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種敘述模式的運用

女性主義敘事學借鑒了敘事學的“話語”概念，話語層面的各種技巧包括敘述視角、敘述距離、人物話語表達方式等。敘事學的“話語”層面有一個重要概念“聲音”，它是指各種類型的敘述者講述故事的聲音，而美國學者蘇珊•蘭瑟將敘述聲音模式分為“作者型”、“個人型”和“集體型”。所謂“作者型”敘述聲音其實就是傳統的全知敘述，這種聲音具有較多的權威性。所謂“個人型”敘述聲音就是“自身故事的”第一人稱敘述，即講故事的“我”和故事的主角“我”為同一人。只有“集體型”敘述聲音在經典敘事詩學中被忽略。[2](P290)在《女勇士》中，湯亭亭使用了這三種敘事模式，并且各種敘事模式既取長補短又各自獨立，最終幫助華裔女性建立起了“話語權威”。

1.1作者型敘述聲音

作者型敘述聲音“表示一種‘異故事的’(heterodigetic)、集體的并具有潛在自我指稱意義的敘事狀態”。[3](P17)而熱奈特提出的“異故事”這個詞是指“敘述者從他所敘述的故事中消失”。[4](P244-245)蘇珊•S•蘭瑟認為“比起那種賦予小說任務的、甚至是正在敘述的小說人物的權威來，這種作者型敘述者的權威更為優越”。[3](P18)在作者型敘述聲音中，敘述者并非虛構世界的參與者，他與虛構人物分屬不同的本體存在層面，但其敘述聲音又顯得更加可信。湯亭亭始終沒有放棄從“異故事”的“我”中直接得來的作者權威而在《女勇士》中也運用了這種敘事模式，在“無名女子”、“西宮門外”和“鄉村醫生”中，可以發現作者型聲音的影子，而這樣一位無所不知的現實而客觀的講述者正是一名華裔女性，她不僅為自己實現了“話語權威”，也為華裔女性作家群體實現了“話語權威”。

1.2個人型敘述聲音

個人型敘述聲音表示那些有意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敘述者。這個術語僅僅指熱奈特所謂的“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敘述，其中講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該主角以往的自我。[3](P20)個人型敘述聲音里的虛構在形式上與自傳很難加以區分，從而使得其敘述聲音的權威更加名正言順。湯亭亭在“白虎山學道”中以“我”的語氣講述了美國兒童對中國巾幗英雄花木蘭傳說松散斷續的奇想，這樣很容易從形式上讓人誤以為是自傳，也接受了個人型敘述聲音的權威。

1.3集體型敘述聲音

集體型敘述聲音指這樣一種敘述行為，在其敘述過程中某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群體被賦予敘事權威：這種權威通過多方位、交互賦權的敘述聲音，也通過某個或某群體明顯授權的個人的聲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集體型聲音有三種模式：某敘述者代表群體發言的“單言”（singular）形式，復數主語“我們”敘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體中的個人輪流發言的“輪言”（se-quential）形式。[3](P23)邊緣群體和被壓制的群體常常廣泛運用這種集體型敘述聲音，從而實現整個群體的“話語權威”。在“羌笛野曲”中，美國的華裔女性從童年開始受父權的訓誡,努力做到“少說話,多聽話”。“我”一直力圖沖破這種困境。湯亭亭引用了蔡琰的故事：“在匈奴人堆里生活了12年以后,蔡琰被贖了回來,……她把歌從蠻人那里帶了回來,其中三篇之一是《胡笳十八拍》,流傳至今,中國人用自己的樂器伴奏,仍然演唱這首歌曲,歌詞翻譯得也不錯。”[5](P192)

沉默失聲多年之后,蔡琰終于在“羌笛野曲”的伴奏下唱出了屬于自己的歌，小說就在女主人公講的故事中結束了。巴赫金這樣詮釋：“自我”必須隱匿在“他人”和“眾人”里,透過別人的思想與語言,才能看清自己并找到自我的定位。[6](P167)湯亭亭正是通過蔡琰披露了“自我”，運用集體型的敘述，她為處于邊緣的廣大的美國華裔女性群體實現了“話語權威”，這正如露絲•伊里蓋蕾（LuceIrigaray）所言：“有了聲音便有路可走”。[7](P209)

2.《女勇士》中的敘述視角與性別政治

根據沃霍爾的敘述視角理論，透過人物的視角來觀察文本內的世界，應將傳統的人物形象進行解構，“她認為若從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立場出發，不是將人物視為真人，而是視為‘文本功能’”。[8](P8)這既能體現事情的表面，也能揭示其內在含義，同時也可以影射出個體在社會領域中的身份特征。女性視角就是以女性的眼光來觀察文本中的事件，以女性的視角來感受其在當時語境下的特殊地位，以及女性是如何受到其他個體特別是男性的觀察，也就是從女性自身出發，對其生存狀況進行真實的體味。在《女勇士》中，主要人物無名姑姑、花木蘭、母親、蔡琰、女兒都是女性，她們的生活、回憶和故事都是女兒從女性的角度所看到的，從而達到了顛覆歷史的男性話語特征，強化女性話語的目的。“我”聽到“養女等于白填，寧養呆鵝不養女仔”、“女娃好比飯里蛆”時，便大哭不已；“我”知道學好功課只能給未來的公婆增添光彩，便暗自決定“再也不拿A了”；不想順從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我”便“堅決不做飯”；“我”痛恨母親對于家族歷史諱莫如深的態度；當“我”被母親強迫去送錯藥的藥店索要糖果以除晦氣的時，便感到荒唐之極；“我”對于姨媽古怪荒誕的行為舉止極其不理解……。“我”已經強烈地意識到女性生存的現實狀況，所以竭盡全力擺脫這種受歧視、受壓迫的命運。“我”幻想自己是勇敢的花木蘭，像大英雄岳飛那樣把國恨家仇刺在背上，像巾幗英雄穆桂英那樣統率千軍萬馬。在實際生活中，“我”反對歧視女性，發奮讀完大學并作了一名自食其力的職業婦女，這便是對女性的獨立人格及價值的充分肯定，體現了強烈的女性意識。所以作為敘述“視角”，“我”的眼光與故事外讀者的凝視往往合二為一，讀者便通過“我”的眼光來觀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