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日巴傳》全名為《顯示解脫和成佛道路瑜伽自在大士米拉日巴尊者傳》，是藏族歷史上一部杰出的藏傳佛教人物傳記，由噶舉派僧人桑杰堅贊創作于公元15世紀末，全書10余萬字，分為頌辭、贊文、緣起、輪回世間大行之部、寂靜涅??大行之部、后記六部分，文本主體為輪回世間大行之部和寂靜涅??大行之部，敘述了米拉日巴一生的事跡。輪回世間大行之部共3章，敘述米拉日巴未出家前的世間凡俗事跡；寂靜涅??大行之部共9章，敘述米拉日巴出家后修道正果的事跡，為全書的重中之重。此書至目前有3種漢譯版本，分別為王沂暖、張澄基、劉立千3人所譯，本文使用劉立千翻譯的版本作為研究文本。

目前，學術界對《米拉日巴傳》的研究成果可謂十分豐富，研究角度呈現多樣化態勢，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語言學角度。周煒在《藏語話語研究———關于〈米拉日巴傳〉兩種銜接手段的分析》中，從語篇語言學角度對《米拉日巴傳》的語法銜接手段和詞匯銜接手段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兩種銜接手段都與藏族的語言習俗與藏傳佛教某些特殊的觀念有關［1］。第二，宗教學角度。鄭生忠、江秀樂在其論文《論藏傳佛教民間化的歷史性轉向及其意義———基于〈米拉日巴傳〉的宗教學分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理論和方法，論述了米拉日巴生活的時期，藏傳佛教民間化的主要特征、歷史意義［2］。第三，文學角度。廖光耀在《一個獨具特色的文學形象———論〈米拉日巴傳〉中的米拉日巴及其形象塑造》中，以文學的手法分析了米拉日巴形象塑造的成功，在于選取了具有積極意義的故事情節［3］。第四，歷史文化學角度。張雪梅、秦偉在《〈米拉日巴傳〉中的經濟社會與宗教社會》中，分析了米拉日巴所處社會的經濟和宗教狀況［4］。第五，文獻學角度。葛宏、塔娜在其論文《論少數民族文獻的價值及資源共享—以藏族文學作品<米拉日巴傳>為例》中，探討了《米拉日巴傳》的文學價值、語言史價值、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價值［5］。第六，歷史學角度。攘卓在《〈米拉日巴傳〉的作者———乳畢堅金》中考證了《米拉日巴傳》的寫作背景及《米拉日巴傳》對米拉日巴本人聲譽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為本文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6］。

《米拉日巴傳》以優美翔實的文字展現了米拉日巴這位偉大的佛教修行者從一名凡夫俗子走向解脫成佛的人生經歷、心路歷程，全書以倒敘形式開始，以米拉日巴的弟子熱穹巴的一個夢為引子，引發出他對米拉日巴一生經歷的追問。此書在敘事方式上有諸多耐人尋味之處，表層文字下面蘊涵著微妙的意旨。本文不同于前人學者的研究角度，將采用敘事學的闡釋方法，從敘事結構、敘事方式、敘事視角、敘事策略四個方面來窺探此書隱藏在文字下面更為豐富的宗教世界。

一、敘事結構：基于佛教傳入西藏的宏大背景下的微觀敘事

根據《米拉日巴傳》所述，米拉日巴出生于富庶之家，幼年生活富足，七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家產被叔父和姑姑謀奪，生活狀況驟然改變，受盡苦難。于是，受母命學習巫術，向親戚和鄉人復仇。復仇成功后因受到良心譴責，誓要學習即身成佛的圣法，于是師從瑪爾巴上師學習佛法，其間倍受考驗與煎熬，終學得密法，在深山中閉關苦修多年，取得即身成就，廣收弟子，弘傳法門，成為噶舉派第二代祖師。

縱觀米拉日巴的經歷，與佛教傳入西藏的過程相比較，有其相似之處。佛教傳入西藏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前弘期。從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時期佛教開始傳入西藏，此前西藏信奉本土原始宗教—苯教。藏王赤松德贊使佛教推行到民間，在藏地普及。二是朗達瑪滅佛。自公元838年，朗達瑪繼贊普之位，開始了嚴酷的滅佛運動，佛教在藏地遭受了致命的打擊。約百年間，佛教處于衰微狀態，這段時期的西藏社會也政局不穩、戰亂不斷。三是后弘期。直至10世紀后期，隨著西藏地區的穩定，佛教漸漸復興起來，并成為西藏占據主要地位的宗教信仰，再未發生過動搖［7］。由此，我們將米拉日巴的人生經歷比對佛教傳入藏地的過程，將其人生也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幼年時的幸福生活（前弘期佛教順利傳入西藏）；第二階段，父親去世后的凄慘生活，成年后學習巫術復仇，被鄉人憎惡、驅趕（朗達瑪滅佛）；第三階段，修成密法，弘法利生、受人崇拜，成為一代宗師（藏傳佛教在后弘期的興盛發展）。米拉日巴的人生如同佛教的傳播，經歷了相當曲折的過程，其間有順境也有逆境，但最終會得到認同、崇拜、弘揚、傳承。運用這種比較的方法有助于深化我們對這部作品宗教思想的解讀，將米拉日巴的人生經歷作為佛教傳入西藏過程的一個縮影，在這種比較中發現，個人在成佛路上所遇到的各種考驗與佛教在向外弘揚、傳播時所遇到的各種磨難具有相似之處，宗教無論是從個人實修角度還是從整體傳播角度看，其過程都充滿了艱辛與曲折，由此，便會理解讀者通過閱讀這部作品對米拉日巴乃至整個佛教所產生的敬佩與崇拜之情。

相比于歷史典籍中的宏大敘事，《米拉日巴傳》屬于微觀敘事，敘述了米拉日巴的個人經歷，但這經歷是依托于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即藏傳佛教的后弘時期。關于米拉日巴的生卒年，有幾種不同說法。據劉立千先生考證，《青史》所載比較可靠，即生于1040年（庚辰年，即宋仁宗康定元年），卒于1123年（癸卯年，即宋徽宗宣和五年）。①當時的西藏社會剛剛穩定，藏傳佛教進入后弘期，處于宗派興起、廣為弘傳的時期，因此，當米拉日巴為自己的殺業感到后悔、惶恐時，就會想到學習佛法來彌補犯下的過錯，才會擁有修行佛法的人生經歷，試想如果此事發生在一個沒有佛教或其他宗教的地區，即使想要以懺悔修行對治過往之罪業，恐怕也只能是空想和奢求，又何以會產生這樣一位偉大的宗教修行者。

同樣，如果沒有宏大的社會舞臺和歷史因素，也不會有《米拉日巴傳》這部偉大的著作。當時的西藏，雖然已經進入穩定發展期，但當年強大的吐蕃王朝早已分崩離析，過往的輝煌顯赫已然成為歷史回憶，當時的佛教，如同政局般不再統一，而是宗派林立，教派間互相爭權奪利，為了一已之利，不惜大動干戈。米拉日巴傳的作者桑杰堅贊不滿當時教派間的諸多紛爭，這些紛爭看似是為了維護佛法，實則是為了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的斗爭。于是，桑杰堅贊對這部傳記賦予了自己的寫作目的，這在《傳記日月精要》的一段話中可以明白地看出，“那些情意積福，又沒有功夫按照佛法規矩修持的國王、大臣、自詡為大人的官吏及普通百姓以及愿意修法，也有功夫正在修法，但遇到深奧關鍵就不會修，只被言詞弄昏，使引導今生成佛的如意寶成為業力之下的自詡格西等人，只要看看尊者協巴多吉傳，則會醒悟；那些貪戀于妙欲和今生的人，就會成為苦行者;那些好散逸懈怠者，就會變成一心修行者，那些懷疑今生成佛，認為此生不是潛修之時者，則會變成純法的同法喻者，而相信具有真諦的圣法。”［8］桑杰堅贊希望此書能使人們以米拉日巴尊者為榜樣，心向佛法，放棄世間物欲權力的爭奪，最終走上解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