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理合同糾紛的裁判路徑

　　摘 要：近年來，由于我國金融監管機構不斷加強金融風險管控，企業融資難問題普遍存在。 尤其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亟待解決。 金融市場出現了許多披著保理融資的外衣， 但其實質均為金融借貸的亂象。 審判實踐中對于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質界定、法律關系認定、應收賬款轉讓與通知等問題仍然存在困境。保理合同作為《民法典》唯一增設的典型合同彌補了我國保理合同的“立法真空”，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司法實踐的需求，值得肯定。 但是在體例規范與法律內容上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筆者通過梳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以“名為保理實為借貸”的案例審判路徑為視角，結合《民法典》合同編的相關內容，旨在為司法裁判中保理合同糾紛規則的建構與審理路徑提供一定的思路。

　　本文源自程雪雪， 江蘇商論 發表時間：2021-05-20《江蘇商論》雜志，于1984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32-1076/F，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商企管理、商業教育、熱點探討等。

　　關鍵詞：保理合同;借貸合同;裁判規則;入典

　　一、保理合同概述

　　(一)保理合同的定義

　　保理業務在我國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保理合同糾紛也隨之增多，但是相關配套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卻不完善， 在司法裁判中存在諸多實踐難題。 為了回應保理業務發展中的問題，《民法典》用 9 個法律條文將保理合同從無名合同轉變為了有名合同，保理合同有名化、典型化將進一步解決司法裁判中有關保理合同性質認定、法律適用、權利義務分配、責任承擔等難題。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條確立了保理合同的定義：“保理合同是應收賬款債權人將現有的或者將有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資金融通、應收賬款管理或者催收、應收賬款債務人付款擔保等服務的合同。 ”這是立法首次對保理合同做出定義，具有歷史性意義。 但是搜索相關案例以及國際立法文件等可以發現，該定義并不能完全解決實踐中有關保理合同認定的問題。 《國際保理公約》規定在保付代理合同項下保付代理人應履行融資、管理、催收應收賬款以及壞賬擔保等至少兩項職能，且該轉讓通知應該送達受讓人(1)。

　　《國際保理公約》的定義是較為合理與全面的。我們不妨將保理合同的交易形式定義為 1+N(X)， “1”即是指其核心——應收賬款的轉讓，N 是對保理商功能的數量限定，只有當 N 大于等于 2 即保理商提供兩種以上的服務時(2)，保理合同才成立;X 指代上述保理商提供的具體功能。 在實踐中，有學者認為應遵守合同自由原則，不應該限定 N 大于等于 2，只要 N 大于等于 1 即只要保理商提供上述職能之一即成立保理合同，符合保理合同的法律特征。 筆者認為保理合同應該明確保理商至少提供 2 項的職能才算符合保理合同的法律特征，才能成立保理合同。 因為如果債權人轉讓應收賬款債權給保理商，保理商只給債權人提供融資，對于債務人是否償還應收賬款在所不問，此時保理商提供融資的對價確為應收賬款的轉讓，這在實踐中容易演變成金融借款合同。 而往往在這種情形下保理商為不具備貸款條件的金融機構，使越來越多的保理商開始從事不符合經營特制的活動，造成金融市場的混亂。

　　(二)保理合同的法律構造及特征

　　保理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典型合同，與其他幾種典型合同存在較大的差別。 保理合同涉及多重法律關系，理清保理合同中存在的法律關系對于解決保理合同糾紛問題具有指引作用。 保理合同是系列組合的合同模型，涉及兩個獨立的合同與多重法律關系， 不同的法律關系所涉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也不同。 保理合同涉及的合同法律關系包括應收賬款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基于貨物(服務)買賣合同形成的基礎合同關系、保理商與基礎合同賣方的債權轉讓與融資服務關系、保理商受讓應收賬款債權與基礎合同買方之間繼得的債權債務關系以及擔保關系等。

　　保理合同的法律構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彰顯了保理合同的特征。 保理合同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主體的特定性、標的的特殊性以及法律關系的多樣性方面。 關于保理合同的主體特殊性主要體現在對保理商的身份限定。 在分析保理商主體限定性以前對保理業務在我國的發展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保理商身份限定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在我國最先開展保理業務的主體是中國銀行(3)，《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也規定可以開展保理業務的銀行一般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準設立并開辦保理業務的銀行業金融機構(4)。 隨著保理業務在我國的快速發展，其他商業機構也開始涉足保理業務，但是無一例外的對保理商的身份進行了限定——以公司的形式設立、有一定的注冊資本、經過批準以及表明“商業保理” 的字樣等。 可見，我國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對商業保理公司的設立設置了一些準入性條件，究其原因是保理業務法律關系的復雜性以及作為新型融資在我國發展時間有限， 對其探索還在進一步進行中。 限定保理公司成立的條件，有助于引導保理業務在我國良性發展，營造良好的金融融資環境。

　　保理合同以應收賬款轉讓為核心，這是保理合同區別于借款合同、債權轉讓合同等其他典型合同最重要的特征。 保理合同中的應收賬款債權與民法中的債權有著本質的差別。 首先，在基本內涵與適用范圍上(6)，《國際保理公約》和《國際保理通則》對應收賬款的范圍限定于貨物銷售和服務合同所產生的應收賬款。 因此，應收賬款主要指合同債權、金錢債權。 普通債權既包括金錢債權也包括非金錢債權，既包括合同債權也包括基于侵權行為、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而產生的債權(7)。 其次，二者屬性不同。 從保理融資的特性來闡述，應收賬款作為保理合同的核心要素，對于保理商是否提供融資款給債權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比如保理商會預先考察應收賬款的真實性、可轉讓性以及債務人的清償能力，這是在金融融資視角下進行的(8)。 而在普通債權轉讓過程中，債權人可以將合同的權利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第三人，根據合同性質、當事人約定、法律規定不能轉讓的除外。 應收賬款債權轉讓卻沒有上述限制，此外，普通債權只能基于現實已經發生的債權進行轉讓，而應收賬款不僅包括現有的還包括未來可能發生的應收賬款(9)。 綜上，債權與應收賬款存在較大的差異，在保理合同中，應收賬款債權轉讓可以適用債權轉讓的部分規定但是也不能等同。

　　二、“名為保理實為借貸”司法裁判路徑分析

　　保理合同糾紛系新型糾紛，將其處理好具有重要意義。

　　(一)明確保理合同法律性質的界定

　　隨著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對保理合同的性質有多種說法。 筆者從學術理論界以及司法裁判中選取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闡述，旨在對于清晰界定保理合同法律性質、 明確保理合同法律關系、理清訴訟請求，合理保障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有一個明確的界定(10)。

　　在學術理論界，關于債權讓與學說一直占據主流，主要是從保理合同的交易特點進行分析——即國內保理合同交易特點與債權轉讓的契合點在于保理合同中的應收賬款(11)。 保理合同在《民法典》出臺以前屬于無名合同，在法律的適用和法院裁判過程中往往尋不見確定的裁判依據，而債權讓與的相關規定對于解決保理合同糾紛具有指引作用。 本次《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九條規定“本章沒有規定的，適用于債權轉讓的相關規定(12)。 ”在一定程度上也認可了保理合同具有債權轉讓的性質(13)。

　　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開始提出新的見解，保理合同的性質因保理有無追索權而異。 無追索權的保理實為附有特種買賣約款的債權買賣，保理人受讓應收賬款并且承擔壞賬擔保的功能。 有追索權保理合同中，保理商在得不到清償時可以向讓與人請求償還差額， 故此項融資款具有借款的性質。 “究其性質可以認為，保理合同的本質體現為債權讓與和以上任一偶素的組合(須有組合，但必須有組合)，可歸為混合契約中的并向結合契約。 ”在《民法典》出臺以后，有學者從典型合同主給付義務的角度分析保理合同的性質，認為不僅應該把保理合同中轉讓應收賬款作為主給付義務，而且保理業務中出現的其他功能也應該視為保理合同的主給付義務加以規定，認為“是以合同形式表現的應收賬款轉讓與綜合性金融服務的疊加，具有混合合同的屬性。 ”隨著保理業務在我國的快速發展，司法實務界對于保理合同的認知也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在認定保理合同性質時不再僅僅考慮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這一個因素，而是會結合雙方簽訂的《保理合同》約定的內容加之考慮案件事實，認識到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同時包含了債權轉讓、金融借款、應收賬款催收等多種法律關系，是同時包含多個有名合同和無名合同關系的混合合同，并非單一的債權轉讓合同，案由應當確定為合同糾紛(13)。 若單純確定本案為債權轉讓合同糾紛則只是看到了保理合同中債權轉讓的單方面特征，對于保理合同以商品銷售為基礎、以提供融資服務為合同目的的其他屬性沒有全面涵蓋(14)。

　　筆者認為，將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質界定為混合合同，可以區別于借款合同、債權讓與合同。 借款合同僅僅注意到了保理合同的融資屬性，卻忽略了應收賬款轉讓、催收、管理、壞賬擔保等功能。 債權讓與只是關注到了應收賬款轉讓的核心，但是同時忽視了保理合同的其他功能特性。 《民法典》合同編將保理合同確立為典型合同，有助于解決司法實務中因保理合同自身復雜性、權利義務多樣性而造成的對于對保理合同糾紛定性困難、 法律困難的局面，保理合同入典“成為我國民法上首個混合合同的立法樣本，開創了將混合合同確立為典型合同的立法先河(15)。 ”

　　(二)審查基礎合同的交易背景——探究當事人的真意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意思表示真實。 在司法實務中，不乏合同雙方當事人為了各自目的，相互合謀實施應收賬款轉讓行為，在認定合同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時應該探究雙方當事人的真實目的，若能證明各方當事人明知案涉應收賬款項下的基礎合同均無真實交易，則應該應按虛假意思表示所隱藏的真實的借款法律關系處理(16)。 但是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在司法裁判中也存在著爭議，依據《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從事商業保理業務的企業不得從事下列活動：發放貸款或受托發放貸款;保理公司開展此種名為保理實為借貸之業務已違反上述強制性管理規定，據此應認定案涉合同雙方當事人間借款關系無效(17) ”。 因為事實上保理和貸款業務具有融資屬性上的同質性，保理人的業務通常具有針對不特定融資者需求的經營性特征，加之對維護金融管理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等因素的考慮，應否定合同效力(18)。 持異議觀點的學者認為該規定性質上屬于部門規章， 是銀行業內部的管理性規范，而非效力性規范，該規范不能作為認定依據(19)。 我們認為，《合同法》規定的無效事由不能輕易否認該真實交易的有效性，應該按照真實的借款合同進行審理。 之所以案件訴到法院是因為雙方當事人之間有糾紛亟待解決，若輕易判定合同無效，糾紛仍然未解決，當事人再訴不僅會浪費法院的司法資源也會增加當事人的訴累，于情于理都有所不當。

　　此外，基礎合同真實性問題還涉及到保證人以及保理商相關法律責任的承擔。 司法實踐中保證人往往以保理商未盡審查義務，未能審查出應收賬款虛假為由主張免責。 關于保理商是否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則一般需要考慮以下問題：保理商是否盡到了合理的審慎檢查的義務以及如何確定 “審慎檢查”的范圍。 其次，《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條規定 “保理商明知的除外”中“明知”的法律界定。 首先，保理商在司法實踐中的檢查一般為形式審查，即要求債權人須根據保理商要求向保理商提交基礎貨物或者服務合同，經核實與原件無誤的發票、證明基礎合同確已履行的文件證明以及簽訂《應收賬款質押/轉讓登記協議》《應收賬款債權回執確認書》、檢查合同印章的一致性與真實性、深入公司進行調查等方式進行，一般在此程度上認定保理商已經盡到了合理的審慎檢查的義務。 若由于債權人與債務人合謀虛構基礎合同、 隱瞞相關債權轉讓事實、虛開增值稅發票等行為，保理商沒有知悉的可能性也不能認定是保理商的過失。 其次，關于保理商“明知”是否可理解為保理商“應當知道”的問題，因為基礎合同是否存在只有雙方當事人最為清楚，如果合同存在的外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且已經向保理商提供文件證明， 則不應該為保理商設定較高的義務，不能將“明知”推定為“應當知道”。

　　(三)形式要件

　　在司法實踐中的審理要點圍繞應收賬款這個核心進行，其中基礎合同是否存在對于保理合同的成立以及效力問題有著較大的爭議。 對于此類案件的判定，上下級法院之間、法院與法院之間認定的理由不盡相同。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并沒有將保理業務作為一類案由，司法實務中往往會出現將涉案合同認定為保理合同，并不實質性地進行審查認定，其理由也是為了明確涉案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 這類案件往往得不到當事人認可，上訴率極高。 二審法院由于具有更高水平的審理能力，因此在審判中會剖析合同真實的法律關系。 面對基礎合同虛假是否影響保理合同法律關系時一般認為：案件所涉保理合同法律關系因不存在真實、有效的應收賬款而失去了有效成立的前提與基礎，所以保理合同法律關系未能依法成立。 一審法院雖然在案由缺失的情形下認定為借款合同有助于解決雙方的權利義務糾紛，但是并沒有認識到保理合同的本質，屬于“歪打正著”。 二審法院由于認識到了保理合同的綜合性特征同時考慮到了當事人之間的真意，具有可取性(20)。 由于沒有統一的裁判標準，有的法院認為基礎合同的存在是保理合同締約的前提(22)。 但是，二者并非主從合同關系，而是相對獨立的兩個合同。 基礎合同無效或者不存在并不一定導致保理合同法律關系不存在，若保理商盡到了合理審查的義務，且有理由相信基礎合同存在， 則不能以此對抗善意的保理商;如果保理合同不存在《合同法》規定的無效情形，則應該認定保理合同有效(21)。 除了要探究雙方當事人的真意以外，還應該考察合同雙方當事人的行為方式。 在卡得萬利案件中福建省佳興農業有限公司與卡得萬利商業保理有限公司(原名卡得萬利商業保理 (上海) 有限公司) 等借款合同糾紛上訴案中((2015)滬一中民六(商)終字第 640 號判決書)，保理合同當事人在《商業保理申請及協議書》中約定，在債權人獲取卡得萬利保理公司融資款項后，即使相應將來債權未實際發生的，債權人并無回購該種債權之合同義務，據此可認定本案雙方當事人間系無追索權之商業保理法律關系。 但依一般商業慣例及相應國際規則， 在無追索權之商業保理法律關系中，債權未能轉移的風險由保理商承擔，債權人已經退出了原有的債權債務關系，保理商受讓應收賬款債權成了新的債權人。 但本案中，債權人出讓本案所涉將來債權后，仍需以定期定額方式向卡得萬利保理公司承擔相關融資款的還款義務。 即無論應收賬款是否實際發生，均不影響債權人上述還款義務的承擔。 這在實質上導致相應信用風險并未發生轉移， 顯然與無追索權之商業保理法律關系不符。因此認定雙方之間并未成立保理合同。 關于保理合同的法律構造以及交易模式也是判斷實務中是否構成保理合同還是金融借款合同的重要參考。

　　三、結論

　　《民法典》 將保理合同納入合同編使其成為典型合同具有時代性意義。 合同當事人以及法官就可以依據典型合同框定的范疇展開各項活動。 關于保理合同法律性質的認定、 未來應收賬款的轉讓、法律適用等司法難題有了相對明確的指引。 但是司法實踐中的案例和難題日新月異，司法實務中不可能僅僅靠著 9 個條文就試圖解決保理合同糾紛出現的各種難題，對于保理合同相關的司法解釋以及配套的監管措施也應該盡快提上日程，保理合同的法律規范要進一步完善，這樣才能保證司法實踐難題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