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敘事學的產生和發展，對電影藝術產生很大影響，無論是電影的拍攝還是電影批評都對敘事學有所借鑒。《朗讀者》是20世紀末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說，小說一發表就引起轟動，其中豐富的敘事技巧更是令人稱贊，導演斯蒂芬•戴德利10年后將小說搬上了大銀幕。影片運用小說的敘事方式，向我們傳達了至少三個層次的故事，一個故事套著另一個故事，使電影就形成了框套式故事層次，這種故事層次傳達了多重主題。敘述者問題是敘事理論的核心問題，德國敘事學家熱奈特把敘述者分為零聚焦、內聚焦和外聚焦三種類型。①這種對敘事者的劃分也是敘事方式的分類。零聚焦是指敘事者以無所不能的眼光講述故事。視點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深入到人物內心，更可以隨意作主觀評價，是一種宏觀的全景式敘述。內聚焦是指敘述者以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敘述故事，是敘述者一個人或幾個人物所感覺到的事情。電影中白格和漢娜的敘述屬于這種類型。外聚焦是指敘述者從故事外部對人物和場景聚焦，僅僅向讀者展示人物的話語和行動，而不進入人物內心，不作主觀評價。導演向人們所呈現的畫面，大多是全景式展示，很少作主觀評價，相當于文學中零聚焦和外聚焦的故事敘事方式。

一、框套式結構的內部層面———漢娜講述的故事

影片中漢娜講述的關于自己的故事采用了內聚焦的敘事模式。鏡頭向觀眾展示了她在二戰集中營做看守的所作所為，即漢娜自己的故事，這是故事的內部層面。按照韋恩布斯對敘述者的劃分，漢娜是“不可信的敘述者”，不可信的敘事者與“隱含作者”②的思想規范背道而馳。顯然影片導演與漢娜的觀念是不同的(這里的導演相當于敘事學中所說的隱含作者)。漢娜在集中營作看守時，讓300個猶太人活活燒死。并且問法官“如果是你該怎么辦”?“如果一個同故事敘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關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敘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講述就會偏離隱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講述。”③漢娜是不可靠的敘述者，她始終認為，她只是按照理性行事，遵守的是第三帝國的法律和社會規范，只是沒有得到別人的理解:“人家不了解我，沒人曉得我本是什么人，干過些什么事。你明白嗎，如果沒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沒人能要求你講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漢娜的罪疚與懺悔是很有限的，她的懺悔只是指向了幸存下來的人，面對死者，她仍未有清醒的懺悔意識。可以說漢娜在認罪與懺悔方面，并沒有讓人滿意的表現。這顯然與導演的觀念不同，但是導演未加干預，只是通過一個一個鏡頭讓觀眾自己去思考。

二、框套式結構的中間層面———白格講述的故事

白格講述的故事屬于故事的中間層，構成了電影絕大部分的畫面。作為與導演有相似觀點的白格———敘述本人，“也具有雙重的敘述角色:既是所經歷事件的‘親歷者’，又是對‘親歷者’事件進行講述的講述者;是講述的主體，又是被講述的客體。”④這里的雙重角色是指:一是指白格講述他和漢娜的愛戀故事，白格是故事中人，屬于故事內同故事;二是指他講述的漢娜的故事(對漢娜自己講述的故事進行補充)，在第二個故事中電影采用了白格作為旁觀者的形式，也就是敘事學中所謂的故事外異故事。通過白格講述的這兩個故事，電影的主題更加豐富起來。影片一開始，已經是中年的白格無法阻擋回憶的巨大洪流，年少時的往事，就像呼嘯而過的有軌電車一樣沖進他的腦海。影片在兩種視角中轉換與推進，少年視角———茫然、懷戀:對女性身體的渴望和共處時的歡愉;成人視角———自責、反思:“我曾經確信，是我的背叛和不忠攆走她”，作為法學院的實習生，他成了漢娜罪責的參與者和共同裁決者，當宣判漢娜終身監禁時，白格淚流滿面。過去與現在交織在一起，這不僅增加了影片的張力，吸引觀眾視線，更使電影形成了“疊加”的畫面與聲音，更好呈現了白格的復雜與矛盾的心理。影片的前半部分講述的是一個少年在成長的路上遇到事情，一個少年與一個中年女子戀愛故事，雖然他們見面是沐浴、身體接觸、朗讀這樣的程式，但是因為愛的名義他們沒有錯，可是到了影片后半部分，白格突然在審判戰犯的法庭上再見自己曾經的戀人，影片的主題就不那么簡單了，暗含著難以言傳的復雜情緒:既有美好回憶的眷戀，但更多是荒唐感:有自己戀人曾是集中營看守的羞恥感;又有不能為其減刑的自責;面對歷史他無法理解，里面充滿了批判精神的自我回顧和自我剖析。影片中白格在庭審期間去看漢娜卻沒勇氣面對漢娜時，白格在雪中獨自離去的背影說明了這一點，也感受到了漢娜與白格兩代人之間的巨大鴻溝。影片快結束時，白格才有勇氣提起自己和漢娜的愛情，一次是完成漢娜的遺愿，把錢和儲錢罐交給受害者的女兒時，受害者的女兒問道他們的關系時，白格并不十分坦然地提到;另一次是影片的最后，白格第一次來到漢娜的墓前，向女兒講述自己年輕時的往事，這一次的提及，白格已經能正視自己和漢娜的愛情了。與漢娜的感情影響了白格一生，因為內心深深愛著漢娜而婚姻不幸福，正如影片開頭與他同居女友問他的話:“有哪個女人和你在一起時間長到能知道你腦子里在想什么”，他身邊的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走不進他的心里，這也影響了他和親人之間的感情:他無法面對年少時和漢娜相戀的城市，甚至連父親的葬禮都未能參加;女兒一直以為自己不好才使父親和自己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但是到最后，我們看到白格雖然不能面對徹底懺悔的漢娜，但是卻仍深深地愛著她。通過白格的視角，觀眾終于明白漢娜在帝國時期作集中營看守、突然離開白格、不肯對筆跡證明自己不是教堂案的主謀，一切的事情只有一個原因:漢娜羞于承認自己是文盲。漢娜對知識、對閱讀有近乎本能的崇拜。在漢娜的一生中，最大的恥辱就是不會閱讀，她寧愿一輩子坐牢，也不愿意別人知道她是一個文盲。在監獄中漢娜學會了閱讀，漢娜認為學會了閱讀就是掌握了理性，有了理性就能明白一切。漢娜對理性和知識的理解更多是外界灌輸的結果，是她所處的社會把她塑造成如此有理性的人，文盲身份的恥辱實質上就是對理性的恐懼，唯有掌握了理性她才覺得安全。當白格去看快要出獄的漢娜時，白格問起對過去事情的看法時，漢娜的第一反應是如何看待年輕時與白格的戀愛，而不是曾經被她直接或間接殺死的猶太人，在她的腦子里死去的那些人，既然已經死了，人死不能復生，還想他有什么用，說得多么輕松。至此，我們看到漢娜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沒有清醒的認識，她的懺悔只是對活著的人，如果沒有幸存者，不知道她還會不會有懺悔。漢娜的死說明理性不能成為她的救贖，漢娜不僅被理性耽誤了今生，也被它奪去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