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廣才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視野下，現代經濟發展推動著各地區經濟模式轉型。經濟模式的轉變，必將引起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模式的變遷。文化順應現代經濟發展而作的文化調試實質上是一種文化潛移，這種文化在潛移過程中會與固有的傳統民族文化產生新的沖突。如何在城市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在現代化經濟模式大行其道的當下，找到保持傳統民族文化的新途徑，在發展經濟、保持傳統文化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達到既發展民族經濟又保持傳統文化的雙贏目的，這不僅是理論層面的問題，更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現實問題。

一、經濟發展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

首先，現代經濟的發展會對以民族傳統文化背景為基礎的民族產生深刻影響，其結果是促進民族經濟適應新的社會經濟背景而發生經濟形態的轉變，民族經濟形式的轉變同時會導致民族文化調適、轉型，從而在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新的文化誕生。這是現代經濟對民族文化主要的影響。“各個民族的文化意義就在于為人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動力。”［1］民族文化的變遷與轉型是為更好地適應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需要而進行的轉變。“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實際上，環境也迫使它們非迅速發展不可，由于它們面臨的不僅有發展的機會，還有被淘汰的壓力。”［2］在現代經濟環境下，融入較先進文化，不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進本民族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農牧為主的達斡爾族人過渡到農耕與畜牧混合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為例，達斡爾人的傳統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變了原有的文化形態。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農耕狩獵的舞蹈動作，結合了現代人的特點，發展成為老少在廣場能夠健身的大眾化舞蹈，成為傳承達斡爾文化的重要載體。鄂倫春人從單一狩獵向農耕文化轉變，他們走出山林，放下心愛的獵槍，開始農耕生活。而農耕之余，發展起來的樺皮畫藝術則將對山林的留戀留在了方寸之間，傳統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當下生活中。這些文化模式的轉變一方面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使之更快適應社會整體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對于民族文化來講，伴隨著新經濟而產生的新文化，是一種文化的進步。

其次，混居經濟對文化影響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趨同，其結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從現在我國民族分布來看，我國少數民族“在空間發布上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的顯著特點。從全國范圍來看，主要是和漢族雜居相處，就某一局部地區而言，主要是少數民族之間或同時與漢族混雜居住。”［3］在黑龍江地區，混居是本地區特別鮮明的居住特點。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黑龍江有54個少數民族，朝鮮族以黑龍江中、東部牡丹江及周邊地區為主散居地;滿族主要散居在哈爾濱雙城周邊地區;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龍江靠近內蒙古自治區的西部地區;人數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撫遠緊鄰俄羅斯的邊界地區。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體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對集中的態勢。各地朝鮮屯、回民村、蒙古民族鄉鎮多是民族人口相對多的地區。由于各民族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從民族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來看是值得提倡的，問題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響下很難堅守自己的文化傳統。散雜居地的不僅經濟發展模式要相互影響，文化也處于相互融合的態勢。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就必須有自己特色的經濟產業。因為這種經濟上的強大并帶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夠隨著經濟發展得以延續的。但是，那些人口規模小、本民族的消費群體在逐漸減少的民族在文化與經濟轉型中面臨著更多文化基因的丟失。如鄂溫克、鄂倫春、赫哲族、柯爾克孜族、錫伯族都是由于人口過少，在周圍強大的漢、蒙、滿族經濟文化的影響下，經濟、文化都難以形成規模效益，文化傳承舉步維艱。缺乏經濟發展目標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艱難的，民族文化喪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點，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隨之而來的是與主流文化的趨同。

再次，地緣經濟是衡量外部經濟對民族文化影響的重要標志。空間距離是民族傳統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經濟越不發達，距離中心城市越遠，民族文化的遺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經濟沖擊的影響越小。地緣經濟的輻射強弱，地緣優勢對經濟發展起重大作用。以齊齊哈爾梅里斯達斡爾聚居區為例，在接近市區的區政府附近的達斡爾族村齊齊哈村，達斡爾人居住的建筑與其他漢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經看不出有任何區別，唯獨在建筑上保留了開西窗戶的習慣。而當地的漢人在建筑時也采納了西窗建筑風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點有達斡爾族的建筑風格的民居。而遠離城市的偏遠臥牛吐、莽格吐民族鄉還保留著相對完整的民居。此外，漢民族經濟發展，帶動了周邊少數民族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使得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點逐漸淡去。少數民族要想在社會上生存，必須要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這里漢文化與其他民族問題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響著的。總的來說，漢文化由于處于文化的主流與支配地位，對其他少數民族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其他民族的發展自覺不自覺地向漢文化靠攏，與漢文化接軌。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過程中，少數民族文化也自覺不自覺地改變著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經濟發展制約著文化，經濟的變化造成了文化潛移，在與外來文化接觸中導致民族傳統的改變。

二、民族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制約

首先，傳統文化模式的滯后性，制約著當地民族經濟的發展。相應的文化建立在相應的經濟基礎之上，而經濟模式的轉變，要求文化相應轉型。當出現經濟文化不同步問題時，原有文化將失去存在基礎。以黑龍江鄂倫春涉獵經濟發展困境與鄂倫春原生態山林文化為例。當20世紀初期，大小興安嶺均有鄂倫春獵人的身影，他們或以“烏力楞”(同一父系的人們或幾代子孫組成的集體涉獵組織)、“阿額”(由3～5人自愿組成的臨時性生產組織)、個人為主，進行涉獵活動。但到了1953年，在黑龍江地區的鄂倫春人告別了馳騁山林的生活，分別在黑河璦琿區新生鄉、遜克縣新鄂鄉、新興鄉、塔河縣的十八站鄉、呼瑪縣的白銀納鄉和嘉蔭縣烏拉嘎鎮勝利鄂倫春民族村建立了5鄉1鎮的鄂倫春新鄉村，開始了定居的生活。生產方式也由涉獵為主轉向農耕為主。這種變化導致了以山林文化為主的文化形式，如樺皮文化、涉獵文化由于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而變得淡化乃至逐漸消失。“由于完全脫離了傳統的漁獵生活方式，伴隨生活方式而生的傳統文化也隨之斷裂，處于瀕臨衰亡的邊緣，現代的鄂倫春文化幾乎被漢化。”［4］對于文化來說，原來伴隨經濟發展模式的傳統文化逐步變遷、消失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對于經濟來說，這種過時的文化因為很難適應新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成為經濟發展的羈絆。因此，要改變原有的文化模式，進行文化調試，這樣才能使文化與經濟和諧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