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袁野 單位：沈陽農業大學社會科學部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1895年，當龐大的中華帝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后，形勢發生逆轉，千百年來一直以中國為師的日本反為中國所師。此后，日本對清末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諸多方面均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模仿日本的中國農業教育學制體系

甲午戰爭失敗后，清廷鑒于日本以采用西政西學而強，便多次派員赴日考察教育。1898年張之洞派出以姚錫光為團長的第一個赴日教育考察團。該考察團歸國后，姚錫光發表了見聞錄《東瀛學校舉概》。該書詳細介紹了日本的各類學校，既包括日本的官立、公立、私立學校，又包括日本的普通學校（小、中、師范學校），各專門學校（高等、大學、學院、技術學校），以及其他各類學校（商業、盲啞、華族女學院）等。《東瀛學校舉概》被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稱為“：在中國介紹日本學校的嚆失。”[1]1901年，羅振玉等7位教育家受張之洞和劉坤一派遣赴日，羅振玉則將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刊載于中國第一份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上，向讀者傳播日本的教育制度。作為成員之一的陳毅是張之洞教育改革的重要幕僚，他回國后不久便發表至少3種日本教育方面的譯著①，并且直接參與了學制的起草工作。收效最大的考察團當屬1902年赴日考察的吳汝綸代表團。吳汝綸將其在日本的見聞，包括在文部省講演摘要、學校圖表、學科課程表等全部收錄形成著名的《東游叢錄》。而《東游叢錄》此后又成為1904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的模版。以上這些考察均為清末教育改革準備了充分的資料。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全盤模仿日本學制的《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出臺。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由政府正式頒布且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學制。其與日本學制極其相似，這一點已為許多學者認同。如歷史學家沃爾夫岡•弗蘭克指出：“《奏定學堂章程》容量極大，包括從京師大學堂到幼稚園各類學校的章程、考試、教師、教科書等，大都是模仿日本模式的。”[2]日本學者阿部洋也認為“：《奏定學堂章程》表述了學校系統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是完全仿照當時日本系統的。”[3]

同樣可以在具體的農業教育學制體系中對上述論點進一步證明。將“癸卯學制”與同一時期的日本農業教育學制體系相比較，發現二者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從橫向來看，兩個學制都是普通和實業（其中包括農科）兩個系統，除職業與實業系統的名詞與內涵有細微的差別之外，其他均相同。從縱向來看，兩個學制系統在學程上基本相近，除中國的學程比日本略長外，基本上差別不大。此外，二者在農業學堂的具體分級上也基本一致，只是名稱略有不同而已。如，“癸卯學制”將農業學堂分為初等農業學堂、中等農業學堂、高等農業學堂和農科大學四級；而1900年日本農業學制同樣也將農業學校分為乙種農業學校、農業實業學校、甲種農業學校、農業專業學校四級。還有最明顯的相似之處，就是兩個學制系統均設有“大學預科”。這是英、美等國家學制中所不具備的，也可以說這是“拷貝”日本農業教育的最有力見證。除宏觀上二者有相似之處外，在辦學的具體細節上（課程設置、規章制度、辦學宗旨等）同樣有一致之處。如，由清廷學部舉辦的唯一一所農科大學———京師大學堂農科，自1910年開始招生，先設農學一門，以日文教授，聘請藤田、桔義、小野等人為教員。該校從學制、科門、課程、教材、標本、儀器等，基本都是照搬日本。由此可見，清末農業教育學制基本上承襲了日本19世紀末的農業教育學制。盡管這一學制存在諸多不符合中國農業教育實際之處，但其頒行確立了中國現代農業教育學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是我國現代農業教育學制的奠基石。

二、大量日本教習直接參與清末農業教育工作

新學制頒布后，各級新式農業學堂紛紛建立。而此類新式農業學堂面臨的首要嚴峻問題便是師資的匱乏。1904年1月頒行的《奏定實業學堂通則》中稱：包括農業在內的實業學堂，“中國現尚無此等合格教員，必須聘用外國教師講授，方有實際”[6]。張之洞也指出解決此問題的最佳途徑為———“博延外洋名師”。那么，聘請何國教習任教最為妥當呢？“查各國農學，首推美國，日本近亦講求，擬請遠聘美國農師一二人，來華教習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7]故此，各農業學堂最初聘請的教習，以歐美為主，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習來華，在各級農業學堂的外籍教師中占絕對多數。這一時期清政府大量聘請日本教習主要原因有四：近代日本先于中國引進西方先進農學，在農業教育方面頗有成績；可減少到日本留學人數，既可節省開支，又可減少新思潮在國內的傳播；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輸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從近鄰日本聘請教師比從歐美聘請費用較低。關于最后一點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農務學堂的格羅•D•貝利爾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說到，“‘日本人愿意拿我們1/3的工資，而且他們和總督（張之洞）很熱絡。’他不懂得迎合中國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國語文，而且據說為人太呆板，老是頂撞中國雇主，在3年合同期滿前，1900年便被解雇”[8]。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農業專家美代清彥。基于上述原因，清末開辦的農業學堂專業課教師多從日本聘請，日本教習在各農業學堂分布如表1所示。最初的專業課教師都是日本人，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在最初時期就曾一次聘請日本教師多達10余人。各農業學堂所聘日本教習多能夠出于基本的職業道德，在工作中盡心盡力，教學效果比較突出。

如，曾擔任江蘇兩級師范學堂總教習、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教習的藤田豐八，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位。藤田豐八（1869～1929），字劍鋒。1895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文科。1897年接受羅振玉邀請來到中國上海，受聘為上海農學會農學報館專職日文翻譯。據統計，《農學報》直至第162期譯自日文的文章約有420余篇為他所譯。1898年藤田豐八又被聘為“東文學社”日文總教習，負責培養日語人才。國學大師王國維此時就曾受教于藤田豐八學習日文。1908年藤田又受聘于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教習。“藤田豐八不僅學識豐富，而且工作認真負責，很受好評，在社會上和政府農業部門中產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清末我國的農學團體、農業院校和試驗機構乃紛紛聘請日本學者和技師到中國進行農業教學。”[9]對于藤田的工作，其好友羅振玉就曾發出“藤公熱心……其厚誼尤非今人所及也”[10]的感嘆。又如，就職于湖北農務學堂的美代清彥，他和其他4位日本農業專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對湖北省的農業教育和農業實驗工作有著重大的貢獻”[11]。此外，聘日本人轟木長、前島次郎和西原德太郎為教習的浙江蠶學館，成效也十分顯著。該館“尤注意考研蠶病，考精究制種之術，每年所制之種，以賤植售之民間，飼之輒得豐獲，視民間普通所制種或豐收至倍焉……館中所制種除售之本省之外，若江蘇、安徽、江西、福建，亦爭購求，恒苦不給焉”[12]，浙江蠶學館在1900年就培養出了第一批農學人才，共有16人獲得了畢業文憑。總之，從整體上來看，日本教習在清末農業教育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清政府學習新式農業教育的重要途徑。大量來華的日本教習，對促進中國培養新式農業專門人才，推動中國農業教育、農業近代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