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以下簡稱陀氏)的作品在中國的漢譯活動始于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他基本上都受到“青睞”，對其作品的譯介活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前期的主要陣地是報刊雜志，后期出版店社成為陀氏作品翻譯的主力軍;進入30年代，當之前的“熱潮”逐漸歸于平靜后，譯介工作走向了深入和成熟階段，幾部重量級譯作紛紛面世;及至40年代，以耿濟之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邵荃麟譯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和文光書店對《陀思妥夫斯基選集》的編撰為標志，中國現代陀氏譯介工作的坐標體系基本完成。

一、“如火如荼”的上世紀20年代

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陀氏的中譯文是1920年5月26日至29日上海《國民日報》副刊上連載的短篇小說《賊》。在譯文前的《譯者志》中譯者對陀氏其人其書有過一番簡略的概括，不僅指出了陀氏作品的基本特色是“表同情于痛苦無告之人。所著小說都描寫這類人的情形”，而且向國人介紹了陀氏幾本重要作品———“破屋記(MemoirsofaDeadHouse)、虐待和壓制(DowntroddenandOppressed)”和“犯罪與受罰(CrimeandPunishment)”［1］。即《死屋手記》、《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和《罪與罰》。與陀氏其他作品相比，這幾部作品的譯介都有著非常明顯的“為人生的現實主義”的思想與藝術特征，這預示了以后陀氏作品翻譯的方向。

此后，陀氏的另一篇“為人生的現實主義”特征明顯的作品《圣誕樹和婚禮》也隨即被翻譯進來，名為《冷眼》，最初刊登在1920年《東方雜志》第17卷第11號上，后又被良浚、葉勁風、仲持等譯者多次譯介，還曾經選入在上海公民書局版的《俄羅斯短篇杰作》和商務印書館版的《近代俄國小說集(一)》中。不難看出，陀氏同一小說被作譯者多次譯介的傾向已初露端倪。

1921年之后，陀氏作品的中譯文便接踵而至。《學生雜志》第11卷第6期、第11卷第9期，第12卷第1號、第12卷第2號，第12卷第3號和第12卷第7號分別刊登了《乞孩》、《孤女聶麗的故事》、《發弗娜的日記》、《在闊人的寄宿學校里》和《鄉人瑪壘》等作品;《晨報》于1921年6月1日至13日連載了《賊》;1922年，《民鐘》上發表了《罪與罰》的節選;《小說月報》第12卷的《俄國文學研究》專號刊登了陳大悲譯的《賊》，后來此篇選入進商務版的俄國短篇小說集《熊獵》中;此譯作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32年與1935年作為陀氏的代表作品相繼選入到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的《世界文學讀本》和經緯書局的《俄國短篇小說精選》中……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場的序曲。

1926年6月，韋叢蕪翻譯的《窮人》由北京未名社出版，這是陀氏作品的首個中譯本，可稱得上是中國陀氏譯介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魯迅對此有著很高的評價，認為“很彌補了些遺憾”［2］(86)。此書以康斯坦斯•嘎納特的英譯本為主要參照，并參考ModernLibrary的英譯本，后來又由魯迅和韋素園分別根據日譯本和原文加以校訂而成，可謂是嘔心瀝血之作。此譯本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內有著廣泛的影響力，成書后短短4年就再版了3次，到1947年為止，累計再版12次。在20年代后期，由于魯迅等人的支持，未名社對陀氏作品的翻譯工作是極為投入的，后又于1929年4月將陀氏小說《賊》選入在李霽野編譯的短篇小說集《不幸的一群》中。

在未名社的引領下，20年代后期，除了《小說月報》這類熱衷于俄羅斯文學引介的文學期刊之外，更多新興刊物和書局也紛紛加入到陀氏作品譯介的陣營中。上海光華書局1927年4月出版了《主婦》，后來此篇又與陀氏的作品《家人》一起入選到該書局編譯的小說集《給海蘭的童話》中。同年5月，在香港受匡出版部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牧師與魔鬼》中，同名篇摘譯自陀氏飽受其國內學術界非議的作品———《群魔》，而《群魔》的第一個較完整的中譯本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才出現，此中不難有著令我們深思的地方。1928年，《真善美》第2卷第5號和第6號上刊登了《一個誠實的賊》和《九封信里的小說》;1929年，《泰東》第2卷第5期至第6期上連載了《房東太太》。同年5月，上海水沫書店將《一個誠實的賊》收錄進《俄羅斯短篇杰作集》中。6月，由王古魯翻譯的陀氏短篇小說集《一個誠實的賊及其他》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該書據英文本轉譯，包括《一個誠實的賊》等作品6篇，其中選錄的《一個惹人笑的夢》和《鱷魚》為國內首次問世。

隨著陀氏在國內小說界和讀者群中影響力的加深，對于關涉作家生活與經歷的引介材料便適時地成為翻譯學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1927年，《小說月報》首先吹起了號角，于第18卷第4號上刊登了《死刑臺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此篇隨即選入進商務版的《文壇逸話》中。隨后，陀氏的書信也進入了國內學人的文學視野。1928年，《語絲》第4卷第9期、第4卷第17期和第18期分別刊載了《陀斯妥夫斯基致兄米海爾書》和《朵思退夫斯基與屠格涅夫(關于他們間的爭端之信件)》。1928年6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了李偉森譯的《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記及回想錄(上、下)》，值得注意的是下部，其中包括“托爾斯泰與司特拉可夫對于朵思退夫斯基之批評、司氏致托氏信(4封)、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答復———我給司特拉可夫的答復”等內容。此事端的導火索肇始于斯特拉霍夫在1883年給列夫•托爾斯泰的信中，首次提到陀氏曾經誘奸過幼女;此信公開發表后隨即遭到了陀氏夫人的嚴厲駁斥，因此也成為陀氏研究界的一樁公案，該譯作中的相關內容首次向國人提供了這一事件的第一手資料。1929年底，韋叢蕪也將這部著作翻譯出來，名為《回憶陀思妥夫斯基》，并于1930年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同一本作家夫人的撰述在僅僅一年多時間內被兩度翻譯，這在當時的中國并不多見，可說耐人尋味。

二、“深入譯介”的上世紀30年代

這個時期，除了報刊繼續零星地刊登一些作品外，幾部大部頭的著作———如《罪與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等———也被翻譯進來，這意味著陀氏作品的譯介開始邁向深入和成熟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