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審美主義與啟蒙主義伴生，但又具有相當的異質性。審美主義是一種藝術觀，也是一種文學思潮，但又與現代教育和文化觀念相滲透，與啟蒙主義共同構成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思潮的淵源。

一、從王國維到周作人：審美主義與人的文學

從文學或藝術的角度來看，審美主義在中國的始作俑者是王國維，而在西方，康德的哲學和美學思想，為其集大成者。1904年，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通過分析《紅樓夢》之精神指出：“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1]他認為，《紅樓夢》作為悲劇超越中國古代一切文學作品之處，一則在于它“與一切喜劇相反”，是“徹頭徹尾之悲劇”[2]；二則作為悲劇，它并非表現“吾人對蛇蝎之人物，與盲目之命運”的抗爭，而是表現了“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即由一種“非常之勢力，足以破壞人生之福祉者，無時而不可墜于吾前；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以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3]。他根據叔本華對悲劇的三種分類（另為“極惡之人交構之者”與“由于盲目的運命者”），將此視為“悲劇中之悲劇”。此種悲劇不是為著誘發人們作出善惡的道德評判和感嘆世事的不平與社會的不公，而是調動人們審美的情感，引發“悲憫”的心理反映。關于“悲憫”，在王國維看來，因“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已故”，在美學上表現為“壯美”，而非“優美”。亦即“審美的同情”。由此產生它在倫理學上的價值———洗滌靈魂，純潔精神。故他認為，“美學上最終之目的，與倫理學上最終之目的合”[4]。亦即康德所謂審美“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由“悲憫”而論及“解脫”的問題，王國維對《紅樓夢》在倫理學上之價值作了深度分析。他說，《紅樓夢》中，若賈寶玉在林黛玉之死后，“或感憤而自殺，或放廢以終其身”，則此書無價值。“何則？欲達解脫之域者，固不可不嘗人生之憂患，然所貴乎憂患者，以其為解脫之手段故，非重憂患自身之價值也。”[5]這也就是說，“人生之憂患”本身即存解脫之道，處其中而明其理，即以為“解脫”故也。道德是人間的一種鎖鏈，解脫即逃離。但逃離并非真解脫，“舉世界之人類，而盡入于解脫之域，則所謂宇宙者，不誠無物也歟？”逃離者或可由此而入于一新世界：“山川之美，日月之華，不有過于今日之世界者乎？”[6]這或許就是康德以“優美”命名的自然之境，但并非真實的世界———真實的世界尚在“憂患”中！所以，王國維說，憂患的人生其實是一種“原罪”（“實由吾人類之祖先一時之誤謬”）。人之欲亦且人之生，人茍無欲亦無人生。“人茍無生，則宇宙間最可寶貴之美術，不亦廢歟？”由此，王國維認為，“美術之價值，對現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絕對的價值也；其材料取諸人生，其理想亦視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趨于其反對之方面。如此之美術，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價值耳。今設有人焉，自無始以來，無生死，無苦樂，無人世之掛礙，而唯有永遠之知識，則吾人所寶為無上之美術，自彼視之，不過蛩鳴蟬噪而已。何則？美術上之理想，固彼之所自有；而其材料，又彼之所未嘗經驗故也。又設有人焉，備嘗人世之苦痛，而已入于解脫之域，則美術之于彼也，亦無價值。何則？美術之價值，存于使人離生活之欲，而入于純粹之知識。彼既無生活之欲矣，而復進之以美術、是猶饋壯夫以藥石，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7]這則揭示了所謂“悲劇之悲劇”的藝術三原則：一是藝術美的價值“對現在之世界人生”應“趨于其反對之方面”，即否定性的審美價值觀；二是不經驗人生的苦痛憂患，不可能產生或難于理解真正的藝術美；三是“備嘗人世之苦痛”而逃離之，于藝術美亦無可造就，藝術美是一種不離生活之欲而又游離于生活之欲的“純粹之知識”。

那么，如以“解脫”為真諦，藝術的最高理想與宗教的最高理想即可分別開來：宗教是求個人或少數之解脫，而藝術之解脫在精神上的超越，即不以“出世”為念。進而王國維認為，叔本華以為解脫之道在“拒絕意志”，一己的意志固可拒絕，群體的意志何從拒絕？世界既是苦痛的，憂患就是永恒的。猶佛祖之言：“若不盡度眾生，誓不成佛。”是“能之而不欲”呢？抑或“欲之而不能”歟？[8]逃離亦且無由，“解脫”即為虛妄。所以，王國維認為，“則釋迦、基督自身之解脫與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數”[9]，這些“無生主義”者的哲學尚且如此，那么，“生生主義”的倫理學上之理想，“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福祉，亦僅歸于倫理學者之夢想而已”[10]。本質上二者的解脫之道終究陷于虛妄。所以《紅樓夢》的解脫之道與悲劇精神，亦即其審美理想，與宗教和倫理學的價值觀和人生理想無涉。從與宗教及倫理學的區別上辨析《紅樓夢》的審美理想和悲劇精神，使王國維第一次突破傳統神性審美和道德審美的觀念拘囿，從現代美學觀念和藝術品質上確立并建構了審美主義文學價值觀的基礎。日后在宗白華、朱光潛等那里所強調和發揮的一系列審美主義藝術理念和實踐觀，本質上都源于這一高瞻遠矚的美學視野。

可以說，通過《〈紅樓夢〉評論》，王國維所發抒的審美主義觀念的主要題旨在于：憂患是人生的現實，悲劇是宇宙的存在形式，憂患的人生與悲劇的宇宙構成“徹頭徹尾之悲劇”，這正是《紅樓夢》的內在精神，也揭示了審美主義的藝術人生觀。因此，不可向藝術中求“詩歌的正義”———理想主義的虛妄的正義，真正的藝術所表現的“永遠的正義”是悲劇的正義，亦即“悲憫”———猶知“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真正的藝術如《紅樓夢》者，“彼以生活為爐，苦痛為炭，而鑄其解脫之鼎。”但其解脫之道不是超自然的、神明的，而是自然的、人類的，審美的和文學的。倫理的解脫在“平和”中達成，文學或審美的解脫在“悲感”中實現[11]。應該說，王國維在其畢生的美學著述中，既有以《〈紅樓夢〉評論》為代表的審美價值論，也有以《文學小言》、《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等為代表的審美實踐論。理論思維上逐漸由邏輯的走向實證的。就其實證性研究而言，除了對于文學歷史的深入認知，康德理論的認識意義和思辨色彩亦更多貫徹其中。如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他對“古雅”的提出與界定，即表現了他企圖融會康德“優美”與“宏壯”的美學概念，提出自己獨立的審美范疇論的愿望，及以此重審中國傳統文學史的用心。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以獨到的思維和縝密的邏輯肯定了《紅樓夢》作為“天才之作”的文學史地位，并以其作為“悲劇之悲劇”的巨大美學價值懸于近現代審美主義文學的前頭，同時，迥異其趣的一切“喜劇的”、道德的文學和藝術，無一例外地交付于傳統和推向了歷史。這種破天荒的批評實踐和思想建樹實則又并非代表了王國維真實的傳統文學觀和藝術實踐觀。《〈紅樓夢〉評論》之后，由于更多地轉向了對于詞和曲的研究，傳統文學中那些具有平和肅靜之美的“古雅”之作成為他更集中的關注對象，由此發抒了他關于文學境界說的著名論述，實則反映出他更執著地于藝術中探討人生解脫之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