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為探究ESG投資的有效性,運用因果-比較研究法,選取了全球成熟市場、新興市場和中國股票市場的ESG 指數及其基準指數,在不同市場條件下對比分析了ESG指數及其基準指數的年化波動率、年化收益率和夏普比率,以及各ESG指數相對于基準的詹森指數。實證結果表明:ESG投資在全球成熟市場中無效,在全球新興市場中有效,而具體到我國股票市場,目前ESG投資的有效性較低。
孫書章; 侯豫霖, 征信 發表時間:2021-09-15
關鍵詞:ESG投資;ESG指數;有效性;市場;信息披露
引言
近年來,全球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同時,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失衡問題也日漸突出。為此,在投資過程中如何加強對環境和社會風險的識別、評估與管理,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成為投資者、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共識。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于 2006 年正式提出了 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這一概念,并設定相關標準。ESG投資是一種將“財務價值”和“價值觀”融合在一起的投資,即在傳統的宏觀經濟和公司財務等基本面分析的基礎上,在投資決策中將公司價值與公共利益相結合,加入對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因素的考量,以更好地評估風險和收益,促進公司經營活動和社會環境平衡發展,實現公司價值長期增值和社會永續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過 40 多年的高速發展,存在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失衡問題。隨著我國鄉村振興和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的實施,越來越多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不僅考慮投資標的的傳統財務因素,同時考慮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等非傳統因素,以踐行ESG投資,實現企業、社會以及生態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開放進程加快,歐美國家的ESG投資資金逐步進入中國市場,對國內ESG投資的發展產生影響,推動國內ESG投資的發展進入快車道。風險和收益是ESG投資的主要考量因素。從風險視角看,投資標的的ESG表現反映了其非財務風險的高低;從收益視角分析,ESG表現較好的公司具有較高的公司聲譽、較低的運營成本,能給投資者帶來更高的投資收益。理論上,在強有效市場中風險與收益相互匹配,但在現實的非完全有效市場中,這一觀點還需要驗證。
一、 文獻綜述
ESG投資起源于發達國家,目前國外大多研究側重于ESG表現與公司財務業績、公司價值、融資成本以及各類風險之間的關系和 ESG 投資績效。 Friede 等[1]通過對大約 2200 篇相關論文的主、次要結論進行研究,發現大約90%的研究都證明了ESG 表現和公司財務業績之間存在著非負關系,得出了 ESG表現對財務業績的正向影響會隨公司的發展而趨于穩定的結論。Jain等[2]以美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ESG表現較差的企業的經營業績的波動通常也較大,比如總資產收益率、權益及凈利率等,而且還發現 ESG 表現較差的企業被賣空的風險更大。 AI-Hadi 等[3]對澳大利亞 600 家上市公司在 2007— 2013年間的表現展開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表現的企業發生財務危機的概率較低,而且這種負相關性對于成熟企業尤為突出。Atan等[4]在研究了 2010—2013 年間馬來西亞 54 家公司的 ESG表現和財務業績后發現,無論是ESG綜合表現還是其中某一方面的表現均不影響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公司價值,但公司的ESG綜合表現會顯著降低其資本成本。然而,Marsat等[5]的研究認為,企業為提高ESG表現所投入的短期成本可能超過長期收益,導致企業資源錯配,降低了企業的價值。在ESG表現與各類風險關系的相關研究中,Sassen等[6]采用歐洲2002—2014年間的8000多個樣本展開研究,發現企業的 ESG 表現與其個別風險有較強的負相關關系,與系統性風險無明顯關系。但Serafeim[7]通過對綜合報告和投資者構成關系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發現β系數與 ESG 指標呈負相關關系。學術界對于 ESG 投資績效的研究存在著一些爭議。例如,Matthew等[8]根據新興市場的ESG指數及其基準指數的數據,計算得出了二者的歷史回報率、β系數值、夏普比率、索提諾比率等指標,得出在新興市場中進行ESG投資可以給投資者帶來更高的回報和更低的損失風險的結論。而 Breedt 等[9]利用第三方 ESG評級數據在全球市場中構建了一個考慮ESG因素的投資組合,對該組合投資收益的分析結果表明,將ESG信息納入全球市場中的投資組合并不會帶來超額收益,但也不會損害回報。
雖然王納、陳暉萌[10] 2007年已經開始對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進行關注,但是國內明確對ESG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且主要聚焦于如何健全ESG體系、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張琳、趙海濤[11]選取了2015—2017年間A股417家企業的數據,研究了上市企業ESG表現和企業價值的內在聯系,實證結果表明:ESG表現與企業價值正相關,而且ESG表現對非國有企業、小型企業和非污染企業的價值有更顯著的正向影響。邱牧遠、殷紅[12]采用面板數據對企業的ESG表現和融資成本、融資能力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ESG表現較好的企業的融資成本較低,其中信息披露質量在該關系中起重要作用,而且近年來企業的環境表現對其融資能力的影響越來越大。孫冬等[13]以12家由大型發電公司控股的滬深上市公司作為樣本,研究了其 2007—2016 年間的財務狀況和系統性風險對 ESG 表現的影響,發現電力企業系統性風險對其ESG表現的影響并不顯著,而較好的財務表現對企業ESG 表現有積極影響。有關健全ESG體系的研究方面,陳寧、孫飛[14]指出了ESG體系發展的三個考量維度: ESG信息披露、ESG績效評級和ESG投資指引。操群、許騫[15]針對我國金融行業的ESG體系構建進行了研究,對金融ESG的內涵進行了解釋,分析了中國金融ESG體系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并給出了完善我國金融ESG體系的建議。馬險峰等[16]分析了國內上市企業ESG信息披露現狀,并參考國際上ESG 信息披露方法,對建立和完善國內ESG信息披露制度給出了相應建議。張巧良、孫蕊娟[17]采用實驗研究法,研究了投資決策的錨定效應大小受財務績效水平和信息披露模式的影響程度,認為在ESG報告和財務報告整合披露的情況下,投資者會綜合考慮信息并進行價值判斷,使錨定效應弱化,因此她建議上市公司應披露整合報告。
綜上所述,國內外大多數研究都證明ESG表現較好的公司有更好的基本面,但國外對ESG投資有效性的研究結論存在爭議且多局限于一種市場環境,而國內文獻在市場環境對ESG影響方面鮮有涉及。
二、研究方法和評價指標選擇
本文采用因果-比較研究法來衡量投資中考慮 ESG因素對投資業績的影響。該方法又稱事后回溯分析法,是一種系統性的實證探究方法,可用來探究一種行為的可能原因或結果,或是通過比較具有、較少具有或不具有某種特征的個體,來發現這種特征可能的影響。該方法可以在以下的情況下研究因果關系:一是研究者在無法操控自變量情況下或樣本無法隨機分派的情況下;二是相關變量雖然可以控制,但是違反研究倫理;三是有現成的研究資料可供分析。
(一)定量評價指標的選擇
本文將考慮ESG因素的投資方式和不考慮ESG 因素的投資方式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二者風險和收益的評價指標來研究在投資中納入ESG因素后對投資風險和收益的影響,即探究ESG投資的有效性。為了得出盡可能全面、準確的研究結果,本文從風險和收益兩個角度選擇定量評價指標。在對風險的評價上,由于現實投資中很難完全分散非系統性風險,故本文選擇用年化波動率來衡量投資的總風險大小;在對收益的評價上,用年化收益率來評價未經風險調整的收益表現,同時為了綜合考慮風險和收益,用夏普比率和詹森指數來評價風險調整后的收益表現。
1.波動率
波動率指資產收益率的標準差,反映計算期內收益率的波動幅度,可用來衡量資產的總風險大小,波動率越大,總風險也越大。年化波動率可由月收益率的標準差換算而成,其計算公式為: σA = σM 12;σM = ∑(Rt-R - )2 n t=1 n-1 (1)其中:σA表示年化波動率(年化標準差);σM表示月收益率的標準差;n表示計算期內所含月數;Rt表示第t個月的收益率;R - 表示n個月收益率的平均值。
2.年化收益率
本文用年化收益率來評價未經風險調整的指數表現,年化收益率是一種未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一般由日收益率、周收益率或月收益率換算而成。本文采用復利的方法將月收益率年化計算,公式如下: RA = [∏(1+R)t ]-1 n t=1 n 12 (2)其中:RA表示年化收益率;n表示計算期內所含月數;Rt表示第t個月的收益率。
3.夏普比率
夏普比率反映的是投資資產承擔一單位總風險所獲得的超過同期無風險利率的收益。一般情況下,夏普比率越大,資產風險調整后的業績越好。其計算公式為: Sharpe Ratio = R - -Rf σ (3)其中:R - 表示計算期內資產收益率的平均值;R f 表示計算期內的無風險利率;σ表示計算期內資產的總風險,即收益率的標準差。
4.詹森指數
詹森指數是資產的實際收益率與期望收益率之差,用來評估某種資產風險調整后表現優于其基準資產的程度。其值是通過對下述回歸模型回歸得到: Ri,t-Rf = αi+βi ·(R m,t-R)f +εi (4)其中:α i表示資產i的詹森指數;R i,t表示資產i 第t個月的收益率;Rf表示計算期內的無風險利率;β i 表示計算期內資產i的系統性風險;R m,t表示市場組合第t個月的收益率;εi為回歸方程的隨機擾動項。
一般情況下,若詹森指數顯著為正,則說明經風險調整后該資產與其基準資產相比表現較好;反之,若詹森指數顯著為負,則說明經風險調整后該資產與其基準資產相比表現較差。
(二)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1.研究樣本的選取
本文借鑒Schröder[18]有關社會責任投資的研究方法,利用指數來研究ESG股權投資的有效性,無需考慮基金的交易成本、基金管理技能和基金管理中的時間安排等因素。
因此,本文根據各指數的成立時間,選擇2007年 9月28日至2019年12月31日間的MSCI全球ESG領袖指數(MSCI World ESG Leaders Index)及其基準; MSCI 全球指數(MSCI World Index)和 MSCI 新興市場ESG領袖指數(MSCI EM ESG Leaders Index)及其基準;MSCI 新興市場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三類指數各147組月度數據①,來研究ESG 投資在成熟市場和新興市場上的有效性。另外,本文選擇2014年6月30日至2019年12月31日間的中證可持續發展 100 指數及其基準和滬深 300 指數。兩類指數各66組月度數據,來研究ESG投資在中國股票市場上的有效性。
其中,MSCI全球指數由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中國香港等23個成熟市場國家或地區的1600多個大中型上市公司股票編制而成,MSCI新興市場指數由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等26個新興市場國家(地區)的 1400 多個大中型上市公司股票編制而成。而 MSCI 全球 ESG 領袖指數和 MSCI 新興市場 ESG領袖指數分別從上述兩個基準指數的成分股中選取 ESG 評級在 BB 級以上的公司股票編制而成。對于中證可持續發展100指數,則是采用本土化的評級方法,從滬深300指數成分股中選出100支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和經濟效益等方面綜合價值高的上市公司股票編制而成。因此,可以將各ESG指數作為考慮了ESG因素的投資組合,將相應的基準指數作為沒有考慮ESG因素的投資組合和市場組合。
2.無風險收益率的確定及數據來源
唐瑩[19]結合CAPM模型的構建假設與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現狀,認為CAPM模型中的無風險收益率選擇中期國債的收益率較為合適。本文借鑒其研究結論,并考慮本文的具體情況,選取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和10年期中債國債收益率作為無風險收益率。本文中 MSCI 全球 ESG 領袖指數、MSCI 全球指數、MSCI 新興市場 ESG 領袖指數和 MSCI 新興市場指數的相關數據均來自 MSCI 官方網站。①10 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來自于Bloomberg數據庫。中證可持續發展 100 指數、滬深 300 指數和 10 年期中債國債收益率來自于Wind數據庫。
三、ESG指數與其基準指數檢驗結果分析
(一)全球成熟市場與新興市場
1.總風險分析
圖1給出了全球成熟市場和全球新興市場上兩類指數在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不同計算期內的年化波動率,以表示各指數在各時間段內的總風險大小。如圖所示,無論是全球成熟市場還是全球新興市場,三個計算期內的ESG指數的年化波動率均小于基準指數的年化波動率,即ESG指數的總風險均較小。其中,全球新興市場的ESG指數的總風險優勢整體上更加明顯。在三個計算期內,全球成熟市場的ESG指數及其基準指數的年化波動率均小于全球新興市場,這也反映出成熟市場較新興市場整體上具有更小的總風險。
2.未經風險調整的收益分析
圖2給出了全球成熟市場和全球新興市場上這兩類指數在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不同計算期內的年化收益率。如圖所示,全球新興市場的ESG指數的年化收益率在三個計算期內均明顯高于相應基準指數的年化收益率,且該差值隨著計算期的延長而增大,說明就全球新興市場而言,ESG指數未經風險調整的表現明顯優于其基準指數的表現。而全球成熟市場的ESG指數和其基準指數的年化收益率無明顯區別,且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間全球成熟市場的ESG指數的年化收益率略低于相應基準指數的年化收益率,說明全球成熟市場的ESG指數未經風險調整的表現無明顯優勢。同時也可以看出,在三個計算期內,全球成熟市場的ESG指數及其基準指數的年化收益率整體上高于全球新興市場,這表明成熟市場上未經風險調整的收益較新興市場整體上更高。
3.夏普比率的分析
本文用各計算期內的年化收益率、年化標準差和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均值,根據公式(4)得到圖3所示的各指數在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計算期內的夏普比率,來衡量各指數風險調整后的收益。
從圖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全球成熟市場還是全球新興市場,三個計算期內的ESG指數的夏普比率均大于基準指數的夏普比率。但在全球成熟市場中,除了短期中ESG指數的夏普比率明顯大于基準指數的夏普比率,其余兩個計算期內夏普比率的差異均不明顯。同時從整體上看,全球成熟市場的兩類指數的夏普比率在短期內遠大于全球新興市場的兩類指數的夏普比率,而中長期內兩市場仍保持相同方向的差異,但差異相對較小。
4.詹森指數的回歸分析與顯著性檢驗
由于受到現有ESG指數的數據量限制,本文僅以2007年9月28日至2019年12月31日這一時間段為計算期,以計算期內ESG指數的月收益率作為考慮了ESG因素的投資組合的月收益率,以相應基準指數的月收益率作為市場組合的月收益率,將計算期內的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求均值后折算成月利率,作為無風險收益率,依據回歸公式(4)分別對全球成熟市場和全球新興市場的ESG指數的詹森指數進行回歸分析與顯著性檢驗。
首先簡化回歸公式(4): Zi,t=αi+βi ·Z m,t+εi (5)其中:Zi,t=Ri,t-Rf ;Z m,t=R m,t-Rf 。因為當ESG指數的詹森指數顯著為正時,說明經風險調整后 ESG 指數與其基準指數相比表現較好,故對公式(5)中的參數α i進行單側t檢驗。提出原假設和備擇假設:H0 ∶αi≤0;H1 ∶αi>0。對于全球成熟市場,公式(5)的OLS回歸結果如下: Zi,t=3.5954+0.9956Z m,t+εi (t) (0.1346) (169.7894)(P) (0.8931) (0) R2 =0.9950 F=28828.345 DW=1.9031
由R2 的值看出模型擬合的較好,且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查DW檢驗臨界值表可知模型無自相關性。對模型的異方差性進行White檢驗得nR2 的P值為0.1753,故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無異方差性。由回歸結果看出,公式(5)中αi的值約是3.5954,且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拒絕原假設,即認為全球成熟市場的ESG指數的詹森指數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大于0,表明以詹森指數衡量的全球成熟市場ESG 指數的風險調整后表現并不優于其基準指數。
對于全球新興市場,公式(5)的 OLS 回歸結果如下: Zi,t=0.0027+0.9456Z m,t+εi (t) (3.4884) (76.4489)(P) (0.0006) (0) R2 =0.9758 F=5844.432 DW=1.9739 由R2 的值看出模型擬合的較好,且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查DW檢驗臨界值表可知模型無自相關性。對模型的異方差性進行 White 檢驗得 nR2 的 P 值為 0.9259,故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無異方差性。
由回歸結果看出,公式(5)中αi的值約是0.0027,且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認為全球新興市場的ESG指數的詹森指數在統計上顯著大于 0,表明以詹森指數衡量的全球新興市場ESG指數的風險調整后表現好于其基準指數。
(二)中國股票市場
1.總風險分析
圖4顯示了中國股票市場的ESG指數及其基準指數在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不同計算期內的年化波動率。可以看出,三個計算期內的ESG指數的年化波動率均小于基準指數的年化波動率,即ESG指數的總風險均較小。但從時間跨度來看,短期內 ESG指數的總風險優勢較為明顯,而中長期內ESG 指數的總風險優勢并不明顯。
2.未經風險調整的收益分析
圖5顯示了中國股票市場的ESG指數及其基準指數在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不同計算期內的年化收益率。從圖中可以看出,短期中ESG指數的年化收益率與其基準指數的年化收益率相比明顯較低,而在中長期,ESG指數的年化收益率與其基準指數的年化收益率相比均明顯較高。這表明中國股票市場的ESG指數較基準指數在中長期有更好的未經風險調整的表現。
3.夏普比率的分析
本文用各計算期內的年化收益率、年化標準差和10年期中債國債收益率的均值,根據公式(4)計算出圖6所示的中國股票市場上ESG指數及其基準指數在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計算期內的夏普比率,來衡量這兩種指數風險調整后的收益。
從圖中可以看出,由于受到計算期內相應的年化收益率的影響,短期中ESG指數的夏普比率明顯小于基準指數的夏普比率,但中長期內ESG指數的夏普比率與其基準指數的夏普比率相比明顯較大。
4.詹森指數的回歸分析與顯著性檢驗
同樣受到現有ESG指數的數據量限制,本文僅以2014年6月30日至2019年12月31日這一時間段為計算期,采用與前文相同的方法,根據回歸公式(5)對中國股票市場的ESG指數的詹森指數進行回歸分析與顯著性檢驗。其中,無風險收益率是將計算期內的10年期中債國債收益率求均值后折算成月利率。公式(5)的OLS回歸結果如下: Zi,t=0.0022+0.9679Z m,t+εi (t) (1.0606) (34.1521)(P) (0.2928) (0) R2 =0.9480 F=1166.363 DW=2.2574
由R2 的值看出模型擬合的較好,且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查DW檢驗臨界值表可知模型無自相關性。對模型的異方差性進行White檢驗得nR2 的P值為 0,故在 0.05 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存在異方差性。對回歸方程進行 Huber-White 調整,得到調整后的t統計量及其P值如下: Zi,t=0.0022+0.9679Z m,t+εi (t) (1.1676) (17.5631)(P) (0.2473) (0)
由回歸結果看出,公式(5)中α i 的 t 統計量的 P 值是0.2473,P/2>0.05,故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拒絕原假設,即認為中國股票市場的ESG指數的詹森指數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大于 0,表明以詹森指數衡量的中國股票市場ESG指數的風險調整后表現并不優于其基準指數。
(三)指數分析結果
在全球成熟市場中,ESG指數與其基準指數相比年化波動率略小,年化收益率無明顯差異而夏普比率略大,詹森指數不顯著大于0;在全球新興市場中,ESG指數與其基準指數相比年化波動率較小,年化收益率較高而且夏普比率較大,同時詹森指數顯著大于0;在中國股票市場中,ESG指數與其基準指數相比年化波動率較小,年化收益率整體看較高而且夏普比率整體看較大,但詹森指數不顯著大于0。
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國 ESG 投資的發展剛剛起步,目前主要是依賴監管部門和相關組織推動發展,大多數市場參與者還沒有充分認知ESG投資,缺乏 ESG投資意識,信息公開度較差,ESG相關政策尚需完善,本土化ESG指標體系缺乏。
四、結論和建議
(一)研究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ESG投資在全球成熟市場中無效,在全球新興市場中有效,我國ESG投資有效性從整體上來看較低。同時也可以看出,與全球新興市場相比,全球成熟市場的ESG投資和不考慮ESG因素的投資均有更好的表現,其原因是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相對于成熟市場國家都存在更為嚴重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財富分配不公、監管和治理不到位等問題,因此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存在較高的環境風險、社會風險和治理風險,并且應對ESG風險的準備不足,因而在新興市場進行投資決策時,將國家和公司層面的 ESG因素納入考量可以較為明顯地改善投資業績。而大部分成熟市場國家的市場制度較為完善,ESG投資體系較為成熟且ESG風險較低,所以與普通投資相比,在成熟市場進行ESG投資并無明顯優勢。
(二)完善我國ESG投資體系的建議
盡管在資本市場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和地區, ESG 投資已被大多數投資者所接受。但由于我國 ESG投資的發展剛剛起步,目前主要是依賴監管部門和相關組織推動發展,大多數市場參與者還沒有充分認知ESG投資,因此,我國ESG投資的發展面臨著許多問題有待解決和完善。
第一,缺乏ESG投資意識,信息公開度較差。首先,雖然我國目前有少數較為成熟的上市公司愿意主動了解ESG理念、披露ESG信息并改進公司ESG表現,但由于沒有統一的披露標準,ESG信息質量良莠不齊。其次,大部分投資者自身缺乏對ESG投資的價值認知,仍未意識到ESG投資的長期優勢,在投資決策中沒有充分考慮ESG因素。
第二,ESG相關政策尚需完善。我國雖對公司 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在逐步加強,但仍未制定明確的ESG信息披露政策,所以須進一步完善ESG相關政策,加強監管引導,加速推動ESG投資主流化發展。
第三,缺乏本土化 ESG 指標體系。雖然國外 ESG指標體系較為成熟,但并不完全適用于國內的市場環境。當前我國雖就ESG信息的披露作出了基本規定,但未對具體指標的披露作出統一要求,上市公司對ESG指標的披露各有不同,所以亟須建立統一的具有中國特色的ESG指標體系。
鑒于國內ESG投資發展中面臨的一些問題,在此提出幾點完善我國ESG投資體系的建議。
第一,完善ESG投資制度框架。我國應加快完善ESG投資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實現ESG信息的強制性披露。加強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能更好地推動ESG投資的發展,全面完整的ESG信息披露不僅可以使投資者盡量避免因信息缺失而作出錯誤的判斷,而且能引導資本市場的綠色化,促進我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二,鼓勵資本市場參與主體踐行 ESG 理念。進一步落實市場層面的 ESG 實踐,最大化地促進 ESG投資對實體經濟效率的改善。首先,機構投資者作為資本市場的主要一員,推動機構投資者的 ESG實踐能夠增加ESG投資規模,進而對我國ESG 投資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其次,要引導上市公司改善ESG表現,進而降低我國資本市場的非財務風險,推動我國資本市場永續發展。
第三,建設本土化的ESG投資指標體系。結合國內資本市場發展現狀,參考國外成熟經驗,推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ESG評級體系和數據庫,通過專業的第三方評級機構搜集和處理上市公司的ESG信息,為ESG相關的金融產品創新提供數據支持,為投資者踐行ESG投資提供決策依據。
第四,加強對ESG投資的宣傳。要充分利用眾多新媒體平臺宣傳 ESG 投資理念,提高投資者對 ESG投資的理解和接受度。同時,通過舉辦培訓、講座和論壇等線下活動,鼓勵更多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上市公司和媒體等積極參與,就ESG投資展開交流,從多方面宣傳和推廣ESG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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