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阮航 單位：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

一

比較文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學壇復興至今,已走過30多年的路程。30多年來,比較文學研究隊伍壯大,研究成果頻出,學科建設工作已有了很大的拓展,近年來有關比較文學的專著、譯著、論文、教材,無論數量和質量均上了一個新臺階。在教學領域,比較文學已進入了高等學校課堂,并且發展迅猛。現在全國已有100多所大學招收比較文學碩士,有26所大學招收博士,上百所高等院校開設比較文學課程。從盧康華、孫景堯共同編寫第一部學科概論《比較文學導論》以來,國內學者編寫的比較文學教材不下70部。目前高校使用率較高的比較文學教材有教育部推薦的、由陳??⑺錁耙ⅰ⑿惶煺裰鞅嗟摹侗冉銜難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陳??⒘蹕笥拗鞅嗟摹侗冉銜難Ц怕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劉獻彪、劉介民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教材的編寫內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比較文學歷史理論、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比較文學方法理論。編者在選取編寫內容時既考慮了學生所學學科的理論和基本知識,又注重培養學生的世界視野和自覺的比較意識。教材的編撰者主要為長期從事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有一些是在校博士生。教材的體例編排上雖風格各異,但都力求突出特色,尤其是近年出版的教材為了配合教學,每章后面還有復習思考題,以啟發、引導學生去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思考;有的書有附錄,介紹主要參考書目、相關論文,以方便讀者查找;有的在涉及比較文學學科某一方面的理論章節后,均附有一篇專題研究的論文,為理論學說提供了實例分析的佐證。從使用者的定位上看,編寫的教材有的為研究生專業課教材,有的為漢語言文學或比較文學本科生專業基礎教材,有的為理工大學公共選修課教材(定位為人文素質教育教材)。從出版質量上看,近年各出版社都非常重視比較文學教材的出版,在編輯、出版、印刷等各個環節都精心組織、精心“施工”,出版了一批裝幀精良的教材。

而對教材編寫的研究也日益為廣大同行所重視。近年見諸雜志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劉介民的《教材的認知和編撰———以〈比較文學〉教材編撰為例》〔1〕。文章試圖從學生學習心理的角度,綜合探討比較文學教材的編訂應注意的問題,以喚起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還強調了比較文學教材建設的重要性,舉出了現有教材缺失的例子,并對教學內容編撰的模式及教材的編訂提出了建議。同時劉燕還寫有《比較文學的教學與比較視域的培養———評楊乃喬主編的教材〈比較文學概論〉》一文〔2〕,曾紹義、鄒建軍寫有《以研究體驗為基礎以教學實踐為目標———以〈比較文學教程〉為個案談比較文學教材建設》〔3〕。這兩篇文章分別對兩部教材進行了詳述。曾紹文、鄒建軍一文主要從具體的教材文本分析出發,圍繞胡亞敏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來展開論述,認為教材的編撰應以作者自己的科研體驗為基礎、以高校的教學實踐為目標,對學術概念要有理性的審視并具有前沿性,對文本的分析要有比較的視野并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基礎性、長期性和實用性是比較文學教材建設應當追求的目標。仵從巨、管恩森寫有《現行比較文學本科教材問卷調查的分析與評議》一文〔4〕。文章通過調查得出以下結論:各高校在本科教學中使用的教材盡管各有選擇,但還是相對集中于教育部推薦的少數重點教材上;目前國內雖尚未有廣為覆蓋的主導性教材,但種類甚多,包括普及型、提高型與會通型三大類別,它們可以很好地適應于不同的教學目標和教學對象,較好地滿足了本科教學的需求。劉介民寫有《一部創新型的比較文學教材————評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一文〔5〕。

文章認為此教材以創新性、可讀性、簡練性受到學術界和授課教師的歡迎和肯定,并在短期內被很多高校采用,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和重要價值。作者在肯定這部教材的同時,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或欠缺。范良芹的《普通本科院校比較文學教材問題的調查與反思》一文指出:與繁榮的教材出版表象相對的是教材的接受者對教材內容的尖銳質疑;由于教材編寫者不重視教材接受者的主體地位,因而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學實踐中,比較文學教材普遍存在著教學目的不明確、教材內容抽象、語言艱澀難懂等問題〔6〕。文章還認為,只有在教材編寫中采取務實態度,充分考慮教材接受者的認知能力,才能真正做好教材的分層編寫工作,最終將教材改革落到實處。張能泉在《近三十年我國比較文學教材編寫情況評議》中總結了近三十年來比較文學教材編寫不同階段的特點,指出國內現有的比較文學教材,雖對推動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層次性不明確、相似處過多、重復率過高、學術性太強等問題。并針對這些不足,呼吁有關部門采取相應的對策予以解決,以此推動我國比較文學教材的改革和促進比較文學學科發展〔7〕。上述評論文章雖各有側重,但均認為,一部高質量的比較文學教材既要有利于學科知識的傳授,又要有利于深化教學改革和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因此編寫高質量的教材勢在必行。這些評論文章表明,人們愈來愈意識到比較文學教材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一味贊美或指責某部教材,而是結合教學實踐實事求是地總結教材得失。在文章里他們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有理有據,說服力較強,這無疑對日后教材的編寫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同時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每修訂一次,都吸納了大家的意見和建議,質量有所提高。

二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比較文學教材建設取得一定成績的同時,仍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學術界對教材建設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目前,仍有不少人有編寫教材“不算學問”的偏見。大多數高校在科研量計算方面非常重視發表文章的刊物的級別,而對教材編寫量的計算分值則偏低(其實編寫高質量的教材花費的時間并不少)。因未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部分教師(特別是長期從事比較文學教學的高水平的教師)編寫教材的積極性受到影響。

(2)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第三版)和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比較受歡迎,但由于是“大兵團”作戰(前者多達29人參與編寫,后者22人參與編寫),執筆者水平不一,因此有些章節比較深入,有些則膚淺,用詞欠準,修辭不當。比如,“薛氏故事似乎更徹底地表現了父子沖突的嚴厲性”中的“嚴厲性”(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教程》第258頁),“但是,這種向文化研究擴展與深化的傾向必須是建立在文學研究的基質上完成的”中的“基質”、“這種闡釋框架使文學翻譯研究成為一門合理合法的學問”中的“合理合法”(楊乃喬主編《比較文學概論》(第三版)第64、327頁)等等,就是這類問題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