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瑋瓊 單位：齊齊哈爾大學文學與歷史文化學院

拼貼（college）一詞原意是粘貼，是一種繪畫方法。后來文學中借用了這一詞，把它當做一種敘事方式運用到具體的文本之中。作為一種文學敘述技巧就是指在文本中插入一些圖案、各種不同風格的話語或者是不同類型的文體形式等等，形成獨特的文體風格。發展到后現代拼貼成為一種主要的文本創作方式。在后現代主義那里歷史沒有了所謂的深度、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被打破、一元論被多元論取代之后，整個人類歷史剩下的只是一些混亂的、沒有秩序的碎片，歷史被埋沒在碎片之中。碎片的拼貼就成了它玩弄文字游戲的重要形式和文本創作的主要原則。后現代主義作家巴塞爾姆曾認為：“拼貼原則是二十世紀所有傳播媒介中的所有藝術的中心原則”,同時他還表示“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

新歷史小說家提倡偶然化地歷史觀念，歷史發展的線性時間鏈條被打破，成為了一個個沒有邏輯、沒有連續性的時間碎片和故事片段，單一的“大寫歷史”被消解之后，復數的“小寫歷史”和歷史碎片成為了新歷史小說家們的興趣所在和關注的焦點。格非曾這樣說過：“我對歷史的興趣僅僅在于它的連續性或權威性突然呈現的斷裂，這種斷裂徹底粉碎了歷史的神話”，對此蘇童也表示過：“對于我來說，我的興趣并不是歷史本身。在我的所有小說中，具體的歷史事件在小說中是看不見的，是零碎的，只是布景……所謂歷史的魅力，是一大堆破碎的東西“”是歷史的紙屑對我有吸引力”。而后現代的拼貼技巧剛好為新歷史小說家重組歷史碎片或片段提供了最為有力的敘事方式。新歷史小說家歷史書寫的拼貼敘事技巧主要是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完成的：

一、話語的拼貼

話語拼貼是將各種不同類型風格話語并置混雜在一起。后現代主義多元化歷史圖景最顯著的特征就體現在話語的豐富性、復雜性、多義性等方面上。歷史的深度模式和隱藏在背后的“邏各斯中心”被消解之后，歷史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根基，人的主觀意識隨意的散播在各種各樣的話語資料之中。隨之歷史的真實性也遭到質疑，僅存的只是一些無序的、不確定的偶然化碎片，在文本中不是要用語言來描述這些碎片的，而是碎片本身就是一種描寫歷史的語言。話語碎片成了歷史存在的一種重要形式。而對于新歷史小說來講歷史碎片的拼貼的實質就是話語的拼貼，所以拼貼這一敘事技巧對他們來說是很必要的。這種話語拼貼主要是指將個人話語、歷史話語、政治話語和民間俗語哩語等等不同性質的話語交叉錯雜使用，這些話語拼貼置身于現實生活，也可以說它已經成為了現實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豐乳肥臀》中，莫言常將一些嚴肅性的政治話語、粗鄙的民間日常用語及臟話、古典詩句、流行歌曲等等共置在同一個語言環境中，使他們相互沖突、相互支撐形成一個狂歡化的話語場。如“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我是一張餅，中間卷大蔥。我是一個兵，拉屎不擦腚。”莫言將粗俗的民間話語直接插入文本之中，使得不同風格的話語形成一種迥于傳統歷史敘事的審美張力。更為直接的是將詞語直接并置拼湊在一起形成一個詞語大雜燴，如“眾人一擁而上，與烏鴉開戰，罵聲、打擊聲、烏鴉叫聲、翅膀扇動聲，混成一片。

尸臭味、血腥味、淤泥味、麥子味、野花味，攪在一起”。而對于劉震云的新歷史小說來講他主要是將革命話語和歷史話語這種古今話語大量的鑲嵌在文本中，使文本話語呈現出一個縱橫交錯多維的、復雜的立體性的語言姿態。這種立體化的話語拼貼是共時性的，同時又是歷時性的，但是作家在運用時卻有意抹去語言的時代特征，打破常規的語言轉述程序，使用新的組合方式，把這些具有不同文化特征、時序的語言進行重新編碼形成新的指涉符碼，再將其壓縮在共時性的話語環境中，從而產生新的意義。如在第一章的三國時期中，作家故意將曹操和極具現代色彩的美國的《老鼠和貓》這一電視動畫片聯系在一起，將不同時代疊加，產生一種游戲歷史的滑稽感，同時又形成一種出乎讀者意料的文化審美情趣。類似這樣的語言拼貼在文本中隨處可見，如在“新軍”幫助老百姓收割小麥時，袁紹規定他們只許喝白開水而不能喝“雪碧、可樂和粒粒橙”。而在天平天國時期居然都已經出現了“選美辦公室”、集資、彩券、國庫券等具有明顯時代標志性的詞語，這些滑稽性的詞語拼貼不僅僅為了逗人發笑，它還承擔了洞透新歷史小說循環論歷史觀念的使命。

二、故事情節的拼貼

故事情節的拼貼也是新歷史小說家常用的拼貼方式。在傳統的歷史小說中歷史發展總是在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呈現出流線型發展趨勢，一元化和必然性是其基本特征，事件的發展總是遵循嚴格的敘事模式發展。但是在宏大正史和政治意識形態遭到新歷史小說家的放逐之后，歷史失去了賴以生存的中心，一切事物的發展都充滿了隨機性和偶然性，整個文本是以碎片化的情節片段拼貼而成。如王小波的《萬壽寺》打破傳統歷史敘事的“封閉式”寫作模式，將毫無關聯的、互不銜接的碎片化的情節或片段拼貼在一起，使整個文本敘述呈現多種可能性的“開放式”結構，將各種可能性糅合在一起，使故事情節不斷增殖，從而衍生出新的情節。這部小說中共有兩個文本組成，一個是“我”被撞傷之前創作的文本，另一個是“我”失憶后改寫的有關薛嵩當節度使和“我”在萬壽司的故事的文本，這兩個文本相互交叉錯綜復雜。整個文本設置了多種故事開端，故事情節在每種開端中無限增殖，而這些碎片化的情節之間又相互消解，使產生的故事一直處于不確定中。如在文本中“我”是薛嵩、又是薛嵩的表弟、也可能是薛嵩的情人。而薛嵩將走紅線的也是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方式，可能是捆住其雙手將其搶走；可能是用暴力將其打暈……而小營妓的被殺也有多種版本的敘述。在文本創作中主體通過拼貼讓情節不斷的增殖，從而將故事發展的過程無限擱置，故事只有開始沒有結束。各種偶然性的、跳躍式的情節共置，歷史發展呈現多種可能性，從而消解了所謂的歷史真實和傳統歷史小說提倡的整體性、連續性的歷史書寫觀念。

三、文本的拼貼

新歷史小說家在進行歷史敘事時也常使用文本式的拼貼，即將各種形式的文體如新聞報道、史料記載、研究專著等拼湊在一起形成一種“互涉文本”。所謂“互涉文本”就是指在這個文本中會鑲嵌其他的文本，其他文本作為一種被引用的文獻或句集等的形式出現。新歷史小說家將不同的文本相互融合形成一種“對話”式敘事結構，使他們之間既相互對立又相互支撐，最終形成新歷史小說“斷裂”和“錯位”的分散性的多元化敘事特征，而這也正符合消解和顛覆傳統歷史小說的歷史訴求。比如在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中，創作主體將不同時代的各種類型的文本穿插在文本中，拼貼在一起形成互涉性的敘事風格，使小說打破了完整性的、統一性的敘事模式。如在文本中出現了《大公報》上發表的描寫河南饑荒的《豫災實錄》報道文章，河南省政府主體向上級匯報災情的報災電，報刊記者白修德描寫一九四二年他河南之行的《探索歷史》中的章節片段，《大公報》主編王蕓生根據《豫災實錄》寫的評論文章《看重慶，念中原》等等各種類型的文章。創作主體將不同形式的文體拼貼在一起形成一個文體大雜燴，通過拼貼“史實資料”使歷史敘事在字面上看起來真實可靠，但是創作主體的目的是要通過拼貼“考據性”的資料制造一種歷史假象，其真正目的是要拆解既定的、常規的歷史敘事模式。正如巴塞爾姆說的那樣：“拼貼的要點在于不相似的事物被粘在一起，在最佳狀態下，創造出一個新的現實。這一新現實在其最佳狀況下可能是或者暗示出對它源于其中的另一現實的評論，或者，還不只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