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扶貧模式路徑分析——以貴州省鴨塘村為例

　　摘要：產業扶貧因其自身獨有的創新性和可持續性特征在眾多精準扶貧措施中具有突出的優勢性地位，一個優秀的產業扶貧模式能夠切實地幫助地方精準扶貧工作的發展。文章通過對貴州省鴨塘村現已運行的產業扶貧模式的路徑研究通過該模式的運行機理及運行成效分析對該模式進行評價，旨在找出模式尚存缺陷以完善模式助力當地經濟的發展，同時為其他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一種模式的介紹和思考。

　　本文源自《創新時代》(月刊)是中央級綜合經濟類刊物。定位于“創新改變世界，創新引領經濟”，深刻解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知識產權、產業創新、教育創新、文化創新、品牌創新”等多領域變革歷程。

　　關鍵詞：產業扶貧模式;阿瑪提亞·森理論;優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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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脫貧攻堅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戰役之一，為了更加切實體會和見證我國在脫貧攻堅上做出的努力和面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建議，我們選擇以貴州省的周市村和鴨塘村為實例對產業扶貧的運行機制和實際可行性及改進方向進行研究。當地政府考慮其所在區域的發展優勢及地理環境優勢，結合已有的經濟發展特點，選擇通過產業扶貧，引導當地經濟向“造血式”扶貧的方向前進。

　　國內外已有許多學者對產業扶貧模式進行探索，黃文宇在《產業扶貧項目主體行為及其運行機制的優化——基于“P”縣萬畝有機茶園項目的考察》和莫光輝的《精準扶貧視域下的產業扶貧實踐與路徑優化》指出了產業扶貧模式可能遇到的困境及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從政府，企業，農戶三方面提出了產業扶貧模式存在的漏洞。

　　方福前和呂文慧的《中國城鎮居民福利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阿馬蒂亞·森的能力方法和結構方程模型》通過結構方程模型和阿瑪提亞·森理論研究產業精準扶貧的優化路徑。

　　其他不同地區的產業扶貧經驗同樣是我們學習的一大支持，張亞明,嚴玲玉,石笑賢的《河北省貧困地區“互聯網+農業”精準扶貧研究》和羅俊松的《農業現代化視角下發達國家農業扶貧政策啟示》，但地區之間產業優勢和經濟實力有所不同，產業扶貧模式的運作和結果也就各不相同，我們搜集了貴州當地的相關情況，從《產業準扶貧的差異化路徑與影響因素研究——基于貴州省S市三個村莊的實地調研》劉長雅 黃旭麗等學者的文獻中逐漸摸索出貴州省產業精準扶貧的實際態勢。

　　二、產業扶貧模式的運行機理分析

　　貴州省鴨塘村的產業扶貧模式是“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的三方聯動共同運作的過程，這種產品扶貧模式是貴州省進行產業革命、振興農村經濟的“點睛之筆”，為全國發展現代農業、助力脫貧攻堅注入了強勁動能，增添了生機與活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重視培育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注重解決小農戶生產經營面臨的困難,把他們引入現代農業發展大格局。”貴州省在創新生產組織方式上，堅持強龍頭、創品牌、帶農戶思路,通過“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把大市場與小農戶緊密聯系起來。

　　在這種模式之中，合約是貴州省鴨塘村產業扶貧模式中最重要的形式連接點，“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模式中合約把三方關系緊緊聯結起來。貴州省存在茅臺這樣的對高粱具有高需求的優質龍頭企業，公司釋放的需求信號在精準扶貧的號召下由政府部門牽頭對接龍頭企業和村合作社，村合作社與企業簽訂合同，企業收購貧困戶種植的高粱。 合約一頭連著國內外大市場，一頭連著農村千家萬戶及其產業基地，把企業、合作社和農民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克服了過去一家一戶抵御市場風險能力脆弱、產品影響力不大等弊端，為農業新技術、新品種的推廣普及提供了廣闊平臺和有力支撐，提升了貴州農業市場化、標準化和現代化水平，推動了貴州農業高質量發展。

　　村合作社與貧困戶對接，為其提供先進的種植方法、技術和部分生產工具，以支持貧困戶持續種植高粱，保證產量產質;同時，村合作社宣傳引導村民種植高粱，調動村民積極主動性，在自由選擇調動的范圍內，鼓勵村民主動種植高粱。

　　同時，這種模式也把農戶的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聯結起來，實現產銷一體化、規模化、專業化和集約化。用市場化推動鄉村振興。

　　合約一年一簽的簽約方式促使該模式在當下能夠穩定推行，龍頭企業能根據高粱質量決定收購價格，價格浮動促進貧困戶種植的積極性。

　　龍頭引領、合作社帶動、農戶抱團,已成為推動傳統農業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重要推手。“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既是發展農業的一種模式,更是助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和發展現代農業的一條現實路徑,有利于促進土地流轉、更大規模調整產業結構,是小農經濟邁向市場化現代農業的橋梁和紐帶。

　　三、基于阿瑪提亞·森理論的產業扶貧運行成效分析

　　(一)理論模型

　　1.阿瑪提亞·森理論及分析因素

　　阿馬蒂亞·森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尤其在亞里士多德、斯密、馬克思和羅爾斯等人的思想基礎上，明確提出用功能、 能力與自由等概念來考察人們的福利進而考察不平等狀況，這就是能力方法理論。在可行能力方法下立足全球視域，關注個體的可行能力，以求改變世界的顯著不公。通過政治建設和社會活動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尋求實現平等和公平的具體措施與方法。該能力理論被聯合國采用，作為編制“人類發展指數(HDI)”和發布每年的《人類發展報告》的主要理論參照。

　　阿馬蒂亞·森能力方法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和能力。所謂功能是指一個人能完成某事或已具備某種狀態，比如能對自己的時間做出合理安排，擁有健康舒適的生活方式，將人際關系處理的迎刃有余等，這些都是生活質量的直接表現。所謂能力則是指一個人擁有實現各種功能組合的潛力以及擁有在不同生活方式中做出選擇的自由。

　　能力不等同于功能，能力是一個人可自由選擇，功能是為達到自由的前提與基礎，也可說功能與商品的關系在于一個人擁有某種商品卻并不能保證他具有相應的功能，但是擁有這件商品卻是實現其功能的必要條件，所以功能可以由一個人使用商品的能力得到實現。再深一步，可理解為功能測量已實現的福利水平;能力測量潛在的、可達到的的福利水平。

　　一個人的福利狀況與現實生活質量直接相關，因而在福利狀況的評價中專注于功能活動是合理的。但也不能獨立于能力即自由的看待福利，因為實際生活盡管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但有能力做出自由的選擇本身也具有價值。

　　阿瑪提亞·森理論的核心觀點主張“發展不等于自由”，是否實現“自由”是評價一項措施實施效果的重要評價標準。本文基于該“自由”理論和結構方程綜合當地產業扶貧模式的有關銷售收入、預期成本(市場風險、自然風險)、生產成本(種子成本、運輸成本、肥料成本)、休閑情況(工作強度、休息時間)、家庭支出的情況的因子數據比較對該產業扶貧模式的運行成效進行估計性評價，但該產業扶貧模式畢竟是結合地方特點而發展的模式，受地理條件的限制無法達到規模化商業性發展，只要該模式實現了高收益低成本且對當地居民生活起到了重要支柱作用的及認為實現了自由。

　　2.樣本估計方法與數據來源

　　在一般的社會調查項目中通常采用問卷調查的數據采集形式來收集數據以作為分析的根本，但是由于本課題研究項目的特殊性，在分析的因子數據中銷售收入、預期成本、生產成本、休閑情況具有全面性及固定性(銷售收入雖然受產量與單價的影響，但是產量因為種植面積的而不同的差異在對產業扶貧模式的運行成效分析中不是影響因素)，因此用只采用基本數據即可完成扶貧模式的成效分析。

　　本組數據因官方數據無法獲得，是通過實地走訪與農民面對面交流獲得真實數據，調查所得色數據如下：

　　銷售收入相關因數：畝產均值800斤;單價3.3元\斤;村內個體家庭的種植畝數中值：8畝

　　預期成本相關因素：氣候條件：當地種植時節氣溫基本在26度左右，自然災害有政府補貼

　　生產成本相關因素：人工：2人;工作時長10個小時;種子成本：合作社發放;肥料成本：一畝地一包半肥料，15塊一袋;運輸成本：全部由企業負責

　　休閑情況相關因素：正常工作的一般時長：種植期4天，施肥期兩天;收割期三天

　　消費情況參照指標：無小孩上學的家庭的月消費均值為一千五(不以人口多少為判斷，家庭自產自足基本吃食通過農業種植解決，這里的支出主要由無法通過自我生產獲得的消費，如香煙、車費等);有小孩上學的家庭月消費均值為2500左右(一個小孩念書的居多)。

　　(二)運行成效結論及分析

　　對比該模式中消費與收入的情況會發現該模式盡管生產成本及預期成本較低但是所帶來的收益整體收益不高，好在從人工的日收益的角度來看該模式大概能實現日均300元的收益，從日均收益來看效果較好，但是對于整體扶貧的解決還是沒有明顯地改善，一方面是由于當地土地的集中性不夠高，農戶無法規模化生產，另一方面是當地地屬山區只能通過人力種植及收割方式完成種植，不論是對于年輕人還是上了一定年紀的人都是一種挑戰。但是該模式也確實實現了日均高收益，能夠把農戶從低收益的高投入的種植中解放出來在空閑時間在外兼職散活，屬于一種附加收益的存在。

　　四、產業扶貧的優化路徑：

　　(一)目前路徑存在的問題：

　　貴州省鴨塘村及周市村實施產業扶貧多年，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但是產業扶貧模式存在自身的缺陷，它難以使大部分貧困人口受惠，甚至可能會成為龍頭企業及其他利益者獲取扶貧資源，占有土地資產的工具。就鴨塘村與周市村來講，該路徑可能存在以下問題：

　　1、利益主體間信息不對等

　　在當地“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模式中，貧困戶只能對接合作社，基本沒有辦法接觸到企業的內部信息。加之合作社的工作不透明，不公開龍頭企業與合作社簽訂的合同價格，這就致使利益主體之間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地域歧視。比如說不同地區實行本模式的產業扶貧(種高粱)收購價格會出現一塊多的價格差異(本村3.3，相鄰鄉鎮的村子4.6元)。同時合作社與貧困戶簽訂的合同為格式合同，存在合作社未與貧困戶進行重要條款講解的情況，并沒有與農戶進行詳盡的解釋，合同中可能會存在針對農戶的陷阱。

　　2、模式存在強制推動情況，產業扶貧難以精準到戶

　　本模式目前能夠開展更大的動力因素在于合作社對于貧困戶的施壓，強行要求雙發達成合同，這就導致一定程度上會使得農戶的參與積極性降低，心理上產生對該項目的質疑和臆測，加深了個人對政府工作的不滿。產業定位不準確，政府和企業往往采取一系列菜單式補貼、政銀企分紅、集體經濟分紅等,大部分是給錢給物的普惠式的幫扶，套公式般的套路，方法單調且沒有針對性，村干部也多是采取吃大鍋飯的方法，產業扶貧難以精準到戶。

　　3、貧困人口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在和龍頭企業與合作社進行合作的過程中，由于知識和經驗的緣故，被扶貧群體往往處于談判的劣勢，缺乏自我保護意識，這就很容易被龍頭企業和合作社鉆空子，侵犯農戶的利益。而且加上缺乏監督，合作社負責人與村干部很容易在談判過程中侵吞扶貧資源，但是貧困人口往往不愿過深追究，默認該不公狀況的發生，極度缺乏保護自身權益的意識。

　　4、配套保障政策不充分不完善

　　模式開展的成效不佳，龍頭企業的讓渡不足，政府保障不夠。加上2020年受氣候條件改變，多地出現暴雨洪澇災害，造成部分地區減產的情況。在產業扶貧路徑實施過程中，企業不提供保險，政府不提供補貼，配套保障措施不充分，一旦出現天災及其他不可預測因素，貧困戶的利益就很難得到保證。

　　(二)建議措施

　　1、政府建立風險防范體制，完善保障措施

　　政府部門應該在實施產業扶貧的過程中對扶貧產業進行一定的整體規劃,有意地對扶貧產業的市場實施調控，頒布各項補貼和防控措施，提高風險抵抗能力。同時建立產業循環體制，使“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模式變成一個能夠循環發展的模式。

　　2、企業適度讓利，保障信息公正

　　龍頭企業可以在貴州鴨塘村與周市村發展出適合的產業，在能夠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時適度讓利，配合政府部門采用的補貼及紅利措施，能夠提升企業品牌文化，提高聲譽，同時也推動產業扶貧的實施。

　　3、合作社增強信息透明度，加強內部監督與管理

　　合作社是溝通龍頭企業與貧困戶的橋梁，也是最有可能利用信息差獲利的環節。所以應該加強對合作社的監督強度，加強內部控制，實施精準扶貧到戶，提升信息透明度。

　　4、貧困戶提高個人法律意識，加強自我保護能力

　　個體應該主動學習相關知識，聽取關于產業扶貧的相關政策解釋，咨詢專業人士，避免合同陷阱，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當前鴨塘村與周市村應當加強對產業扶貧的宣傳，主動優化該模式，讓個體能夠獲得確實的利益。

　　作者簡介：

　　李慶宇(1999-)，女，漢族，貴州省遵義人，南京審計大學本科在讀，法務會計方向;

　　資助項目：江蘇省校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產業扶貧模式路徑研究——以貴州省鴨塘村和周市村為例”，項目編號2019SX07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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