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先硯 單位：湖北工程學院

現代社會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被指稱為信息社會概發端于傳播手段的先進性，信息傳播的快捷便利和無遠弗屆性，以及信息本身的爆炸性增長。這些都形成和造就了現代社會結構、社會形態和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變遷，信息更多地代替物質和能源，成為社會進步發展的元動力，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價值系統，數字化生存不再是一種理念，而是一種活生生的生活形態。［１］２８思想是人類最偉大的力量，人類每次對自身境遇的突破，無不以思想的突破為先導，而思想的突破離不開思想的積累、傳承、交流和碰撞。有別于各種快餐文化，學術期刊作為傳統紙質媒介，是記載、傳播、交流和傳承精深思想，思考研究人的生存狀態、終極意義及其技術手段的重要學術研究平臺。培植一流學術期刊，就必須以傳播學為視點，認真研究學術期刊信息傳播主體、過程和特點，尤其是加強對學術期刊的受眾研究，增強學術期刊建設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一、學術期刊受眾的主體：平衡論下的傳受關系

在現代傳播學史上，美國的Ｃ•香農和Ｗ•韋弗把傳播過程分為傳播者、信道、信宿三個環節，并細致研究了不同環節對傳播效果的影響，即香農－韋弗模式。［２］８６這種定義主要突出傳播的物理性質和功用，受眾在這里更多的是被物化的被動信息接受者。受眾是社會總體環境和特定媒介供應方式的產物，信息的供給造就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和價值趨向，形成社會總體的行為特點和思維方式。在學術期刊信息的傳受關系中，傳者和受眾是傳播關系的兩個主體，二者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關系決定了學術期刊信息傳播過程的運行形態和特點，而信道更多在物理和技術意義上研究使用。受眾即各種類型信息的接受者，評判分析并用以解構現實環境的人或者群體，主要包括聽眾、觀眾、讀者等不同群體。對于學術期刊而言，受眾主要是傳統意義上通過紙介質或者網絡定期或者不定期閱讀期刊的特定、不特定的讀者群體。學術期刊信息傳播以受眾為目的和終端，也是傳播效果的評判者和信息傳播的意義之所在。

美國傳播學學者麥考姆提出，在信息的接受上受眾有被引導的需求。這種理論以傳播者為中心，由于忽視了受眾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的能動性和信息的反饋，逐漸被學術界拋棄，受眾中心論應運而生。受眾中心論強調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受眾處于信息傳播的核心位置。在受眾中心論者看來，使用與滿足理論和選擇性理論說明了受者的核心和主體地位。“受眾不僅是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大眾傳媒的衣食父母，而且也是大眾傳播的積極參與者和最終裁定者。只有滿足受眾需求，獲得受眾支持和認可，大眾傳播才能有效，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發展。”［３］《紐約時報》提出的“讀者需要什么，我們就提供什么”就是受眾中心論的代表。由此，信息傳播者的意義在商業社會和利益關系面前被完全消解，信息生產商編碼純粹為迎合大眾庸俗文化低級趣味，受者中心論的實質在于市場中心論、金錢中心論，受眾被看作媒介市場的消費者，媒介為提升發行量造假、煽情甚囂塵上。而作為時代思想或思潮先聲的學術期刊由于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緒，剽竊、模式雷同、千篇一律、弄虛作假、陳詞濫調、剪刀加糨糊、缺乏創新和批判精神、迎合時尚、平庸媚俗等現象泛濫一時。學術的平庸腐敗造成學者本身的平庸和社會對腐敗的高容忍，知識層的平庸媚俗進而造成思想界極度沉悶缺乏活力。學術期刊必須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效益至上的理念，堅持正確的辦刊方向，繁榮學術，促進社會進步。那么學術期刊究竟應該在何種意義和程度上承擔引領社會思潮，促進社會主流思想文化活躍繁榮，開創學術新思想新領域的重任？這些都是當前急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在堅持學術自由、研究無禁區原則的同時，在信息傳播的兩個支柱———信息傳播者和受眾之間取得平衡，這種平衡意味著不偏頗任何一方，一定程度的信息過濾對于學術期刊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

學術期刊的社會目的、思想內容和話語方式決定了受眾的小規模，一般服務于特定受眾群體，大眾媒介的市場化改革方向不適宜學術期刊。從學術期刊的社會目的和思想內容來看，學術期刊代表和引領一個社會精深思想的研究思考，是一個社會思想所能達到的深度水平的表征，每一次人類對自身境遇的突破，無不以思想突破為先聲。牛頓不思考蘋果為什么不朝上而是朝下掉，就不會有天體力學的革命性突破。沒有１６到１７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權利的嚴肅思考和對腐朽封建制度的批判性研究，就沒有憲政體制在西方的確立。思想上的一小步有時意味著人類的一大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學術期刊承擔著嚴肅的社會責任，客觀上要求對信息進行一定程度的過濾，即不迎合時尚，不追求市場化的經濟效益，真正開創和引領新思想、新思潮和新的學術領域，而這種效益從根本和長遠上來講，遠超過時尚刊物的效益。因此對于受眾而言，學術期刊不迎合大眾受眾的一般性娛樂休閑、獵奇需求，而是旗幟鮮明地堅持社會效益至上、公益性、小受眾立場。從話語方式來看，學術期刊學術性的語言有時艱深奇詭，多數受眾無法接受，但這是學術期刊研究性、探索性特征的必然結果。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后，坦言全世界懂得該理論的不超過五個人。正如哲學，受眾不理解其特定話語方式是因為受眾本身沒有達到相應的思想高度，而不是作者或者學術刊物故弄玄虛。法國社會學家勒龐認為，社會主體是由集體無意識，受制于欲望，易受他人傳染影響、盲目沖動的烏合之眾組成。［４］１７所以，一定意義上來說，學術期刊不以迎合一般性娛樂需求為導向，其社會效益至上的特點決定了受眾群體的小規模性、精英性、高水平性、圈層性，不能單純地的以受眾中心論為主導來確定學術期刊的編輯方針，而是應在二者間適度平衡。

二、受眾分層：不同受眾群體對學術期刊編輯傳播的影響

作為傳播學極其重要的概念，受眾具有人數眾多、分布廣泛、隱性匿名、內部差異顯著的特點。分層原為地質學上的概念，是指地質構造的不同層面。最早把分層概念引入社會學研究的是馬克思•韋伯，他按照財富、威望、權力三個標準把社會群體劃分為不同層次。現在一般認為：“所謂社會分層，是指按照不同標準對社會群體進行階級、職業、收入、權力、地位、心理等方面的高低有序的等級層次排列。”［２］２５這種因對資源和利益占有不同而形成的群體、個體等級差異和不平等是人類社會固有的本質特征之一。［５］５從社會分層的角度來看，受眾首先表現為個體受眾，受眾個體是受眾的最基本存在形式。他們對信息的個體化解碼是個性化的具象體驗，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解碼信息，獲得個體化的媒介消費與享受，所以媒介對不同個體的刺激效果是不同的。個體受眾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立場、審美情趣，在對學術期刊的使用程度、認知水平和學術素養等方面表現不同，因而可以根據不同特點分為不同的受眾群體，同一受眾群體對符號信息的解讀具有大致相同的方式和接近的評價標準。所以，從傳播過程來看，受眾是個體的信息接受者；從社會系統的角度來看，受眾是社會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不僅與傳者發生聯系，而且受者與受者的關系也影響傳播效果［３］，如“意見領袖”對群體信息的接受和大眾輿論生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９９４年，丹尼斯•麥奎爾在總結傳統受眾研究模式及其分層的基礎上，把受眾研究分為結構性受眾、行為性受眾和文化性受眾三種研究模型，從而確立了一種新的受眾研究范式。［６］１１我們以這種受眾研究新范式為理論指導，具體分析學術性期刊受眾的角色、地位以及對編輯傳播活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