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耀明 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揚雄吸收先秦文學理論的豐富營養，聯系當時思想文化的實際，進一步提出明道、征圣、宗經的傳統文學觀，同時，融合道家觀點，崇尚自然。他論述文質關系及有關問題，評價作家作品，發表了不少有關文學的意見。揚雄及其文論在兩漢文學批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對東漢桓譚、王充、班固文論的影響是不小的。

首先，揚雄潛心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之言，所言包含文學見解，這常常為東漢人們所推崇。桓譚“博學多通”，“不為章句”，反對迷信，非毀俗儒，“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后漢書•桓譚馮衍列傳》）［1］（P955）。他指出揚雄“才智開通，能入圣道，卓絕于眾，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全后漢文》卷十五《新論•閔友》）［2］（P551），強調“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圣人”（《漢書•揚雄傳》）［3］（P3585）。王充“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后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1］（P1629）。他并稱司馬遷、揚雄，盛譽揚雄、桓譚，認為“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云，河、漢也；其余，涇渭也”（《論衡•案書》）［4］（P1170），“玩揚子云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佚文》）［4］（P864），“揚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也”，“揚子云作《太玄經》，造于眇思，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圣之才者也”（《超奇》）［4］（P606－608）。班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不為章句”（《后漢書•班彪列傳》）［1］（P1330），所受前人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不無揚雄的影響。他對桓譚稱贊揚雄文章的意見富有同感，并指出“諸儒或譏以為雄非圣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漢書•揚雄傳》）［3］（P3585），“其言有補于世”（《漢書•楚元王傳》）［3］（P1972）。這些反映出他們受到揚雄著述精神的啟發，在研究他的著作中繼承他的許多文學觀點。

其次，揚雄尚用的文學主張在東漢文論中發展成更為詳明的理論?；缸T表示自己寫作《新論》，“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興貶邪”（《全后漢文》卷十二《新論•本造》）［2］（P537），要求人們以文章來褒貶人事，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缎抡?bull;琴道》記載：“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譬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后，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即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行人見之?⑩耄?hellip;…’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全后漢文》卷十五）［2］（P552－553）作者談論史事，借雍門周與孟嘗君的對話希望有識之士通過言辭的教育和音樂的感化，對執政者進行諷諫。為了改變“是時帝方信讖”和“天下不時安定”的局面，“有益于政道”，他一再上書，“極言讖之非經”（《后漢書•桓譚馮衍列傳》）［1］（P959－961）。這也體現出他對文學社會作用的重視。王充《論衡》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文學應該有益于世。《自紀》說“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4］（P1202）?！秾ψ鳌氛f圣賢寫作經書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賢圣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4］（P1177－1178）?！抖ㄙt》說“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于彌為崇實之化”［4］（P1117）?！敦摹氛f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愿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4］（P868－869）。作者論述包括詩賦散文等文學作品在內的廣義的文，批評“空為”、“妄作”的人和無益于世的作品，主張文學必須為時事政治服務，褒貶善惡，辨別是非，對社會產生積極的作用?；缸T、王充發揮揚雄的尚用觀點，提倡以文“褒貶”、文“為世用”，在當時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其三，揚雄提出華實相副、事辭相稱等文學觀點在不同程度上為桓譚、王充所繼承與發展?；缸T指出：“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文心雕龍注釋•通變》引《新論》佚文）［5］（P331），又指出“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全后漢文》卷十五《新論•道賦》）［2］（P550）。他不滿當時一些賦頌應酬之文，贊同揚雄批評作品內容空虛、形式靡麗的意見，又與揚雄后來一概否定辭賦創作的態度不同，非常欣賞屈原思想進步、感情熾熱、文采絢爛、結構宏偉的《離騷》，積極肯定劉向、揚雄事理與文采結合較好的辭賦散文。他關于音樂藝術的質樸和雕飾的言論也與這些見解有聯系。《新論•啟寤》說：“夫不剪之屋，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礱之桷；玄酒不如蒼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全后漢文》卷十四）［2］（P544）顯然，作者注意到文學藝術發展的自然趨勢，主張質文并重。王充在《論衡》中具體論述質與文即內容與形式的問題。

《超奇》說：“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有根株于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體。茍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于辭，意驗于言”，“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于肝心”［4］（P609－612）。《自紀》說“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就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4］（P1199－1200）。《書解》說“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兑住吩唬?lsquo;圣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龍麟有文，于蛇為神；鳳羽五色，于鳥為君；虎猛，毛?蟲侖；龜知，背負文”，“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仆人”，“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4］（P1149－1150）。王充指出作品內容是主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他用“根株”與“榮葉”、“實核”與“皮殼”、羽毛與肉體的關系，來論述作家品質與作品風格的關系，同時也說明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先有真情實意蘊釀在心中，然后文辭才能寫在竹簡書帛上，文筆流暢是感情激奮的結果。作家要有優良的品質，作品要有健康的內容，然后加以辭華，才能使作品產生感人的藝術魅力。他引經據古，特別強調真誠的情感在創作中的重要性。在重視思想內容的同時，王充也不忽視藝術形式。他批評取消文采的無識之輩，指出“質”不能離開“文”而獨立存在，“實情”只有通過“文辭施設”，才能充分表達出來。他用“龍麟有文”、“鳳羽五色”、虎“毛?蟲侖”、龜“背負文”等許多生動的比喻說明“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突出藝術形式的重要意義。因此，王充不贊成作品的“華而不實”與“實而不華”，認為內容與形式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文學必須“外內表里，自相副稱”。從桓譚、王充涉及內容與形式關系問題的論述來看，他們比揚雄關于文質關系的見解有所進步、更加具體。其四，揚雄評論作家作品的意見在王充、班固的著作中得到反映和發揮。受揚雄指責漢賦缺點的賦論影響，《論衡》有不少篇章對辭賦提出中肯的批評?！蹲约o》提倡通俗易懂的語言，不滿辭賦的語言風格，指出“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4］（P1196），認為賦頌之類專在藝術形式上追求“深覆典雅”，令人感到“指意難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