數民族文化與現代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民族地區這些特殊的社會、人文、地域環境決定了民族地區公共危機管理特征除了具備基本特征外，也具有其特殊性。

民族語言的多樣性導致危機信息的隱蔽性這是民族地區危機管理的顯著特征。中國少數民族眾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有承認或未被承認的文字上百種。一方面，政府管理者對于各少數民族的動態尤其是危機的動態了解不多;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危機事件的突發性，更難察覺民族地區危機的發生，因而難以及時察覺和捕捉危機信息，很難將危機消滅于萌芽狀態，從而使民族地區危機尤其是那些帶有宗教色彩的危機更具隱蔽性。從近幾年民族地區發生的危機事件看，在信息社會背景下，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使民族地區危機信息的傳播具有更強的隱蔽性。

現代文化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沖擊導致危機事件的復雜性當代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快速轉型的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的現代化與城市化也在快速推進，少數民族語言和傳統文化受到了很大沖擊，使少數民族文化變遷呈現出民族文化融合、民族文化區域化等趨勢。少數民族文化與現代文化并存，而且少數民族文化逐漸與漢民族文化融合，這使得民族地區危機事件更具復雜性。這里所說的復雜性，既具有目前學界所指的“不可預測性”［2］，又指因與各少數民族文化尤其是在語言和文字方面存在的隔閡，造成對各民族危機事件的難以捕捉。帶有宗教色彩的危機事件，表面上似乎風平浪靜，一旦爆發，則極具爆發力和殺傷力，現代傳媒的發達使一個地方的危機事件有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波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成為全球性的話題，這也從另一個方面促使危機的影響擴大化。

民族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均衡導致的危機表現形態的多樣性當代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快速轉型的時期，由于民族地區社會轉型的起點、機遇、社會環境、發展態勢不同，形成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不均衡性，導致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相對緩慢，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異逐漸拉大，不僅影響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更使得民族地區危機形態多樣性與復雜化，除了具有一般性的自然危機如水災、旱災、山體滑坡以及傳染性疾病之外，還表現為由于文化差異、宗教信仰差異以及心理失衡等而產生的各類矛盾與沖突［3］。此類事件爆發的導火索大多是因為拆遷、礦產開發、企業搬遷、土地補償等導致一些百姓的經濟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而一些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的相互勾結又加劇了事態的惡化。百姓的不滿和壓抑的情緒可能因為某個偶然事件而爆發，最后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如貴州省甕安事件的深層次原因就是甕安縣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過程中，不斷侵犯群眾的利益。

民族地區危機事件影響的國際性由于很多民族地區地處邊境，其應急管理面臨的往往是跨國和跨地區的突發事件，地震、干旱等自然災害往往事發在國外，卻足以對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形成較大影響，造成嚴重損害。尤其是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危機事件一旦發生，便會造成嚴重的國際影響。這在近幾年民族地區發生的突發事件中有所呈現。如200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的“7•5”事件不僅給各族人民帶來了災難，破壞民族團結、阻障新疆的發展、危害祖國的統一，而且在國際上造成了非常惡劣的負面影響。除此之外，民族地區危機事件涉及的主體的多元性、廣泛性，民族地區危機事件的組織性、暴力性、危害性加強等，都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難度。分析民族地區危機管理的特殊性，有助于準確把握危機的形態與來源，有利于提升民族地區政府應對危機的管理能力。

在當前的危機管理中，意識和理念往往比平臺更重要。從近幾年民族地區政府應對各類突發事件時的管理作為看，存在的較大缺陷就是對民族地區危機的嚴重性與危機管理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因此，必須提高民族地區政府部門領導及公務人員的管理理念及其對電子政務的認識。要構建電子政務環境下的公共危機管理系統，首先就要改變政府及官員相對落后的管理觀念，使電子政務能夠發揮更好的效用，并在此基礎上將公共危機管理系統建設作為電子政務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方面，民族地區受自然和生態條件限制較多，建立應急管理體系的難度較大，大多數民族地區地處高原、山區或者相距較遠的荒漠綠洲中，因此，自然條件與生態環境的限制是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阻力之一;另一方面，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對應急資源整合能力的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