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臨的形勢、問題及發展思路探析

　　摘要：為了全面提升服務教育強國、文化強國的能力和水平，以高質量教材體系助力教育改革發展，文章對我國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臨的形勢和問題進行了分析，結合出版單位在新形態教材和教材體系建設方面所做的探索，提出新時期高等教育出版要加強教學研究，培養專業化教材建設隊伍;強化整體規劃和過程管理，完善教材出版服務工作;依托在線開放課程探索教材建設新機制，構建完備科學的教材體系。

　　張秀芹， 出版與印刷 發表時間：2021-09-22

　　關鍵詞：高等教育;新形態教材;在線課程;教材體系;教育出版

　　教育出版是指與學習、教育及培訓有關的出版。在我國，與大眾出版和學術出版相比，教育出版是出版業最穩定、市場份額最大的類別，大多數出版單位對此都有所涉獵。同時，教育出版不僅是出版事業的一個分支，也是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高等教育領域編寫出版了大批教材，在高校人才培養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抓好教材體系建設，高等教育教材建設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和更艱巨的任務。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教學改革的深入，教學內容不斷更新，對于教材編寫、出版和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適應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要求，切實發揮教材的育人作用，以高質量教材體系助力教育改革發展，是值得教育出版從業者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臨的形勢

　　1.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教材建設工作

　　教材建設是事關教育事業與國家未來的基礎工程、戰略工程，是我們從教育大國邁向教育強國的重要“引擎”。教材建設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體現國家意志。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關于教材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2016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的意見》，從“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的根本問題出發提出了教材建設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2017 年年初，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同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通知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2020 年年初，國家教材委員會印發《全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規劃(2019−2022 年)》，教育部印發《普通高等學校教材管理辦法》，提出高等教育教材重在學術理論創新，要打造凸顯中國特色的精品教材，教材建設將納入“雙一流”建設和考核指標。在這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教育出版在實現高級人才培養目標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同時也迎來了新的挑戰與發展契機，教材出版格局發生顯著變化。

　　2. 各地各高校加強教材建設與研究

　　2018 年，教育部在《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中指出，應充分發揮教材育人的功能，創新教材的呈現方式和話語體系，進一步增強教材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貫徹落實黨中央和教育部關于教材建設的意見精神，陸續出臺相應措施加強教材基礎研究，制定教材建設規劃，健全教材建設支持體系。各高校發揮資源優勢，大力推進教材創新，強化對教材工作的指導和管理，針對優質教材的選用和教材編寫質量的提高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為集中力量做好教材建設，打造優質教材，高校與出版單位的合作更加密切。例如，華中師范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高校與出版單位聯合設立教材出版基金，持續穩定投入教材建設經費，規范管理，加大教材及配套數字化資源建設力度。

　　3. 信息技術的發展沖擊紙質教材出版

　　近年來，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以慕課和翻轉課堂為代表的教學手段、教學模式變革對教育出版業產生了深刻影響。隨著眾多在線教育平臺的建立和多渠道學習方式的相繼出現，學習者對紙質教材的依賴越來越低，教育出版業面臨著數字課程、電子讀物興起帶來的巨大沖擊。為此，各出版單位積極應對，從運行機制、選題策劃、產品推廣等方面進行戰略調整。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等先后成立在線課程研發與運營部、數字資源部、外研在線、紙數融合部等部門，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建設了數字資源支撐平臺，為教材用戶提供信息化服務。

　　4.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催生出版模式的變革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高校的教學需求發生了顯著變化，教師的信息化素養普遍提升，在線課程成為教師教學的新媒介和學生學習的新載體。線上線下資源互融互通的教學模式的盛行推動資源建設模式的深刻變革，例如，電子科技大學等高校提出要以新形態教材為重點，結合學校在線開放課程建設規劃，進一步做大立項規劃教材總量，鼓勵教師編寫高水平、有特色的教材。這對教育出版產品形態、業務模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出版單位發展提供了空間和動力。在疫情影響下，出版單位的數字出版和營銷力度加強，跨界聯動、直播帶貨、在線書展、線上論壇等新模式不斷涌現。2020 年 9 月 21 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以新業態新模式引領新型消費加快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20〕32 號)，指出要“有序發展在線教育，推廣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等網絡學習模式，推動各類數字教育資源共建共享”。 [1] 出版單位應積極適應時代發展，切實服務于高校教學和個性化學習的需求，加速紙質教材向數字化資源的轉化，實現教材內容與形式的全面升級。

　　二、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臨的主要問題

　　教育部 2020 年 5 月 20 日發布的《2019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9 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 51.6% [2]，邁入“普及化”階段。據《2020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 年，全國共有普通高校 2738 所，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 4183 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 54.4%。 [3] 在我國高等教育經歷“精英化”“大眾化”進而實現“普及化”的過程中，教育出版業面臨良好的市場機遇，得到蓬勃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從 2010 年到 2019 年，我國正式出版的高校教材總量近 5 萬種。[4] 除此之外，還有數量更為龐大的教學參考書、教輔用書，以及未標識“教材”字樣但實際作為教材使用的出版物。教材出版數量的大幅度增加彌補了部分學科的空白，為高校教材的選擇提供了更豐富的品種。各門類、各學科的教材逐步完善，教材質量不斷提高，涌現出一批代表相關學科較高水平的優秀教材。然而，在繁榮發展的同時，教材編寫和出版過程中也暴露出諸多問題，教材市場出現了一些混亂現象。

　　1. 教材質量參差不齊，監管存在困難

　　2019 年，國家新聞出版署曾組織專家對全國 561 家圖書出版單位報送的 228 020 種選題進行論證分析，發布《2019 年全國圖書選題分析綜述》，指出“選題同質化和重復出版是近年來難治的頑疾，思想性、學術性、藝術性、現實性強的原創作品仍然稀缺。” [5] 在教育出版方面，選題低水平重復現象也比較明顯。有些出版單位利用教師希望通過出版教材助力職稱評定的訴求，組織該地區相關學科教師組成編委會編寫教材，每所學校包銷若干冊，由此導致地方版教材大量出現，其中不少教材存在內容拼湊現象，學術規范缺失，缺乏創新性。

　　教材低水平重復出版的現象，突出表現為公共課教材品種泛濫成災，專業基礎課中的大品種教材也存在類似現象。例如，通過對當當網、新華書店網上商城等圖書網站的粗略統計，市面上在售的《大學語文》教材有兩三百種，《高等數學》教材有近七百種，內容大多雷同，遠遠超出選用的需要，給學校選擇教材帶來困擾和障礙，也造成整體出版資源的浪費和出版效益的下降。雖然有些省市教育部門和高校已經制定了相關規章制度遏制此類現象發生，但在具體實施中存在諸多困難，影響和制約著優質教材的選用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例如自編教材和規劃教材在教學中的使用孰優孰劣難以客觀判斷，重點教材的推廣難以進行有效監控，等等。

　　2. 新形態教材盲目發展，造成資源浪費

　　早在十幾年前就曾有學者預測，在新技術背景下，出版內容日益數字化將是我國教育出版的發展趨勢，尤其是高等教育圖書的數字化程度將大幅度提髙。這是因為高等教育階段新知識更多，更新速度更快，加之紙質圖書價格昂貴，供需雙方都有動力提高其數字化程度以降低價格、加快更新速度。[6]

　　目前，出版單位開發的新形態產品主要是在紙質圖書的基礎上配套數字化資源或平臺，通過二維碼等形式擴充內容，帶給讀者更生動直觀的體驗。高等教育出版社自 2014 年起開始嘗試在教材中加入二維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圍繞優勢學科開發了“西方經濟學”等課程的試題庫、考研 App 和“人大蕓窗” 數字教材等系列產品;人民郵電出版社、國家開放大學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等也紛紛建設網絡課程資源，實現數字化教學服務。但是，傳統出版單位應對融合發展需求所開發的產品，普遍存在形式單一、內容匱乏、交互性差、體驗感弱等缺陷，其形態與豐富的線下場景相比，適用性仍然非常有限，與用戶在生活、生產和學術研究場景中廣泛存在的知識需求不成正比。[7]

　　總體來看，近年來新形態教材等數字產品建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豐富了教材形式，增強了教學吸引力，但是仍然存在較大的局限性，以及開發周期長、成本較高等問題。有些出版單位片面追求新形態教材數量，在出版新形態教材時盲目跟風，比拼紙質教材配套視頻長度和題庫數量，教材出版進入新的焦慮時代。這些被戲稱為“碼書”的配套二維碼的教材，在制作過程中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實際教學中存在使用率低等問題[8]，在不同程度上造成資源浪費。同時，網絡課程等在線教育產品難以找到穩定明確的盈利模式，也是業界公認的事實。

　　3. 缺乏科學的反饋機制，教材生命周期短

　　多年來的教材建設實踐證明，一部成熟的教材往往要經過多次修訂再版、不斷創新才能成為品牌，而品牌教材也要不斷地修訂才能長盛不衰。但一些出版單位將主要精力花在新教材的選題策劃和出版上，及至教材上市便自覺大功告成，對其實際使用情況缺乏跟蹤，疏于收集讀者的反饋信息，導致教材的生命周期較短，優秀教材的“存活期”降低，教材的再版率低下。這種教材的“一次性” 使用現象不僅挫傷了教材作者的積極性，也不利于教材質量的提高。

　　此外，在教學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出版單位普遍存在對教材使用的新現象缺乏深度研究且反應滯后、教材整體規劃不足及缺乏 “中國特色”等問題[9]，而適應新形勢的選題儲備和產品研發能力不夠、數字平臺和人員結構不完善等因素也制約著教材出版的融合發展和高水平教材的建設。

　　三、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的發展思路

　　2020 年 9 月 22 日，教育部召開首屆全國教材工作會議，強調教材戰線要從加強黨的領導、堅持正確方向、加強政治把關、健全教材體系、注重改革創新五個方面深入學習領會，自覺把思想認識統一到習近平同志關于教材建設的重要論述上來。在國家戰略引導下，教材建設應緊緊圍繞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適應教學手段、方式方法以及學生閱讀和學習習慣的變化，實現科學性、適切性、高質量發展。針對目前面臨的形勢和問題，高等教育教材出版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探索。

　　1. 加強教學研究，培養專業化教材建設隊伍

　　面對產業發展的新形勢，為提高教材建設的專業化水平，越來越多的出版單位意識到要密切跟蹤高等教育改革動態，與高校共同打造課程教材研究平臺，組織教師編寫具有時代特色且適應教學改革發展的教材，促進教材建設科學化水平的提升。而高質量的教材出版，離不開適應數字化時代的高端復合型出版人才。2008 年，電子工業出版社開創了出版單位設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先河。此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時代出版傳媒股份公司、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單位紛紛設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與廣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入合作，組建高端人才智庫，推動企業自主研發能力的提高。

　　多年來，高等教育出版社一直保持著編輯參與教學研究的傳統。通過學術交流和研究工作，編輯深入了解各學科教學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并將研究成果運用到實踐中，編寫理念、教學服務能力和市場意識等均有較大提高。2016−2019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聯合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近百所高校承擔“‘互聯網+’課程−在線開放課程群建設的創新與實踐”課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 等 教 育 科 學 研 究 重 大 攻 關 課 題 ， 編 號 16ZG004)，合作開展針對在線開放課程和教材建設，以及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等問題的研究。經過三年努力，課題組總共建成高等數學、大學計算機、形勢與政策、營銷學等 30 多個在線開放課程群，打造了一系列公共課、專業核心課、實習實踐課等在線開放課程，出版相關教材或專著 97 部。“市場營銷學”等課程配套教材銷售狀況良好，部分教材年銷量近三萬冊;“營銷風險管理課件”為數百所高校使用，出版社相關業務板塊得到長足發展。

　　2. 強化整體規劃和過程管理，完善教材出版服務工作

　　教材是國家意志的傳播載體和學校教學活動開展的基本依據，承擔著引領學生全面發展的重任。近年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啟動實施，有效推動高校教材由數量規模為主的多元化態勢向以規范嚴謹為主的標準化模式轉變[10]，也為優質教材的編寫、推廣提供了成功的經驗。新時期，出版單位要針對教材編寫及出版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在教材出版、市場推廣、作者和出版社的合作模式等方面建立有效機制，優化產品結構，構建合理的教材品種和規模布局。目前，已有多家出版單位與高校簽訂合作協議，建立教育出版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整合資源協同做好教材建設與管理工作，共同探索推進“校社”合作下服務教學的教材管理體系建設。在這方面，清華大學出版社梁穎、廣東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劉茵分別從“教學研究−策劃出版−營銷推廣”一體化建設、跨學科融合出版等角度結合實踐經驗提出了教材發展新思路。[11−12]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進一步推動教材開發從產品思維向服務思維、從以教材為中心向以用戶為中心轉變。我們要充分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手段進行精細化、規范化管理，促使出版資源優化，完善教材出版和服務工作。一是要制定科學的教材規劃和評價體系，與教育行政部門、高校聯合設立教材評審專家庫或教材信息數據庫，定期對教材使用情況進行全方位調研和綜合評價，加強社會監督，減少重復選題的出現;二是要加強與用戶的互動交流，認真收集、及時回應用戶的意見建議，并將其作為教材修訂的重要參考依據;三是要根據產品特點和自身優勢選擇最佳營銷策略，加大優質教材推介力度，促進教材有效使用。

　　3. 依托在線開放課程探索教材建設新機制，構建完備科學的教材體系

　　受新技術和新媒體的深度影響，我國數字出版產業融合發展路徑逐漸明晰，效益初現。2020 年 12 月 21 日，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的《2019−2020 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顯示，2019 年國內數字出版產業整體收入規模為 9881.43 億元，較上年增長 11.16%，其中在線教育已成為數字出版產業中發展最為強勁的部分。[13] 近年來，數字出版作為新時代背景下發展的一種特殊出版形態，通過數據之間的動態組合、按需重構，從各種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資源中有針對性地提煉知識和信息內容，為用戶提供知識服務等個性化解決方案。它直接推動產品交付向內容交付的演變，并由此引領整個出版產業的轉型。[14]

　　在教育出版領域，新形態教材主要是以二維碼為接口實現內容擴展，通過短視頻、在線題庫等形式提供知識點講解和擴展資源。然而，這種形式的改變并未觸及其本質，也未達到教育和信息技術融合的理想狀態。密集出現的二維碼和視頻對讀者是否確有幫助，作者團隊是否能持續維護擴展資源，如何讓真正的好書不在形式比拼中迷失等問題，都需要我們進行深入思考。2019 年 5 月，北京理工大學嵩天教授在第二屆“中國大學課程教材報告論壇”上發表報告《依托在線開放課程的“兩性一度”金課教材建設實踐與思考》，提出為了更好地適應時代發展和學習需要，形式和內容全面更新，“新形態+慕課”的金課教材應是我們教材建設的發展方向。

　　在線開放課程不僅涵蓋了可供自主學習的教學資源，還通過周密的教學設計將碎片化的資源組合為系統的知識體系，提供完整的學習路徑，并設置公告、論壇、在線測試等環節為“課前−課中−課后”的整個教學過程提供支持和服務。在教材設計中，我們可以借鑒在線開放課程的結構和服務體系，立足課堂教學，將在線開放課程與教材建設深度融合，借助信息技術實現教材內容的動態更新及適時互動,使教材真正活起來。在教材開發過程中，應遵循課程教材一體化的整體策劃思路，結合教學需求對業務模式和出版流程進行更新。通過對教學內容的重新整合和充實完善，探索建設課堂和網絡相連接、紙質和新媒體相貫通的新形態教材，重構課程與教材的關系，創新教材建設機制。[15] 例如，在選題策劃的源頭就要確定教學內容的具體呈現形式，明確哪些內容在紙質教材中出現，哪些內容要通過二維碼鏈接到在線課程中觀看學習等;在習題設計中體現出階梯性，并要對學生答題情況及時進行反饋。由此，實現課程教材設計的交叉互融，推動教材建設向著服務教學全過程的方向發展，促進教學體系與教材體系的融合，構建綜合化、多樣化、立體化的教材體系。

　　四、結語

　　2020 年 11 月，習近平同志給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對教材編研出版工作提出殷切期望。隨著我國一流本科專業、一流課程建設的全面推進，教材與專業、課程一體化建設將成為高等教育深化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教育出版業應深入思考教材建設的發展方向和路徑，以先進技術為支撐，科學的內容建設為根本，從課程研發、教材出版、教師培訓、數字資源建設等方面持續推進出版業務和產品的創新，用心打造更多“培根鑄魂、啟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全面提升服務教育強國、文化強國的能力和水平，以高質量教材體系助力教育改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