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人工智能時代的發展模式創新

　　摘要：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改變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的基礎及環境，具有協同化、連續化、智能化等優勢，同時也對現有的文化發展模式產生了強烈沖擊。依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樣態與內在屬性，可劃分為制度化發展、商業化發展、社會化發展以及組織化發展，不同類型的發展模式在人工智能時代面臨著不同的機遇與挑戰。人工智能將驅動不同類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轉型升級，從碎片化轉向協同化、從隱蔽化轉向透明化、從間斷化轉向連續化、從模糊化轉向清晰化。人工智能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從長遠來看必將逐步融入人類文化行為之中，進而或明或暗地影響文化的發展模式。

　　本文源自中原文化研究,2020,8(04):36-42.《中原文化研究》本刊秉持科學理性、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恪守學術道德，以深入挖掘整理中原文化資源、傳承弘揚華夏歷史文明為立足點，兼及中國文化建設及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理論與實踐問題，努力打造國內文化研究的高端學術平臺，展示當代學人的思想與探索，以期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貢獻力量。主要欄目：中原思想文化、河洛文化研究、華夏文明探源、地域文化研究、文化理論研究、民間文化研究、學術思想評論、域外視角、文化產業研究。

　　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社會各行各業都面臨著解構與重塑，如何做好人工智能與行業結合成為當下學界討論的重點。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領域中，文化的發展模式一直是學界關注的核心問題。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人工智能的結合，無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的重要著力點。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方式也發生著重大轉變。從技術推進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與范式也開始發生改變，這便是庫恩的“范式轉移”1。依據此概念，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既有概念、理論、假設、法則等不再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特征與變革路徑，進而迫使行為主體與相關行業做出本質改變2。從文化發展模式的意義與作用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深深根植于民眾生活之中，并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1]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發展之基石，有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當前中華民族的責任。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大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呈現出怎樣的樣態?其發展模式表征如何?其內部屬性與外部環境之間的構成性存在對其轉型之路有何影響?上述問題理應成為當代學者關注的重要問題。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相關研究

　　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見證了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輝煌歷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能夠有效幫助中華民族走向更加繁榮強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社會治理等，還存在需要協調適應的地方。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201-203人工智能的發展能否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模式產生一種臨界點之作用，并使得今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模式產生巨變，不僅具備深刻的理論意義，其背后更隱藏著深遠的社會意義，這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需要在對于已有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梳理與評述的基礎上，構建出相應的研究分析框架，以期實現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而細致的研究。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進行傳承與創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議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議題，以及本文所關注的人工智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議題等方面。

　　第一，關于社會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相關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辯證地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將這一辯證關系概括為“四個堅持”，即堅持積極揚棄，堅持全面理解，堅持發展，堅持創新3。在談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時，有學者認為兩者既有強烈的契合性與通約性，同時又存在一定的地位差異。馬克思主義始終以特定的立場、觀點以及方法，貫穿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過程4。這與韓振峰等人關于中國共產黨優秀傳統文化觀的演變與創新等研究結果較為一致：中國共產黨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形成了一系列科學的思想、觀點和方法5。這些思想與方法在當下表現為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可以認為，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繼承與發揚，也是文化傳承保護實踐探索的理論成果，同時它將指導今后的文化保護與發展實踐6。

　　第二，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與創新方面的研究。就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同志曾經在多個場合發表過重要講話，可將其概述為“兩有”“兩相”“兩創”三種方針。“兩有”是指“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兩相”是指“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要與現代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兩創”是指“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7。“兩有”“兩相”“兩創”這三種方針，為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提供了方法指導以及理論創新的根本遵循。習近平同志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應建立在充足的理論依據基礎之上8。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該論述的合理性也愈發明確，其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也愈發凸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是將其融入日常生活和文化創造的環境之中，同時也應加強與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要抓住互聯網科技發展的契機，將科技創新與文化發展進行深度融合9。習近平同志提出“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戰略后，許多學者對該方針的基本內涵、理論依據以及實施方法等進行了學理闡述(10)。

　　第三，關于人工智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的研究。此類研究成果目前相對而言還比較匱乏。例如，有學者認為，以“計算機視覺技術”學習傳統技藝，能夠在提升效率的同時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大眾化。與此同時，加強對機器學習、大數據等技術的運用能夠幫助優秀傳統文化個性化創新以及確保其弘揚的精確化..10。有的學者認為，將情緒與現代人工智能進行融合，提出“用和合學的理論思維以觀情緒中和，人機的情緒思維與中和思維可以互相圓融，而能達到至善境界，并能化解人研制的類人機器人情緒、情感方面的各種危機，以人類卓越的智慧使類人機器人的情緒處于中和境域”..11。有的學者則從社會參與視角入手，論述了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的機遇及其路徑。他們的研究成果認為，通過政府主導、組織協同、大眾參與等方式能夠激活廣闊的文化消費市場，取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共贏的局面，最終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傳播..12。

　　綜上所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與發展得到了國家層面的大力支持，同時也被多個領域的學者關注。目前來看，相關研究存在諸多缺陷：一是雖有既往成果關注到人工智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議題，但卻缺乏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類型的細分，以至于在探討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影響時過于籠統，沒能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二是相關研究成果缺乏人工智能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的理論分析，未能將兩者置于時代背景下深入探討，也未能刻畫出兩者之間的關系。三是相關研究未能明確在人工智能時代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趨勢及其表征。

　　二、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影響

　　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影響，并不能一概而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不同形態受到人工智能影響的程度，也無法進行統一判斷。可以嘗試借助類型學思維，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細分為制度化發展、商業化發展、社會化發展以及組織化發展四大類。制度化發展主要是指以政策文件、法規條令等形式，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進行指導的方式，此為行政科層制下的發展模式，且在中國普遍存在，理當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但是，由于政府條令重疊或是目標手段沖突等原因，會造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出現碎片化趨勢。商業化發展模式是由市場主導、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其特征是成本與質量兼具。由于文化經濟的特殊性，該模式普遍缺乏社會效益，喪失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獨特的意識形態意義。商業化發展模式主動將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推向市場，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從隱蔽走向更快捷、更高效的透明模式。社會化發展模式是以全社會普遍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發展模式，其具有的文化自省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制度化發展中存在的缺陷，且對商業化發展模式具有較強監督性，是彌補“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有效工具。也正因為社會化發展模式的存在，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近乎全員參與，從而推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從間斷化轉向連續化。組織化發展模式是以小規模團體為主、偏向公益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以政府、市場以及社會大眾等多元化主體共同組成，盡管該模式具備多種優勢且越發受到推崇，但其也面臨著內容、目標以及細則模糊化等問題。

　　人工智能的本質是一種信息技術，但其具有知識性與技術性兩種形態，技術性是知識性形態的外化，因而人工智能更多地給予人們一種技術性形態感受..13。人工智能能夠以其技術形態改變現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以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良好發展。在理論層面，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影響優勢表現為以下幾點：一是協同化。人工智能通過自身信息技術優勢，對散布于全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信息識別，挖掘出同一類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邏輯及其社會網絡關系，進而為各地文化發展的決策提供重要參考。二是連續化。通過對以往發展模式的甄別，利用大數據模型預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未來發展路徑，使其得以連續化進行。三是智能化。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智能化篩選分類，并進行信息匹配，擬合出具備商業化發展能力以及社會化效益發展的選項，從而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更加智能化與精細化。隨著人工智能從弱AI時代逐步向強AI時代發展與轉變，受其影響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也將迎來重大改變。鑒于此，嘗試搭建相關研究框架對該現象進行分析，并以圖例分析框架討論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的影響(見圖1)，是值得探索的研究方法。

　　三、人工智能驅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轉向

　　隨著我國由弱AI時代逐步走向強AI時代，技術帶來的先進生產力也將逐步放大，“技術的進步往往會解決一些當前看似無解的問題，只是人類往往容易低估技術增長的潛力”[3]313。人工智能將驅動不同類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轉型升級，在迎合社會需要的同時，也作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第一，制度化發展：從碎片化轉向協同化。人工智能的發展時刻影響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制度化發展模式，其對政府組織、法令條例、權力運行、文化決策乃至監管方式等都會產生較為強烈的沖擊，促進政府內部的相關文化組織部門結構不斷趨于扁平化、一體化、協同化，最終利于制度性文件更加趨于協同性。以往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碎片化文件有如下特征：一是文件制定過程垂直化。自上級傳達指導思想到基層文化部門，基本是一種垂直過程。而留存于民間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體形態及其發展現狀，需要基層文化部門去搜集、采集、分析之后，再進行相關文件起草，并在此之后返回上級審閱。這種垂直式的科層制存在保護滯后、缺乏精準、協作性差等問題。二是文件制定重復化。由于文件制定的過程是垂直化形式，從上至下各級政府部門的文件總是在原始文件的基礎上進行再闡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件內容重復，不僅存在信息獲取偏差，而且容易導致出現多級文件碎片化等現象。

　　圖1人工智能促進傳統文化發展模式轉變

　　人工智能驅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制度化發展模式轉型，由碎片化轉向多級協同化發展，主要可以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政策文件獲取信息協同化。人工智能有助于信息共享，一方面在沖擊政府文化部門組織內部隔絕狀態時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在制度化文件的制定中通過將信息置于平臺共享的形式，實現制度化文件協同制定。二是政策文件標準協同化。由于各組織部門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現狀，存在判斷標準不一致，但又傾向于以該部門的判斷制定相應文件，導致文件制定的標準也有所差異。人工智能可以通過將各級組織部門的標準公開計算后，基于大數據基礎對政策文件的制定標準進行整合與優化，最終能夠為各級組織部門提供一個較為客觀且符合現狀的發展標準。三是政策文件制定方式協同化。以人工智能方式對制度性文件制定信息來源、標準的協同化處理，以問題處理為導向，將措施與目標進行協同計算。可以判斷，人工智能還將驅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制度化、發展模式的公共化、供給手段與方式的協同化。

　　第二，商業化發展：從隱蔽化轉向透明化。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的影響還體現在商業化發展方式上。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夠加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市場供給，另一方面也能促進更多優質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改進轉化方式以適應市場需求。以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經典詠流傳》為例，其作為中央電視臺傾力打造的高品質創新類文化節目，旨在為全國人民奉上一道文化大餐。在將經典詩詞與音樂結合之后，提供了多種詩詞唱段以供觀眾選擇。通過AI聲音模擬，可以單獨為每位觀眾匹配聲音，觀眾可以通過設備加工后聽到自己聲音演唱出的詩詞。此外，節目中還以虛擬影像技術合成主持人形象，以達到節目與觀眾進行互動的效果。這種語音識別和影像合成的人工智能技術，在展示、傳播中華優秀詩詞文化的同時，也能為觀眾提供個性化服務，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及其商業化發展至關重要。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商業化發展模式里，不僅信息提供依賴于大數據平臺，其文化資本的開發模式、服務過程都將變得越發透明化。

　　人工智能驅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商業化模式，由以往隱蔽化創新走向透明化創新，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文化資源到文化資本再到文化產品的過程逐步透明化。由此可見，人工智能驅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商業化發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幾個層面：一是從文化資源到文化產品的過程透明化。人工智能通過程序設置，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商業化發展模式，從資源到產品的整個過程不斷加以透明化展現。這與以往的開發模式大相徑庭，以往開發模式主要依靠個別人才的大腦，而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商業化開發依靠大數據平臺，通過對文化市場需求的調研，來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商業化發展尋求最為合適的開發路徑。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要素精準化。透明化的支撐形式之一，便是需求資源的各項元素精準化排列，以便于更好地應對市場。文化要素精準化能更好地適應人工智能的算法與預測。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情感化。情感需求是人類最為基本的需求之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商業化需要切中市場的情感需求，一方面能夠更好地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另一方面能夠精確地喚起受眾的內心世界..14，更好地幫助受眾理解文化資源到文化產品的過程。

　　第三，社會化發展：間斷化轉向連續化。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化發展。具體而言，最初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化發展模式，主要依靠社會中的個別主體進行傳承與創新。例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認定之前，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依靠傳承人進行自覺傳承與發揚。但在人工智能大規模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后，其局面煥然一新，人工智能所攜帶的技術性、效率性、范圍性等特征，將大規模改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有的發展局面。從橫向來看，一方面主要表現為建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庫，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模擬并儲存相關文化資源。繼而，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存與信息共享，能夠有效推動其長遠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對已儲存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進行連續性開發，如將民間故事合成圖像進行圖像化、戲劇化合成展演，使得文化資源得以不斷闡釋，打破以往間斷化闡釋的藩籬。從縱向來看，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社會化發展模式，還在于其擴布性。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處理后，再將其投入各大社區及相關機構，鼓勵社會成員傳承與發展，這與以往個別行為主體的發展與傳承模式有較大差異。該模式具備異地展演特征，能夠幫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迅速擴散，使其介于在地性與非在地性之間。

　　人工智能驅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化發展，從間斷化轉向連續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資源數字化。人工智能擁有的數字化技術能夠幫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變為數字化資源，進而方便其迅速傳播。通過對各地文化市場的檢測，匹配出具有連續化發展趨勢的文化資源，并以動員個人、組織等方式，達到時間上連續化傳承與創新的同時，也起到空間上的連續化發展。二是文化資源獲取便捷性。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化發展的影響之一，便是通過文化資源便利獲取或是平臺分享的形式，從源頭上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擴布，進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連續化發展。

　　第四，組織化發展：從模糊化轉向清晰化。人工智能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組織化發展模式，從模糊化到清晰化轉向。時下，許多組織開始著力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然而多數文化發展組織存在組織結構設置不合理、活動周期不穩定、傳承目標模糊等問題。例如，民間曲藝的組織化發展問題，主要有宣傳隊伍組織化、藝人組織化等形式..15。然而，依靠陳舊的組織化手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地方曲藝的傳承問題，卻依然沒能解決民間曲藝的創新發展問題。一項關于步態的研究，似乎可以給上述組織化發展模式一些啟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和西班牙馬德里大學的研究者，對步態識別進行了相關研究。他們將每個人的步行動作分解為24種因素，這些因素基本構成了每個人獨有的行走方式。為識別每個人的步態，研究人員搜集了來自127個國家不同個體的近20000腳步信號，創建數據庫來進行訓練，最終訓練出來的步態識別準確率高達99.3%..16。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部而言，似乎通過對曲藝這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步態、儀態、聲態的捕捉，以及建立相關數據庫，進而通過精細計算，首先能夠解決戲曲類優秀傳統文化的內部演出組織問題;其次能通過對原有數據的學習與訓練，結合文化市場的需求數據，進行步態、儀態以及聲態的創新試驗。進而通過試驗，力圖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部組織更加清晰化。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外部組織化而言，通過大數據分析與預測，解決各個組織的結構設置，預測表演周期及其表演規模，推動個別組織的結構、表演時間以及規模更加清晰化，助力組織化結構調整，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織化發展模式，從以往的規模不明等狀態轉向清晰化。

　　人工智能驅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組織化發展模式，從既往的模糊化轉向清晰化，不僅在于組織內部結構的優化與調整，還在于對文化展演者的清晰化，更在于從組織外部世界推動其形象的清晰化。具體而言，首先是合作主體清晰化。人工智能能夠有效地記錄組織內部各個行為主體的責任與義務，并能夠從多個維度對組織活動進行優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優秀傳統文化組織化發展的清晰性轉向。其次是活動內容清晰化。人工智能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演的內容，進行目標階段劃分，并依據各個行為主體的具體責任優化，以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演內容的有序進行。最后是組織活動自動化。通過對以往組織活動數據的分析，人工智能能夠有效建立與預測未來傳統文化活動的時間以及規模，較之于以往的人力策劃活動，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清晰傳統文化活動的組織過程與預期目標。

　　結語

　　正如喬治·巴薩拉所言：技術和技術發展的中心不是科學知識，也不是技術開發群體和社會經濟因素，而是人造物本身..17。在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當下，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潛力是巨大的，尤其隨著視覺計算、語音識別等技術的推進，能夠使人類“不僅贏得休閑和娛樂，還從發現和創造以及愛、友好和社群中獲得深深的滿足”[4]。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的推動與創新為研究主題，可以說明確了人工智能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中的影響：首先，人工智能將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制度化發展模式的協同能力。其次，人工智能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商業化從隱蔽性創新轉向透明化，從而使得受眾更好地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資源到產品的過程。再次，人工智能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化發展模式，以間斷化形式走向連續化，進而更好地推動傳統文化社會化發展進程。最后，人工智能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組織化發展模式不斷迭代更新，在作用于傳統文化組織活動的同時，也作用于組織內外部，最終達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組織化發展從組織模糊化轉向清晰化。由此，人工智能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其本身所具備的哲學與技術雙重意義，能夠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臨界值，可以為今后發展積累相關經驗。

　　人工智能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存在多個維度。以類型學視角為例，在搭建相關分析框架后，討論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的影響，也會存在一定的偏誤與局限：可以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劃分得更為細致，以便更為精確地討論其影響與結果;在討論人工智能如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模式時，目前還缺乏多種案例支撐。未來研究可以不斷增加人工智能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案例來進一步討論，一方面能夠增強數據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能夠從案例中歸納出相應的概念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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