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建華 何勛 單位：湖南大學文學院

新時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女性作家依托現代意識，以中國歷史女性為中心，“把長期以來沒有機會得到表達的女性的經驗、視點、對社會的加入、對生活的觀察，書寫出來”［１］，最終形成一種獨特的不同于男性歷史小說家的表述形態。代表作家作品包括：《武則天》（須蘭、趙玫，１９９４）、《秋瑾》（葉文玲，１９９６）、《高陽公主》（趙玫，１９９６）、《紅瘦———李清照》（唐敏，１９９７）、《武則天•女皇》（趙玫，１９９８）、《陳圓圓•紅顏恨》（石楠，１９９８）、《王昭君•出塞》（龐天舒，１９９８）、《賽金花•凡塵》（王曉玉，１９９８）、《夢斷關河》（凌力，１９９９）、《上官婉兒》（趙玫，２００１）、《柳如是•柳葉悲風》（蔣麗萍，２００１）、《盂蘭變》（孟暉，２００１）、《呂后•宮廷玩偶》（王小鷹，２００１）、《德齡公主》（徐小斌，２００４）、《一代名妓柳如是》（石楠，２００５）、《北方佳人》（凌力，２００８）等。本文關注的重點在于：現代女性作家究竟以何種視角進入歷史，又以何種姿態走出男性中心的話語霸權陰影？在創作上又表現出哪些女性所獨有的人文內涵與藝術特征？究竟該如何看待歷史小說的女性表述之于當代文學史的價值與意義？

一性別意識：從平等要求到身體反抗

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上，女性“性別”一直是被遺忘、被壓抑、被扭曲的主題。在男權中心的漫長的古代社會，女性逐漸被塑造成男性希望的角色，并內化到歷代女性的一言一行中，成為女性觀照自身、改造自我的唯一標準。中國歷史上對于女性方面的事實記載甚少，即便是像武則天、楊貴妃等人正史有載，也因“紅顏禍水”等定論被打入歷史另冊，這無疑給作家的女性歷史書寫造成了一定困難。但簡單復現歷史顯然不是當代女作家的主要任務，這就如卡西爾談及近代啟蒙主義的發生時所指出的：“這里重要的事情與其說是新的事實的發現，不如說是一種新的思想方式的發現。”［２］女性作家正是從“性別啟蒙”這個歷史基點出發，揭露了女性受壓迫損害和遭遇男權話語壓抑的歷史真相。具體而言，這種性別意識，在歷史小說中首先表現的是對男女平等的訴求，其次體現的是對歷史女性身體反抗的認同。

（一）平等意識的訴求

在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建構的傳統理性對于男尊女卑的強調從未放松過，男女兩性的差別不僅是生理意義上的差別，更具有深層的社會文化含義。對于歷史上大多數女性而言，參與社會活動、實現男女平等在今天看來是女性在社會上最基本、最普通的要求，在過去卻是她們無數次夢想卻永遠無法實現的奢望。為了揭示女性“被奴役的歷史”，也為了激發新時代女性自立自強的決心，女作家便將筆觸伸入歷史，力圖借歷史女性之言行，表達自己的反思態度和現實意愿。葉文玲的《秋瑾》、唐敏的《紅瘦》、龐天舒的《王昭君》、石楠的《陳圓圓》都在不同程度上闡述著這種平等意識，其中尤以葉文玲的《秋瑾》表現得更為明顯。女詩人秋瑾，稱得上是一位驚天動地的巾幅英雄，是中國婦女中為革命獻出頭顱的第一人。她的從容就義的舉動震驚環宇，由此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秋瑾轟轟烈烈的生平曾多次為后人描摹，搬上了舞臺、銀幕與熒屏，產生了巨大的號召力量和引領作用。如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藥》即暗含了秋瑾之死，并在革命烈士墳頭添上了一個花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夏衍先生還專門寫了話劇《秋瑾傳》，并用一句帶有象征性的話作為結束：“天快要亮了。”而葉文玲的《秋瑾》的獨特性在于，作者不僅打破了一般的歷史小說以時間順序來敘述人物生平的傳統寫法，從秋瑾被捕起筆，然后通過此事對各界的巨大震動展開敘述。這樣，船夫沈阿奎、丈夫王子芳、好友徐寄塵、學生吳氓、同志王金發、山陰縣令李鐘岳乃至紹興知府貴福等都變成敘述人，他們各自眼中的秋瑾便組成了這位“巾幗英雄”的整體藝術形象。更為重要的是，作者使用了一種極為詩化的手寫方式，以靈性激活歷史，讓人物不斷地與“我”的現在情感進行對話，突出“我”對秋瑾生命經歷的感受，使秋瑾成為作者自己所理解的秋瑾。在作者筆下，秋瑾既有著剛烈又委婉的俠骨柔腸，更有著詩化了的晶瑩剔透。

為了表現預設的“男女平等”這一主題，葉文玲一方面對秋瑾在日本留學期間的思想與行為變化大書特書，將秋瑾不僅描繪成一位才學品格都不弱于男性的非凡女子，不但辦女報，創立女校，而且連字號都改為“競雄”；另一方面，又通過對筆下代表家庭與社會政治權力、掌握女性話語霸權的男性人物———丈夫王子芳、知府貴福———進行了多角度的描摹和諷刺，主要是刻畫他們自私、猥瑣和恐懼于女性觀念革新的一面。不得不說，作者為了突出秋瑾在倡導男女平等、婦女解放方面的貢獻，不得不遮蔽秋瑾心靈世界深處的顫栗與不安，不知不覺走向了另一偏激立場。作家筆下的秋瑾只為一個目標，以男性為標桿，一切行動向男性看起，凡是男性具有的陽剛、進取和開放精神，女性無一例外必須擁有。而在《紅瘦》、《王昭君》、《陳圓圓》等歷史小說中，這種“剛性”表達也牢牢占據著小說主題表現的制高點，這就從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表述應有的特色和意義，而這恰恰又是眾多女性作家書寫歷史卻難以造成普遍影響力的尷尬和癥結所在。

（二）身體反抗的宿命

如果說平等意識的訴求還僅僅停留在向男性看齊、追求社會性別平等的溫和層面，那么執著于歷史女性身體的敘寫，更是成為這種女性重述潮流中顛覆男性書寫力度最強、表現也最為驚艷的一種形式。它的出現，顯然跟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女性主義和新歷史主義思潮的流行息息相關。在眾多的女性歷史小說中，最有女性主義意味的當推趙玫的《高陽公主》。它表面上似乎是一個陳舊的女性追求愛情而不可得的失意故事，但由于作家大膽地運用女性主義理論，以現代女性主體精神鍍亮了歷史，小說主人公高陽分明散發出作者這個時代才會有的現代女性氣質，這就為小說平添了幾分決絕與詩意。《高陽公主》也可以說是一個家族題材故事，而書寫這類題材正是趙玫的長處。出身帝王（唐太宗）之家的公主下嫁給當朝宰相（房玄齡）的兒子，這件事本身似乎就有非同尋常的含義，換成男性的視角，應該會變成一個權力與利益等價交換的政治性極強的“宏大敘述”，甚至可能是將個人、家族以及歷史、民族與國家交織纏繞的大國寓言；但在趙玫筆下，皇室家族僅僅是作為鋪設故事的背景，敘事中心卻在對身體本身、對女性生存體驗的細膩書寫。在男權話語編碼的歷史中，高陽公主最后定性的形象是理所當然的“妖婦”。而高陽公主的所作所為正是對“父權”（唐太宗李世民）、神權（辯機的信仰）、族權（夫兄房遺直）和夫權（房遺愛）的徹底反叛。為了心目中的幸福與愛情，她可以不計后果一次又一次地與世俗作對，不斷地向所有男性規約的世界反抗。身體本來是她認為最純潔、最美好的東西，但在內心渴望的幸福愛情一再受阻、無法以正常途徑實現的情況下，身體卻變成了一把最銳利、最有效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