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33年近代中文報刊在中國境內出現始，報刊逐漸發展為近現代文學的主要載體、媒介和文本，近代報刊的出現加速了古典文學的變革。正如研究者所言:“現代文學的發生與存在就是現代傳媒的發生與存在，沒有現代報紙期刊就沒有現代的文學，這在學術界已達成共識。”［1］可見，報刊是晚清文學轉型研究中至關重要的視角。張天星博士的學術專著《報刊與晚清文學現代化的發生》(以下簡稱《發生》)一書，屬于教育部人文社會課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08JJD751072)，已由鳳凰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于2011年7月初版。該書54．8萬字，以近代中文報刊為視角，研究晚清文學在報刊媒介作用下的近現代變革，全書由文學制度、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三編組成，是一部全面研究報刊與晚清文學內外關系的厚重力作。品讀該書，筆者覺得其顯著特色有如下四個方面:

1．體系宏大、內容豐富

中國文學發展至晚清，從傳播媒介上看，與古典文學最顯著的不同是，晚清文學傳播開始有了近代報刊的參入。多年以前，陳平原先生曾說:“進入1990年代以后，國內外學界日益關注晚清以降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的緊密聯系，相關論著陸續涌現，且有成為新一波‘顯學’的潛在優勢。”［2］回顧過去，準確地說，重視近代報刊在中國文學演變中的作用、關注報刊與近代現文學關系的研究興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于今，確如陳先生所言，報刊與近現代文學關系的研究已經成為近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顯學”。不但眾多的近現代文學研究者正安身立命于此，而且仍有大批的博士、碩士研究生正選題于此，研究隊伍不斷擴大，相關研究論著也洋洋大觀，報刊與近代現文學關系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向縱深發展。當前，這門“顯學”已經走過了十余個春秋，無須諱言的是，目前筆者所能見到的報刊與近代文學關系的研究多屬于個案研究，即從一種或數種報刊、一種文體、一個或幾個作家或一種理論介入展開研究。正如《發生》著者總結的那樣“總體說來，現有成果對晚清報刊與文學現代化的研究還是在有限范圍內的涉及、個案分析的方式展開。”［3］因此，研究界需要一部較宏觀、多角度、多層次的報刊與晚清文學關系的研究，一者反映十余年這門“顯學”的研究現狀;二者用研究者的真知灼見深化該項研究;再者，研究之余指明該項研究的發展方向。筆者拜閱《發生》一過，認為該書此三者兼備，是截止目前研究報刊與晚清文學變革最全面的學術著作。

《發生》全書分為三編，上編“文學制度”四章，考察報刊在建立近現代文學制度中的作用;中編“文學創作”五章，探討報刊在推動主要文體創作變革中的具體體現;下編“文學批評”三章，考察報刊在晚清文學批評的近現代轉型中所起的作用。全書緊緊圍繞報刊在推動晚清文學向近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形成的主要特征展開，體系宏大，為截止目前在關于報刊與晚清文學關系的研究中所僅見。《發生》著者在《導言》中總結說:“目前學界尚未出現將報刊與晚清文學演變作整體研究的專著”、“本書的第一個意義期望能對報刊與晚清文學近現代化的關系作較全面的研究。”［3］10而《發生》著者這種宏闊的體系布局反映其試圖填補該學術空白、將報刊與晚清文學關系作較全面研究的努力。

在較宏闊的體系下，《發生》著者對報刊與晚清文學演變關系作了廣泛的考察、研究內容豐富。例如，在考察文學制度時，著者將投稿制度、文學廣告、新聞稿酬、版權制度、派報處、閱報社、讀者來信等用專節予以探討，較全面揭示了近代報刊在建立近現代文學制度中的作用。其中的一些問題如投稿制度、新聞稿酬、派報處、閱報社、讀者來信等都是以往近代文學研究少有涉及者。再如，以往近代報載文體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說和詩歌上，《發生》專章探討的報載文體有寓言、小說、詩歌、散文等，采取人詳我略、人略我詳的研究態度覆蓋了晚清報載的主要文體，梳理了報刊如何推動這些文體的近現代化。復次，近代報刊既是晚清文學批評的主要載體，也是重要的傳播媒介。在晚清文學批評轉型的研究上，目前還缺少報刊媒介的視角。《發生》下編在此方面亦展開了豐富的探討，如考察的對象有專題論文、文學廣告、文藝報道、編者按語、新書(刊)紹介、小說話、劇評、詩話、小說戲曲評點等，闡述了報刊在改造舊的文學批評形式和發展新的文學批評形式中的具體作用。

《發生》是一部關于報刊與晚清文學演變關系的整體研究，而整體研究很易流于大而無當之弊，但《發生》則不然。宏觀體系、開闊視野與微觀闡釋相結合的研究布局一直貫穿全書，做到了如著者所言“微觀研究與宏觀考察相結合，以個案專題為主，其中亦作宏觀勾勒補充。”［3］16例如，晚清報載小說是晚清文學在報刊作用下演變特征最突出的文體，“新聞紙報告欄中，異軍特起者，小說也。”［4］而且，關于晚清報載小說的轉型研究，像陳平原、袁進、方曉紅等學者早已言之綦詳，似乎很難推進，但是作為報刊與晚清文學關系的整體研究，報刊與晚清小說近現代變革當然不宜付之闕如。《發生》著者巧妙地選擇了三個個案來說明報人、報刊與晚清小說變革的關系，這三個個案都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如關于汪康年出版林譯《茶花女》的經過，已有學者研究過，但尚未涉及該刊本在近代文學史上的意義，《發生》著者根據報載等資料細致地鉤沉了汪康年鉛印傳播林譯《茶花女》對林譯《茶花女》傳播及對林紓個人的影響，得出“汪康年鉛印并傳播林譯《茶花女》在相當程度上推進了晚清翻譯文學的進程。汪康年鉛印林譯《茶花女》的案例充分說明非小說家的報人亦是推動晚清小說發展的不可忽視的力量之一”的結論［3］356。《新聞輿論與譴責小說的興起》一節細致地探討了晚清新聞輿論的發展與譴責小說的關系，在常見關于譴責小說興起四種原因之外，提出新聞輿論是譴責小說興起的主要動力之一。《時評與短篇小說的現代化———以1904年至1908年＜時報＞為例》，深入研究了時報館的時評寫作與清末短篇小說發生新變的關系，視點特別。可見，盡管目前關于報刊與晚清小說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但《發生》著者并未退避三舍或綜述前人，三個個案對報刊與晚清小說關系研究皆有所裨益。這種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結合的思路和匠心正是這部體系宏大、內容豐富著作的可圈可點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