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蓉 單位：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

長期以來，對于跨文化交際始終存在著廣義和狹義的不同界定。廣義的跨文化交際通常被稱為跨文化交流，其包括不同文化之間的各種接觸及其影響。狹義的跨文化交際，是特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雙方，尤其是面對面的交際過程。正如黑格爾在《環境決定論》中所描述的那樣，地球上不同區域的自然環境塑造了人們不同的性格特征。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位，家庭教育是伴隨家庭的誕生而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長對其子女實施的教育，它是一個人思想觀念萌生和植根的起點，也是對一個人的人生成長和發展最具影響力的環境因素。中西方國家由于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生存條件、宗教信仰等不同，民族文化的世界觀與價值觀通過家庭教育的過程，對家庭成員所發揮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也有差異。本文立足于從中西方跨文化交際的沖突分析入手，試從中西文化差異中透視不同的因素影響，進而反思我國的家庭教育并就優化和改進家庭教育環境提出建設性意見。

一、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理念的不同

崇尚儒家思想，重視社會倫理道德秩序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人重集體輕個人的文化定勢。西方文化以現代哲學為基礎，普遍推崇個人主義，將個人的需要與利益放在首位。當然個人主義也強調協作與集體的重要，但其構建的集體結構仍然是松散的，所謂的重要是相對于個人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的，一旦個人利益遭到威脅，這種集體結構便將迅速瓦解。在集體主義的維度下，中國人更強調個人對集體和合作的重視，凝聚力以及對他人的關注。在電影《刮痧》中，兩個孩子鬧矛盾，男主人公當著美國友人的面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這本是中國人給他人面子的方式，卻使美國友人疑惑不解，甚至認為他對兒子有暴力傾向，對孩子不關愛。面對他人的贊美，中國人通常表現出過分的謙虛與客氣“哪里哪里？還有很多的不足”，而西方人則會用“謝謝”來表示對對方稱贊以及對自己能力的肯定。在中國人眼里西方人這種面對他人稱贊的坦然是一種自大，而西方人卻覺得中國人有些做作。在跨文化交際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除了文化環境的差異，這都是與家庭教育的理念與方式緊密相連的。

在奉行集體主義的中國，家庭教育最典型的方式是“先人后己”，孔融讓梨的故事更是成為家庭教育的經典故事之一。對“大我”地位的強調使得在中國人的潛意識里，個人成績的取得與他人的合作幫助是密不可分的，從某鐘意義上說，能否與他人和諧相處已成為影響一個人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和必備要素。對于這種傳統教育所帶來的影響，我們在充分肯定其積極意義的同時，也應看到其消極作用的并存。從積極層面來看，這種家庭教育理念承載了中華文化強大的民族精神，將團結、和諧、謙讓、大公無私等道德傳統落實到了衣食起居，滲透在了家庭成員的一言一行中。以“孝”、“忠”、“義”為基本框架的中國傳統倫理觀念，得以代代傳承，這是中國家庭教育值得尊敬的地方，它使被教育者，精神血肉更加飽滿更充滿人情。精神理念的傳承如祖輩的血液，注入體內，溫暖靜默的流淌，散發出神圣的光輝，光與光，血脈與血脈的共通與交融形成了一股無法言喻難以抗拒的力量，所以我們看到了攜手共進的中國人，看到了眾志成城強大的中華民族。當然，我們也必須充分認識并正確面對由此產生的消極影響，集體的崇高自然帶來自上而下的不可抗拒性。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強勢扮演了子女行為的指揮者，在家庭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孩子自然會按照父母的要求去行事去生活，久而久之，當其對集體的力量產生依賴或者對群體觀念的順從達到一定程度時，對自我需要的壓抑相對自我力量的忽視自然也就會帶來對個人創造與追求的漠視，這正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并值得重視的。

在西方國家，與中國人的集體主義相反，西方人奉行個人主義，強調的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獨立性。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自我意識占主導地位，個體明確自己的需求及目標，在情感上不依賴集體，在經濟上有自己的私人財產，同時保有個人獨立的信念與觀點。他們認為成功的鑰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才是整個人生的主導。這也就決定了在以夫妻為主體的西方家庭中教育的目標明顯不同于中國。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中，出于對孩子在成年后要離開家庭獨立生活的需要，也就決定了這種強調獨立意識和獨立能力培養的家庭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這種理念的家庭教育能極大地培養被教育者的獨立性和自我意識，家庭成員間更多的是自由相處，彼此尊重，相互肯定和共同面對目標。他們不會等待別人，依靠別人去取得成功，而是盡全力的去主動創造機會，把握機會，充滿了進取意識與切實的行動力。這種獨立性的存在烘托了個人的自信，成為了個人強大的支撐力，肯定自己，相信自己，懂得自己的需求并且盡力為自己去爭取利益，這是作為個體難能可貴的特質，也是實現個人價值的推手，從這個角度看，這種家庭教育方式很值得肯定。然而，必須看到，一味地強調個人、功利、競爭、自我，會無形中導致被教育者在人際交往中過于直接甚至缺乏協作精神，由此帶來的后果必然是人際關系的淡漠，所以大部分西方人的交際群體顯得十分狹窄且彼此缺乏關懷。而這反映在情感上則更加冷漠，孩子成年后離開家庭獨立生活，不贍養父母，與父母的來往甚少，失去了親情上的仰望與家庭的凝聚力，當這種理念繼續循環于夫妻間的關系時，過于理性與彼此行為的過大空間注定了情感關系的不穩定，這未嘗不是西方家庭教育的一種缺失。

二、“求穩“與“求變”思維行為方式的差異

“天人合一”思想將穩定、和諧常態于中國人理想的狀態中，對規律的順從和對自然的尊重，決定了“不變”是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支柱。中國人希望“一切穩定”，“生活平靜”，在穩定中尋求發展。而西方人需要通過變化來尋求發展，他們不滿足于現有的秩序更喜歡突破，力求通過變化來創新，在他們眼中，中國人的求穩更像是在偷懶，不思進取。在西方人心目中，傳統的思想、家庭、經濟、背景都成不了束縛，求變才能挖掘出自身的潛力，只有不斷的滿足自我的需求才能帶來更多的成就，進而達到成功。中國人的家庭本身就是以求穩為核心的，“平安是福”，“平平淡淡才是真”，這種對生活平和的姿態，中國家庭通過言傳身教的感染力，以無意識的教育方式，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態度。在這樣的家庭教育下，受教育者更加關注抓住眼前，珍惜擁有的，追求對任何事物的穩固感上升為一種安全感并以此作為心理需求的必須品。在他們看來變化必須是建立在現有的不缺失的前提下，否則，這種變化便被否定，這也是中國家庭對被教育者傳遞的一種價值觀。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這種求穩中充滿了智慧。所謂的求穩并不意味的一成不變，我們的變不是不計后果的，而是更加注重對機遇的觀察與判斷，我們的突破與創新也在層出不窮，否則，中華民族也難以延續至今。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家庭教育里過分的經驗論在得到被教育者的應證后，這種”經驗論癮”就開始腐蝕被教育者的心智與筋骨，由此帶來的依賴性和對自己的懷疑與否定，必然使一部分人被傳統與常規所束縛，生怕功虧一簣。“爬的越高摔的越重”，這便是一種中國式的怯懦，從頭再來的勇氣與豪邁，成了一種被仰望的巨人式的神話，更多人選擇的是守住現有的，這就是保本論。西方人的家庭結構本身就是一個在不斷變化的架構，子女與父母生活的模式在他們成年后便被打破，他們離開家去獨自生活獨自面對一切，這就必須相信自己的判斷，所以西方的家庭教育讓子女在幼年就明確自己的方向，培養他們以自己的需求為動力，一切通過個人的行動去滿足需求的能力，而這種行動本身就是一種”變”。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在西方的家庭里，子女不需要贍養父母、父母也不需要為子女的未來過多盤算，個體完全可以無負擔的去過自己的生活。這種”無負擔”相對中國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體系與其面臨的責任是何其灑脫，即使失敗，其輻射的面也是狹窄的，所以對西方人而言，只需要考慮自己的需求，不計成敗的去嘗試，是有其客觀條件支持的。這種活躍的嘗試自然使個體充滿激情與進取心，這種活力純粹源于個人，個體的活躍必然也會刺激社會整體的迅猛發展，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此引發的經濟泡沫和巨大的社會后果，也必須由社會和個人共同去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