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建金磚新評級機構的動因與困境

　　【關鍵詞】金磚國家;金磚新評級機構;金磚合作;制度建設

　　《模式識別與人工智能》簡介：模式識別與人工智能主要發(fā)表和報道模式識別、人工智能、智能計算機及智能系統(tǒng)等方面研究成果與進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穆迪)、標準普爾公司(標普)、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惠譽)等西方主導的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暴露出一系列缺陷，國際上關于改革三大評級機構的呼聲日益高漲，其中，建立金磚新評級機構就是改革方案之一。在建立金磚國家新開發(fā)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這兩塊金磚國家務實合作的“金字招牌”之后，創(chuàng)建金磚新評級機構能否成為金磚國家務實合作的第三根支柱?2016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在印度果阿峰會上提出，“為進一步加強全球治理架構，我們歡迎專家探討設立一個市場主導、獨立的金磚國家評級機構的可能性”。

　　2017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峰會宣言進一步指出，“我們贊賞金磚國家成員國的開發(fā)銀行簽署關于銀行間本幣授信和信用評級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但2018年金磚國家領導人約翰內斯堡峰會宣言和2019年巴西利亞峰會宣言中，再也沒有提及創(chuàng)建金磚國家新評級機構的倡議，反映出該倡議在金磚國家合作進程中動力不足。本文旨在探討金磚國家建立新評級機構的動因及其面臨的困境。

　　西方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缺陷

　　所謂信用評級是指使用符號表示各種金融產品不同的信用風險等級，即表示能否按照最初的交易合同規(guī)定向投資者償還本金并支付利息的可能性。誰位居信用評級行業(yè)壟斷地位誰就掌握了對金融產品的定價權。信用評級業(yè)務最初是從商業(yè)信用評級開始，后來逐漸擴展到公司、金融機構、地方政府和主權國家的信用評級。1909年，美國人約翰·穆迪(John Moody)創(chuàng)辦的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首先運用評級方法對鐵路債券進行評級;1913年，穆迪開始對公用事業(yè)和工業(yè)債券進行信用評級;1922年，標準統(tǒng)計公司和1924年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也開始對工業(yè)債券進行信用評級。

　　1941年標準統(tǒng)計公司與普爾出版公司合并成為標準普爾公司。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將穆迪、標普、惠譽認定為“全國認可的統(tǒng)計評級組織”(NRSRO)。由于評級行業(yè)的基礎是債券市場的規(guī)模和吸引力，三大評級機構借助美國債券市場在全球債券市場中的絕對優(yōu)勢地位，開始壟斷國際評級行業(yè)。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危機形成和傳導過程中的負面作用凸顯，遭到國際社會廣泛批評。2010年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先是未能察覺到希臘等國的主權債務風險，維持對這些國家“AAA”的高信用評級;在危機爆發(fā)以后，又數次集中下調這些國家的信用評級，使得這些國家遭受巨大沖擊，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

　　西方三大評級機構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評級機構在經濟周期中起到順周期的作用，加劇了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經濟形勢較好時，評級機構不斷上調評級，導致市場過度樂觀，出現經濟過熱和資產泡沫;而在經濟出現衰退時，評級機構往往大幅下調評級，誤導投資者加重對形勢惡化的估計，擴大經濟的波動性。

　　二是評級機構的收費模式存在利益沖突。三大評級機構采用“發(fā)行人付費模式”，反映了評級機構商業(yè)化運作和保持獨立性之間的矛盾，評級機構容易受到利益驅使而偏向于發(fā)行人，引發(fā)利益沖突。[3]三是評級機構主權信用評級的方法和指標存在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它們從西方國家的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來設計評級指標，嚴重損害了國際信用評級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使其成為維護發(fā)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國家利益的工具。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危機形成和傳導過程中的負面作用凸顯，遭到國際社會廣泛批評。圖為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的標志。

　　評級方法和指標的缺陷是三大評級機構最實質性的缺陷。2008年9月，穆迪公布了《主權債券信用評級方法》，[5]提出從經濟實力、體制實力、政府的財政實力和國家對風險事件的敏感性等四大要素來對主權信用進行評級。經濟實力主要考察人均GDP、經濟增速和信貸泡沫等指標，以人均GDP而非GDP總量作為主權信用評級的基礎，明顯有利于西方發(fā)達國家。體制實力主要考察政治體制框架及其有效性，采取的主要測量指標則是世界銀行發(fā)布的世界治理指數(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簡稱WGI)，包括世界銀行法治指數、世界銀行腐敗治理指數和世界銀行政府效率指數等，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6]

　　2008年標普發(fā)布的《主權信用評級基礎框架》確定了政治得分、經濟得分、財政得分、外部融資得分和貨幣得分等五大評級要素。[7]其中，政治得分基本上是按照西方三權分立的制度模式來排序，強調權力制衡、政治參與和媒體獨立等。外部融資得分主要通過判斷是否發(fā)行國際儲備貨幣以及活躍交易的貨幣來判斷，這實際上是在強調儲備貨幣發(fā)行國可以采取超發(fā)貨幣的形式，用舉債融資能力來增強其主權債務的償還能力，把能不能借到新債作為測量償還舊債能力的標準，類似于美國國內銀行評估個人信用的方法。

　　貨幣得分主要考察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的可信度，測量指標則是通過定性打分的方式來判斷一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的市場化取向、中央政府是否發(fā)行大量固定利率本幣債券，以及通過定量打分的方式來計算以本幣計價的國內信貸和債券市場的市值。在這當中，以中央銀行獨立性、貨幣政策市場化取向作為測量指標，明顯偏向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制度。[8]

　　2010年8月，惠譽也發(fā)布了其《主權評級方法》，提出從結構特征、宏觀經濟、公共財政和外部融資等四個要素來衡量主權信用風險。[9]其中結構特征包括政治風險、銀行業(yè)狀況和抗擊不利沖擊的能力。與穆迪類似，惠譽對政治風險的考察，也采用了帶有西方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世界銀行治理指數。與標普類似，惠譽也是將政府的融資舉債能力作為衡量主權債務償還能力的重要因素，片面強調流動性對主權債務履行的保障作用，掩蓋了一些發(fā)達國家高額財政赤字可能會引發(fā)的主權信用風險，這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表現得較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