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本文從中日兩國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應對措施與效應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期為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實現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比較
    人民幣升值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嚴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是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從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原因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貨幣升值的背景比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
    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由于美元匯率高估，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嚴重。同時，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長，日本積累起的巨額經濟財富使其成了世界級的銀行家，而同時美國也失去了世界放貸者的地位，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債務國，這就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摩擦。
    于是面臨著經濟蕭條，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重壓力，美國國內要求日元升值的呼聲日益增高。于是美國希望以美元貶值形成弱勢美元來加強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增加出口，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現狀，挽救日益蕭條的美國經濟。
    （2）日元升值的國內環境
    事實上，美國利益集團要求日元升值并不是空穴來風的，當時日元已經具備一定的升值基礎。第一，二戰結束以后，日本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地位從第7位躍升到第2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成功的實現了日元國際化。日本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展、對外貿易的大量順差、日元資產需求的不斷上升，都在客觀上形成了日元升值內在壓力。第二，日元升值是金融市場開放必然結果。隨著日本金融市場由封閉走向開放，日元資產的魅力展現出來，需求的增加必然帶來日元的升值。第三，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過擴大內需這一變革應付升值帶來的對外貿易損失。[1]
    由此來看，廣場協議的出現有外來的壓力的作用，同時也是日本自身的內在要求。于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即G5集團）財長以及中央銀行行長，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一攬子協議，史稱“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廣場協議自開始實施，日元匯率開始一路上揚，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985年的250一路上升到1987年的123.5，兩年的時間下降了近50%。
    2．人民幣升值背景
    （1）人民幣升值的國際環境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背后還隱藏著其他原因。首先，中美匯率之爭的根源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轉嫁經濟危機，緩解其經濟面臨的各種問題。另外，日本就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同時也想借助人民幣升值來恢復本國經濟。除美日以外， 加入WTO以后，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與美、日、歐盟等經濟體的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這些經濟體基于本國內經濟和政治需要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也對我國施加各種壓力。
    （2）人民幣升值的國內環境
    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長期外匯儲備過量以及大量順差所造成的。從1994年至今，我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并在2001年到2008年期間呈高速增長狀態，同時，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也進一步助長了人民幣升值。另外，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政府招商引資政策的出臺，我國的投資環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來華投資，導致人民幣需求增加，這些都對人民幣升值形成了巨大壓力。
    于是，我國政府在2005年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有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形成了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這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國匯率制度的變化對于我國出口貿易產生了多種多樣的影響。
    有上述比較可以看出，中日貨幣升值的國際因素有幾分相似：兩國貨幣升值的國際因素主要原因都是美國巨大的貿易赤字和經濟危機引起的。可見，兩國貨幣升值的幕后主導者都是美國，從國內環境上看，外貿順差大也是中日貨幣升值的共同的內在因素。影響兩國貨幣升值的國內環境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日本金融市場開放對日元升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我國匯率制度的轉變及投資環境的改善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應對貨幣升值的對策和措施比較
    1．日本政府應對日元升值的對策
    （1）加速日元國際化
    日元國際化路徑具有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特點。1964年，日本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八國條款國后，日本開始在對外貿易和外匯中使用日元。1980年12月，日本修訂了《外匯法》，實現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可兌換。1984年，日本和美國共同組建了“日元—美元委員會”，發表了《日元—美元委員會報告書》，日本大藏省也發表了《關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的公告，成為了日元國際化真正開始的標志。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擴大對外提供日元貸款、積極促進日元在國際貿易中作為結算和支付貨幣、吸收歐洲日元貸款和放寬發行歐洲日元債券條件等。[2]
    （2）大力發展對外投資
    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開始急劇增加。1984年，日元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100億美元，在1986到1988年3年的時間里，日本對外投資總額已經累計超過1000億美元，超過了戰后1951—1985年35年累計對外投資總額的837億美元，并在1989年首次成為對外投資的第一大國。從投資結構上看，日本在產業和結構上呈現了制造業、金融業、商業，“三業并舉”的多方位、多層面投資的整體格局。從投資地區上看，日本對外投資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主要是為了繞開NAFTA和EU的貿易壁壘。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主要集中在東亞等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