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近代化歷程中，中國文學與世界文明的接觸已不可避免。而20世紀，則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頻繁接觸的世紀，與中國對現代化的訴求相適應，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學習與借鑒，也更加自覺和日趨理性。因此，研究中國文學，特別是研究20世紀的中國文學，就必須對中國文學與外來因素的密切關系給予關注。1993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棟霖兩位教授主編的《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2009年9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棟霖教授主編的《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兩部書以文學的現代化、本土化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考察視角與軸線，使之貫穿全書的論述，仔細梳理和研究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外來文化影響下，如何對外來文化吸納、排斥、從而進行變異與自我創造，實現文學現代化和本土化的過程，并以比較文學的特有立場與寬廣視域描述與探討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中外文學關系史面貌，從而實現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拓展與創新，也為中國比較文學這一新興學科的發展提供了實質性的貢獻。如果說《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填補了中國現代文學中外文學關系史系統研究的空白的話，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則又填補了中國當代文學中外文學關系史系統研究的空白，兩部書共同完成了對20世紀中國文學中外文學關系的系統梳理和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由上、下兩卷組成，共計139萬言，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翔實、有獨創性地論述中國當代文學與外來影響關系的文學史著作。除了承繼朱棟霖教授一以貫之的“人的發現”這一文學史主題線索之外，其特色還在于:(1)以比較文學的方法和理論重新詮釋了1949—2000年間的中國文學面貌，顯示了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學史關系研究中，比較文學方法與理論的自覺運用及其所獲得的成效;(2)論著研究中外文學關系時重點關注中國當代作家在外來影響中如何進行主體的自我創造，以及如何建構本土文學的問題，并對中國文學對本土文化和外來影響所進行的“創造性轉化”，做了細致的梳理和理論分析。這對于21世紀的中國文學如何處理中外文學關系，中國文學在全球化與民族化的關系中如何得以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的自覺運用

《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的文學史敘述以文學思潮的變更為各歷史階段的基本框架，同時也將對重要創作情況(作家作品)的分析結合其中。先后介紹和論述了西方現代主義、精神分析學、意識流藝術、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女性主義、敘述學、荒誕派等外國文藝思潮及其作品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也分編分別介紹和論述了勞倫斯、福克納、卡夫卡、昆德拉、布萊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并從國別文學的角度評述了俄蘇文學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日本文學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等的國別文學史關系;還從跨學科領域分編評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文學、儒家文化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等跨學科的文學史關系。這些都顯示了比較文學視角和方法在中國當代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中的自覺運用，從而開掘了對中國當代中外文學關系史進行新的闡釋的可能途徑。影響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論著對荒誕意識的介紹為例，論著首先簡要梳理了荒誕意識在國外作為一種思潮的興起，并描述了荒誕意識作為一種文學表述的創作概況，雖然論述簡潔，但卻能列舉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質，使讀者對荒誕意識產生較強的感性體驗和理性認知。論著在對中西社會荒誕現象及其本質的揭示中，通過對諶容《減去十歲》、張潔《他有什么病》、格非《棗樹下的故事》等小說作品，將荒誕意識在中國新時期文學創作中的表現加以分析，從而確證了中國社會荒誕現象的存在。論著還指出，“荒誕意識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小說中頻繁出現，除了受到西方現代哲學和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之外，還與我國20世紀80年代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密切的關系”［1］176。論著并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論述。又比如論著在論述王蒙的意識流小說時，仔細區別了王蒙意識流小說與《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等意識流小說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從非理性角度認識人、從自然狀態中書寫人的層面”［1］312;“王蒙的意識流小說雖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意識流小說，但他確實揉進了西方意識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時代特色、中國氣派的。他筆下流瀉的是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歷經十年浩劫之后處于轉機之中的中國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識流小說提示著中國當代文學敘事藝術的革新”［1］311。由此可見，論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簡單講述影響的事實，而是把重點放在對中國文學自身特點的考察上，使讀者能夠感知到當代文學創作并不只是一個簡單“拿來”的問題。平行研究也是論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學科的文學文化關系研究中，論著關注了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狀況，這是論著作者視野開闊的又一表現。《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文學”為專編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加以介紹，既是對中國當代文學多元化面貌的如實反映，也是對以往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的補充。文學與宗教的關系，是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就文學和宗教的內在關系來說，兩者都屬意識領域的精神現象，但二者對于意識的言說和表達方式又不盡一致。論著指出中國基督教文學的作者有兩種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歸納出中國基督教文學所包含的兩種基本類型，即基督徒作家創作的純正的基督教文學和非基督徒作家創作的非純正的基督教文學。論著指出:“如果說，前者是以文學語言承載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話，那么后者則是以文學語言認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難能可貴的是，論著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面貌進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書寫形態、傳播途徑等，并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在圣經文學、靈修文學、救贖文學等主題領域的創作進行評述，最后落腳于中國基督教文學的人學內質。論著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梳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建構中具有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