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玲 駱佳 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一、中國巨災風險及巨災保險的現狀

最近２０年，各類自然災害、人為事故頻發，給各國的企業和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從圖１和圖２的數據我們能看出，巨災風險無論從發生次數還是造成保險業損失的程度上來說都呈逐年上升的態勢。而我國屬于自然災害多發地區，每年因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數千億元。僅從２０１１年的情況來看，根據民政部國家減災網的資料，全年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４．３億人次受災，因災死亡和失蹤１１２６人，緊急轉移安置９３９．４萬人，倒塌房屋９３．５萬間，農作物受災３２４７．１萬公頃，絕收２８９．２萬公頃，因災直接經濟損失３０９６．４億元。然而，在巨災風險的壓力越來越大的背景下，我國巨災損失補償模式主要還是限于政府的無償賑災與救濟，這一模式無論從效率和公平性上來說都并非最優的選擇。保險作為應對純粹風險的主要風險管理技術，傳統上在企業和個人應對災害性事件時能發揮分攤風險和組織經濟補償的基本職能。自保險業務恢復以來，中國的保險業，特別是非壽險業務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發展與成績，最近幾年也保持了超過１０％的高速增長。但無論從保險深度還是密度上來說，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還是有著非常明顯的差距，表三的數據是２００９年全球幾個主要國家和中國的保險深度和密度的對比。由于數據上的缺失，我們無法直接獲得中國巨災保險的深度與密度的信息，而非壽險深度和密度是總量上的考量，無法直接與巨災保險的需求與供給劃上等號，但是過低的數據還是能反映出目前中國巨災保險在需求和供給總量上的不足。這些數據充分說明，在巨災—特別是自然巨災頻發的當前，保險在我國巨災風險管理中并未充分發揮其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巨災保險存在需求與供給的雙重約束所導致的。下文對需求約束和供給約束的原因進行分析，并在此雙重約束的背景下提出我國巨災保險制度的選擇。

二、巨災保險需求約束

（一）非壽險需求的一般性影響因素

Ｈｕｓｓｅｌｓ，ＷａｒｄａｎｄＺｕｒｂｒｕｅｇｇ（２００５）①對影響非壽險需求的因素進行分析后得出，非壽險需求實證研究中涉及到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經濟因素、治法律因素和社會因素三大類。其中經濟因素包括經濟發展度、產品價格、市場結構等；政治法律因素包括法律體系、財產所有權保護等；社會因素包括風險厭惡程度、教育程度。這一結論也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認同。而三類影響因素的變化給財產保險需求帶來的影響程度也是不同的。趙桂芹（２００６）②在運用面板數據分析方法實證分析中國內地３１個省（市、自治區）非壽險市場需求的影響因素之后認為，經濟因素對我國非壽險的影響是最顯著的。關于非壽險需求影響因素的一般理論可以對中國目前保險市場的現狀作出解釋，比如國內過低的保險深度和密度，主要是由于經濟因素所造成的。但上述規范性或經驗性證明并不足以為巨災保險需求不足做出解釋。比如在中國發達省份和地區，巨災保險與欠發達地區相比同樣存在有需求不足狀況，經驗因素造成的影響對巨災保險而言似乎并不像一般財產險那么明顯。這主要是由巨災風險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一般而言，非壽險所承保的風險的發生頻率較高，損失較低，而巨災風險則正好相反，發生頻率很低，而損失卻極高；另一方面，一般非壽險經營由于有較多的無相關性標的的存在而使得經營風險較低，而巨災風險則在保險標的的相關性上存有問題，進而造成其風險在可保性上的問題。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的特殊性，使得巨災保險需求約束還有其特殊的原因。

（二）巨災保險需求的消費者行為約束

１．低估和忽視風險

巨災風險具有發生頻率低、損失程度高的特點，按照行為金融理論的分析，當災害沒有發生時，人們面對這種類型的風險所做的決策往往并非理性，不會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即不管風險可能造成的損害和采用應對風險的方法，而認為“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３）①進行試驗后發現，當某類事件發生的頻率足夠低時，人們就會忽略掉它并不做任何應對。Ｋｕｎｒｅｕｔｈｅｒ（２００６）②也指出，人們在親身經歷了地震之后，就會想到去買地震保險，而此時地震再次在此處發生的頻率是降低了的，這并不是理性決策的結果。汶川地震前，包括很多處在地震帶的的企業和個人都沒有想到購買地震保險，而汶川地震后，廣東省卻經歷了一波保險銷售的高潮，因為這些保險對地震風險進行了覆蓋，也是對于這種非理性決策現象的很好的例證。正是由于人們對于風險的這種低估和忽視，造成了人們沒有意愿購買巨災保險。

２．短視行為

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短視行為也是造成巨災保險需求約束的原因之一。從人類人知的特點可以看出，人們對有形的，近期的事務更關心。Ｌａｉｂｓｏｎ（２００１）③為這種現象給出了雙曲貼現因子（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的解釋，他指出正是貼現引子的不同，導致人們在決策時會高估近期的收益而忽視遠期的收益，即便這兩筆收益的貼現時間長短都是相同的。比較典型的例子人們在今天對明天的關心程度和第１００天對第１０１天的關心程度是不一致的。這種現象也造成了人們對成本的夸大和對收益的低估，而巨災保險很顯然并不屬于短期就一定能給人帶來回報的“投資”，因此也造成了人們對其作用的低估，而不會選擇購買。

３．政府救濟

目前，我國大災之后損失恢復基本上依賴國家財政和民間捐助。考慮到巨災發生頻率和損失程度的逐年增高，這種現狀一方面給國家財政造成了極大壓力，另一方面對于巨災保險的需求也有相當強的抑制。由于對政府的救助存有期待，人們在面對巨災風險時，會產生利他主義的“薩瑪利亞人困境”（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ｄｉｌｅｍｍａ），即：向受災地區提供的援助將降低人們購買保險的動機。因為當有很多人都沒有保險保障時，政府肯定會救濟，既然如此，那人們就都不選擇購買保險。

４．正面強化因素的影響

按照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７０）④的觀點，人們在決策時實際也在進行著試錯式的啟發式學習，且收到結果的正面或負面強化，例如對于巨災風險，當人們選擇購買保險應對時，由于射幸性的存在，很有可能購買了多次之后也未能通過保險獲得任何補償，此時則產生了負面強化，每一次購買保險對于人們來說都會獲得負的收益（保費支出），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在這個階段內沒有購買保險的人一直都受到不斷的正面強化的影響。對大多數人而言，由于巨災保險具有發生頻率低的特點，負面強化的效果要顯著的多，這也是造成巨災保險需求不足的重要心理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