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著名詩人中，像陶淵明這樣長期生活在底層、親自從事勞動生產的詩人的確不多。因此，“勞動”便成為當代陶淵明研究中的一個亮點，并被予以高度評價。

游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寫道：“由于詩人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并由衷地喜愛它，勞動，第一次在文人創造中得到充分的歌頌。他的一些田園詩還表現了只有一個勞動者才可能體會的思想感情不僅表現了與剝削階級寄生觀點鮮明對立的依靠勞動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現了不辭辛苦、堅持躬耕的頑強態度。這些都超出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識，使他的田園詩閃爍著進步的思想光輝。”（1）逯欽立先生在其《讀陶管見》一文中，也極力強調陶淵明“長期的農耕勞動和斗爭生活”的意義，認為這“使陶淵明逐步揚棄了封建教養，感染了農民的思想品質，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階級局限。他從堅持躬耕自姿思想到要求人人勞動天下平等的思想，創作思想不斷發展和提高”。為了突出“勞動”的意義，文章還有意把“退隱”與“躬耕”作出區別，認為“退隱”只是“躬耕”的前提條件，“躬耕”才是陶淵明的最高價值與意義。因此，文章認真地告誡讀者，不要過分地推崇那些歌頌隱居的詩篇，只有參加勞動一類的作品“才是陶淵明的代表作，代表著他的特殊成就和最高成就。只有把握了這一點才能了解陶淵明及其寫作的進步意義”。如果不這樣看，那就將犯下“主觀上推崇詩人，客觀上貶抑了詩人的錯誤。”（2）廖仲安先生甚至還將陶淵明的勞動實踐與儒家“固貧守節”的思想對立起來：“因為貧困生活的逼迫，他開始覺得孔子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話非常不切實際于是不得不學起老農來了。”（3）

把陶淵明的勞動實踐推至登峰造極地步的，還應屬李長之先生。他認為前期的陶淵明是一個“中小地主”，自己有房產，有童仆，屬于剝削階級。因此，“他在詩文中表現的封建地主的意識形態也就十分顯著”，前期的許多詩篇中“都有儼然在人民頭上而服服帖帖死心塌地維護封建統治者的意味在。”四十二歲以后，由于陶淵明越來越多地參加實際勞動，思想感情與勞動人民不斷靠近，與農民的距離不斷縮短，晚年愈是接近于一個農民的生活。“在中國的所有詩人中，像他這樣體會勞動，在勞動中實踐的人，還不容易找出第二人。因此，他終于是杰出的，偉大的了。”（4）為了突出“勞動”的偉大價值，李長之先生還把人們送給陶淵明的“閑適”、“淡遠”、“孤潔”、“田園詩人”、“平民詩人”之類的頭銜，統統看做是對陶淵明的“污蔑”（5）。

上述“勞動成就偉大詩人論”，在我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理論中并不奇怪，當年甚至還曾有過從工人、農民中大力選拔作家、詩人的政策。新時期以來，龔斌與袁行霈關于陶淵明的專著中都不再糾纏于以往的“勞動說”，可謂開明之舉。現在看來，“勞動創造文學”亦不妨當做眾說紛紜中的一說。但是，無論從人類學還是社會學的意義上講，“勞動”是一個事關重大而又異常復雜的問題，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活動，它與社會、自然、與人的精神生態的關系至為密切，至今存在諸多誤區。陶淵明在“退隱”與“躬耕”、“勞作”與“閑逸”方面的踐行與文學表現，或許會給我們某些啟示。

“勞動光榮”，“勞工神圣”，“勞動創造了人”，“勞動創造世界”，“不勞者不得食”，這些提法固然不錯，但也都是一定語境中的命題。換一種語境，勞動也可以是屈辱；勞工也可以很卑微；勞動可以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也可以創造一個丑惡的世界；不從事勞動（只是別把一切都說成勞動）而單純從事思考與寫作的人也應當有飯吃；勞動創造了人也可以最終毀掉人。尤其在現代社會，“勞動”問題顯得更為復雜，乃至接近于怪秘詭異。

馬克斯•韋伯認為，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工業時代的“勞動”與農業時代的勞動有著本質的不同。農業時代的勞動對于勞動者來說是繁重的、苦累的，然而在勞動時間上則是松散的、靈活的、季節性的，在組織形式上是個體的、家庭型的，在種類上是多樣的——你織布來我耕田、你挑水來我灌園。總之，是富于感性的、效益低下卻相對自由的。而工業時代的勞動，由于機器的廣泛使用且性能的不斷提高，勞動者的體力支出大大減輕，但人被固定在機器上，個人被納入龐大的勞動組織中，專業化程度高，勞動的時間被嚴格規定，精神處于高度緊張之中。韋伯將工業時代的這種勞動稱作“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并把這種勞動方式看做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與“中心問題”。（6）

馬克思強調工業時代的勞動是一種由資本、資料、機器、設備、交通運輸與勞動力“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體就是建立在這種性質的勞動之上的。（7）在對于這種勞動實質的看法上，韋伯與馬克思大體一致，都認為那是一種“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只不過韋伯關注的是精神文化，馬克思更關注的是政治經濟領域的問題。

馬克思指出，在這個勞動組合方式中，資本家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工人“只有自己的手和頭”，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一無所有，而且還必須把自己的勞動力交由資本家支配。資本家為了高額利潤將勞動者買進，勞動者為了謀生將自己賣出，勞動的剩余價值全被資本家拿去，成為他們繼續增長的資本，工人們則成為徹底的無產階級。在這樣的社會里，勞動產品反而成了統治和奴役勞動者的異己力量；勞動失去人類本性中的自由，成為被逼迫、被強制的活動，勞動者不再能夠從勞動中體會到幸福和愉悅。資本家最喜歡誠實、守紀律的勞動者，誠實、規矩的勞動者對勞動卻充滿憤怒與怨恨。這就是馬克思命名的“勞動的異化”。馬克思時常提起，在這個異化的勞動世界里，資本家比農奴主還要陰險狡猾，工人的處境比起當年的農奴還要悲慘！因此，馬克思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8）接下來便是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共產主義運動，遺憾的是，結果并沒有落實馬克思的設計。“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城市里的高樓大廈并不屬于它們的建造者，為城市建設付出最多勞動的“農民工”卻是地位最低下的人。勤勞很難致富，諸多富貴者不須勤勞；面對億萬“農民工”的遭遇，官員們、專家們任何關于“勞動光榮”、“勞工神圣”、“勤勞致富”的標榜，都顯得過于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