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訓芳 單位：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1]強調了文化與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關系；2011年初，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布了《湖南省建設教育強省規劃綱要（2010-2020年）》，該綱要突出了“堅持德育為先”這一戰略主題，提出要“創新德育形式，豐富德育內容”。[2]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看待德育形式的創新以及德育內容的更新，我們可以發現，當今大學德育教育中尚欠缺生態道德的內容，滯后于湖南省和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本文立足于貫徹中共十七中全會“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精神，圍繞《湖南省建設教育強省規劃綱要》“創新德育形式，豐富德育內容”的戰略主題，提出在大學德育教育中豐富生態道德教育內容的主張，以期引導大學生樹立生態道德，形成對生態環境的道德責任意識，從而為湖南省生態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生態道德教育應成為大學德育教育的重要內容

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成果帶給人類社會空前的技術進步與經濟繁榮，后發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過程中競相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使“人定勝天”和“征服自然”的觀念深入人心，同時也付出了犧牲生態環境的沉重代價。工業化時代形成的道德觀念，使人類產生了多種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生態損害和環境破壞，催生了生態危機時代。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以后，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終于攜起手來，開始探索生態文明道路，弘揚生態道德，發展生態文化。

伴隨著生態文化的發展，可持續發展觀念日漸深入人心。20世紀六、七十年代，肇始于美國大學校園的聲勢浩大的“草根”環境保護運動在西方國家登上歷史舞臺，環境主義和反消費主義、反戰運動、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共同成長起來了，并匯合成為占當時美國人口一半的年齡在25歲以下的年輕人反主流文化價值和結構的運動。[3]這一運動在1970年4月22日終于演變成為了一場席卷美國中小學和大學的、由一系列的示威、演講會和其他提高公民環境意識的事件構成的“地球日”運動，極大地推動了歐美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理性認識。[3]198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制定的《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第一次向全社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問題。1987年，挪威王國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領導“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向聯合國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這個報告第一次給“可持續發展”下了一個至今仍然被奉為經典的定義：“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4]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了舉世聞名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這次會議上，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主要領導人普遍接受了“可持續發展”這一理念。

這次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第一次把“可持續發展”理念變成了各國、各地區政府的行動計劃。世界各國將《21世紀議程》作為本國的指導原則，制定本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付諸行動。1994年月25日，中國國務院第十六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議程》第2章的“科技界在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中提出“新的科技工作職業道德和規則以可持續發展觀念為倫理學依據”，“加強和建立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道德的各級咨詢組織，發展科技界和社會公眾共同的價值體系，建立與自然相互和諧的新行為規范，為統一的行動奠定基礎”。[5]這一行動方案的提出，實際上意味著我國政府已將生態道德教育提上了道德教育議程。

大學德育教育一直是我國開展國民道德教育的主陣地。長期以來，大學德育教育關注的重點是現實生活中人際關系的處理、集體主義精神的弘揚和人類整體的延續問題。人類整體的生存和延續，既是人類的社會屬性，也是人類的自然屬性。和其他非人類生物所遵循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不同，人類能夠作為一個整體而生存，且任何一個人類個體都負有對人類群體的生存和延續負責的道德義務，而這一點正是人類之所以為能夠成為自然環境主宰者的主要原因。但是，從生態文明的視角來看，僅僅弘揚對整體的生存和延續負責的道德理念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整體的生存和延續還必須建立在一個能夠良性循環的生態環境基礎之上，需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道德關系。當今的大學德育教育，恰恰忽略了人與自然的道德關系，到目前為止，還很少有人將人類對生態環境的道德義務納入大學德育教科書中。其實，人民日報資深記者王淑軍早就關注了這一問題。他提出，早在1998年，國家環保總局（環境保護部的前身）與教育部共同組織過一次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三分之一的被調查者認為“人應征服自然來謀求幸福”，近一半的被調查者對環境變化趨勢表示樂觀，僅僅8.3％的被調查者較多地參與了環保活動。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周谷平和朱紹英也意識到，“幫助學生學會判斷人與自然關系中的是非善惡，正確選擇、調節自己的行為，從而最終通過人的發展來促進社會的持續發展，無疑具有必然性和緊迫性”。[6]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俞國良則更直接地對我國現行學校德育教育提出了批評。他批評道：長期以來我國學校德育內容主要圍繞如何處理人與他人、集體和社會的關系組織的，而相對忽略了如何處理人與自然，包括人與其他生命體的關系的教育內容。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的環境教育就已經起步，但也基本上停留在知識的傳授上，而沒有自覺地把其納入到德育內容中、滲透進學校的各個環節里，更談不上對塑造“理性生態人”最為重要的情感體驗、習慣養成及價值觀的培養。[6]很顯然，體現生態道德教育內容的大學德育教育，更加符合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主題，并將極大地激發中華民族的生態文化創造活力，理應成為大學德育教育的重要內容。本文認為，在大學德育教育中增加生態道德教育內容的時代條件已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