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功能評價與結構分析

　　摘要：國家公園群是青藏高原推動生態安全屏障與區域綠色發展協同提升的重要模式探索。深入研究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功能結構特征，是推進國家公園有序組織、協同建設的關鍵科學問題。本文綜合PSR評價模型、位序—規模法則、耦合協調度模型構建國家公園群功能結構識別評價方法，解析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多元功能類別、等級結構與功能結構特征。結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要維護內生和外延兩類關系，對內要促進生態保護、游憩利用和社區發展之間的利益合理配置，對外要通過單體國家公園之間的有序組織來推進生態安全屏障功能和區域綠色發展，在功能發揮的尺度跨越過程中處理好協同演化關系;②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生態保護、游憩和社區發展功能的重要性突出，科研和教育功能發展空間較大，Zipf指數表明多元功能等級符合位序—規模法則且呈現均衡發展特征，單體國家公園需根據特色定位強化其優勢功能項;③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各項功能之間的耦合度為0.7809、協調度為0.6227，呈較高強度耦合、中級協調狀態，單體國家公園的多元功能耦合強度及協調程度差異較大，呈現不同的功能結構特征，可分為全面協調型、優勢發展型、一般發展型和一般滯后型。本文深化了國家公園(群)功能評價研究，為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功能優化與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參考。

　　關鍵詞：國家公園群;功能結構;功能評價;青藏高原

　　陳東軍; 鐘林生; 樊杰; 虞虎; 楊定; 曾瑜皙， 地理學報 發表時間：2021-11-18

　　1 引言

　　青藏高原具有“世界屋脊”“第三極”之稱，是一個獨特的地理單元[1] ，不僅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域、中國與東亞氣候系統穩定的重要屏障，分布有豐富多樣、獨具特色的特殊生態系統類型和珍稀動植物種類[2] ，也是中國面積最大的集中連片深度貧困區，基礎設施薄弱、少數民族人口集中、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發展滯后[3] 。與其他國家公園相比，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建設與區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聯更加緊密。2017年習近平同志在致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的賀信中指出：“揭示青藏高原環境變化機理，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著力解決青藏高原資源環境承載力、災害風險、綠色發展途徑等方面的問題”。國家公園群建設既是青藏高原生態屏障體系優化和自然資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模式探索[4] ，也是青藏高原地區在歷經農牧業社會發展階段后，在綠色發展和生態優先前提下優化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有效路徑，能夠促進青藏高原自然生態資源的價值化和普惠化，推動“兩山理論”在青藏高原的落地實踐[5] ，并已得到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區的積極響應。國家公園群建設需要構建合理有序的功能結構，本文評價分析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及結構特征，對認識和促進青藏國家公園群建設目標及功能優化具有積極作用。

　　國家公園群是自然保護地域的一種組織模式，通過個體特色化、定位差異化和整體有序化在特定地理單元形成穩定的功能組織。它是面向大規模區域的自然生態巨系統，采用連片保護、整合發展的模式有效解決斑塊化、碎片化保護問題，為生態系統完整性保護和區域協調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例如美國—加拿大邊境的落基山國家公園群。國家公園群的建設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目前相關研究側重于單體國家公園，關于國家公園群的功能組織研究較為少見。國外研究集中于國家公園運營管理[6] 、氣候變化影響[7] 、旅游發展[8] 、生物多樣性保護[9] 等議題，國內研究重點關注國家公園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10] 、社區管理[11] 、可持續旅游發展[12] 及功能分區管理[13] 等內容，均側重于單體國家公園的單一功能價值研究。對國家公園功能的探討集中于：① 功能實效評估，通過國家公園建設前后或與其他 (非國家公園) 區域的生態環境或經濟社會發展對比，評價分析某一功能實效，例如樹種多樣性[14] 、區域經濟發展[15] ;② 功能價值評估，多從生態系統服務視角評估國家公園的多元功能服務價值，例如游憩價值[16] 、教育價值[17] ;③ 功能管理優化，主要通過實地調研、功能評價模型構建等方法對國家公園的多元功能進行綜合衡量與監測，據此提出功能優化對策[18-19] 。國家公園是中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中的一種新地域功能類型，國家公園群具有功能組合性，整合發揮國家公園單體和國家公園群兩級體系的功能協調發展，能更有效實現綜合目標。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作為自然—人文生態緊密結合的綜合體與有機體，需要同時強調生態保護功能、生活保障功能和公眾公益服務功能之間的綜合關系，迫切需要開展多元功能發育狀態及等級結構、功能結構的深入剖析，科學認識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基本特點和功能組織規律。

　　基于此，本文以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隊提出的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草案為研究對象，采用PSR評價模型構建國家公園多元功能評價體系，綜合評測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發育;結合功能評價運用位序—規模法則探究各項功能的等級結構，使用耦合協調模型剖析多元功能相互關系，最后歸納總結單體國家公園功能結構類型，從 “群”層面優化單體國家公園的功能定位和國家公園群整體結構組織。

　　2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及其功能

　　2.1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

　　“群”是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概念，指同類地理事物通過中介渠道形成特定的空間組織和內部聯系，例如城市群、產業群、港口群等，群表征地理要素的空間集聚及相互作用[20] 。《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指導意見》提出“自然保護地群”建設目標，國外也提出美國國家公園生態廊道、歐洲生態網絡、落基山脈國家公園群等類似概念[21] 。國家公園群包含單體國家公園節點、通道和網絡的內涵，是國家公園系統保護規劃的具體體現[22] ，是推動地域功能重塑的重要空間組織方式。

　　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隊基于國家公園群生態安全屏障功能、合理容量、資源景觀價值、原真性和人文代表性等評價研究，識別出包括21個單體國家公園的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名單和潛力區范圍[5] 。擬建的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依托于青藏高原獨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結合跨境和邊緣系列國家公園所組成[23] (圖1)，被認為是推動生態安全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社會福祉提升、綠色產業發展的綜合性創新體制和動力[24]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表現以下特征[25] ：① 地域功能多樣性：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權衡自然保護、社區發展及公眾游憩服務等功能，具有空間異質性、時間變異性、多樣復合性和相互依附性等地域功能特性;② 層級結構特性：根據行政區跨及規模面積、資源景觀價值，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分為跨國國家公園、旗艦國家公園和一般國家公園;③ 面— 線—點空間結構：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在自然保護地區域格局基礎上，疊加區域性通道和服務性節點，從面域、線域和點域的整體統籌推動功能目標的實現。

　　2.2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功能特性

　　國家公園具有全民公益性、國家主導性和科學性[26] ，以生態保護、科研宣教和游憩利用為管理目標，在一定空間范圍和資源利用上為游憩和社區發展留有余地[13] ，其功能分區統籌生態保護、文化服務與社區發展[27] 。國家公園具有生態保護、科研、教育、游憩、社區發展等功能[28]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建設是筑牢西部生態屏障、促進區域綠色發展的重要模式[29] ，其發展面向3個主體對象：面向生態保護的首要功能，面向公益性發揮的科研、教育和游憩功能，以及面向當地農牧民增收致富的社區發展功能[5, 30] 。其中生態保護功能為首要功能，兼顧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區發展功能[5, 28] 。具體而言，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表現為：

　　(1) 生態保護功能。青藏高原具有全球獨特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系統，地域范圍廣、海拔高、生態系統極為脆弱，擁有國家或國際重要意義的自然及人文資源景觀，國家公園以生態保護為首要功能[4] ，希望以強度小于1%的土地低密度開發、實現對99%以上的國土空間嚴格的生態保護[30] 。

　　(2) 社區發展功能。青藏高原高寒、干旱、低氧、氣溫低、積溫少和強輻射的惡劣氣候條件不利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外，還伴隨著高發的自然災害，貧困程度較深，屬于孤立封閉的連片貧困區域，區域內缺乏有效的經濟增長極。國家公園建設通過改革土地及自然資源使用、財政資金投放機制，對社區生計及發展造成較大影響，促進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一致性[11, 31] 。

　　(3) 科研、教育、游憩等文化功能。國家公園為科學研究提供研究對象與實驗場所，通過科研實驗基地建設、科研平臺構建推動科學研究發展[32] ;依托豐富的自然及人文景觀，國家公園開展各類教育活動，為公眾提供自然體驗及教育機會[33] ;國家公園源于自然審美的荒野思想，游憩功能在各國國家公園體制中均有立法保障[34] 。

　　3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綜上可知，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擁有的多元功能比一般地區更為明顯。根據上文分析，綜合PSR評價模型、位序—規模法則和耦合協調度模型，構建解析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多元功能發育、等級結構及功能結構的方法 (圖 2)。首先，采用 PSR評價模型構建國家公園多元功能評價體系，結合熵值法綜合評價各項功能并使用自然斷點法確定評價等級;其次，在功能評價基礎上，對各項功能的位序、規模 (各項功能評價指數) 進行散點對數模擬，根據 Zipf指數q判定各項功能的等級結構關系;最后，使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各項功能的耦合強度及協調程度，并歸納總結各單體國家公園的功能結構類型。

　　3.1 功能評價體系

　　3.1.1 PSR評價模型 “壓力—狀態—響應”(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 模型最初為評價環境質量而提出，認為人類活動與自然干擾對生態系統施加的壓力導致生態系統健康狀態發生變化，生態系統自身的抵抗與恢復機制及人類主觀意愿為此做出響應[35] 。該模型較為清晰闡釋了人類—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可持續性變化的因果關系，在區域生態安全[36] 、生態經濟管理[37] 等評價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基于該模型思想構建國家公園功能評價指標體系，評測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多元功能發育情況。其中壓力指標表征自然干擾或人類活動對國家公園各項功能產生的負荷，狀態指標反映各項功能的當前狀況，響應指標則是為功能優化而采取的對策與措施。

　　3.1.2 功能評價指標 結合PSR評價模型及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功能分析，基于科學性、主導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原則并參考相關研究[38] ，選取人類活動干擾度等21項指標構建國家公園多元功能評價指標體系(表1)。指標選取如下：

　　(1) 生態保護功能。人類活動是造成生態系統壓力的主要因素，以人類足跡指數指代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干擾程度[39] 。國家公園保護代表性生態系統及珍稀物種，以國家保護物種的級別、數量以及植被狀況反映生態保護狀態[40] 。生態系統在受到外界干擾時具有自我調節能力，即生態彈性，以生態彈性和社區及管理者的生態保護意識及力度表征生態系統自身及人類社會對生態保護的響應[41] 。

　　(2) 科研功能。科研基礎設施如監測網絡、科研設備等是國家公園科研功能實現的前提，以科研基礎設施現狀表征科研功能壓力。科研論文的被引頻次是科研價值評估的公認指標[42] ，以相關論文的總被引頻次表征科研功能狀態。科研經費投入對科研功能的實現必不可少，以相關科研基金項目經費總額表征對科研功能的響應[43] 。

　　(3) 教育功能。教育設施及服務的不足是國家公園教育功能發揮的主要限制因素[44] ，以教育設施及服務狀況表征教育功能壓力。資源景觀蘊含的科學知識及文化內容體現教育價值[33] ，以自然科學及社會文化相關性評估教育功能狀態。教育受眾數量受限于教育場所，以教育場所數量作為教育功能響應。

　　(4) 游憩功能。旅游經濟與交通具有顯著相關性，交通是青藏高原旅游發展的主要限制性因素[45] ;高原反應關系到游客的游憩體驗和生命安全，高原環境是制約多數內地游客高原旅游的障礙因素[46] ，以交通可達性、區域海拔表征游憩功能壓力。旅游人次、旅游收入是旅游現狀的直面反映，以旅游人次及經濟密度衡量游憩功能狀態。第三產業發展為旅游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經濟產業環境[47] ，以第三產業就業比衡量游憩功能響應情況。

　　(5) 社區發展功能。城鄉收入差距引發社會分層，以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異表征社區發展壓力。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鎮化率反映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人均GDP和城鎮化率表征社區發展狀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利于擴大內需及促進區域經濟增長[48] ，以人均存款余額和產業結構評估社區發展響應情況。

　　3.1.3 指標權重及評價方法 熵值法根據指標項的原始信息確定指標權重，既反映指標信息的效應價值也克服指標間的信息重疊，是較為客觀的多指標評價方法[49] 。使用熵值法確定各指標權重，具體步驟為：(1)原始數據標準化，公式為： x' ij = xij - min xj max xj - min xj (1)

　　式中：Xij表示第i個國家公園的第j項指標值;X'ij為標準化后結果; min xj 、 max xj 為該項指標最小值 與 最大值;正向指標使用公式(1)，負向指標使用公式(2)。(2)信息熵計算，公式為： Ej = -k∑i = 1 n Yij ln Yij (3) Yij = x' ij ∑i = 1 n x' ij (4)式中：Ej為信息熵;n為國家公園數量;k為常數，k =1/lnn;Yij表示第i個國家公園的第j 項指標的比重。(3)權重計算，公式為： Wj = (1 - Ej ) ∑ j = 1 n (1 - Ej) (5)式中：Wj為指標權重。由公式(5)可得各項指標權重，進行加權求和計算得到各項功能評價指數，公式為： F =∑i = 1 n Wj x' ij (6)式中：F 即為各項功能評價指數，使用自然斷點分級方法將各項功能評價分為優、良好、一般3個等級。

　　3.2 位序—規模法則

　　位序—規模法則一般用于表征國家或區域城市規模分布規律，即城市的位序和規模之間呈現出理想的直角雙曲線關系，該規律被稱為Zipf法則[50] 。研究表明，Zipf法則能準確刻畫城市規模分布規律，由此引發進一步理論與實證探索[51] 。使用該法則分析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的等級結構特征。計算公式為[52] ： ln Fi = ln F1 - q ln Ri (7)式中：Fi為第 i 個國家公園單項功能評價指數;F1為首位功能評價指數;q 為彈性系數(常數，即為Zipf指數);Ri為第i個國家公園功能評價位序。基于上式判定各項功能是否符合位序—規模法則。將各項功能評價指數排序，繪制相應的位序、規模對數散點圖并進行雙對數曲線的線性擬合，計算出Zipf指數q。擬合過程中，對散點圖中曲線擬合最好的一段稱為無標度區，反映位序—規模分布結構;q反映各項功能規模分布結構，當q = 1、q > 1、q < 1時，國家公園群的功能等級分別處于自然狀態下的最優分布、帕累托分布(集中化)和正態分布(均衡化)模式[53] 。

　　3.3 功能耦合協調度

　　α、β、γ、δ、ε為各項功能的權重系數，結合國家公園多元功能的重要順序 (即生態保護最為優先，社區發展次之，科研和教育 、 游 憩 置 尾 [28] ) 分 別 取 值 為 0.3500、 0.2500、0.1333、0.1333、0.1333。D 為功能協調度，D ∈ (0, 1]，D 值越低，表明功能協調性越差。根據功能耦合度 C 及協調度D計算值，作評價等級劃分如表2[55] 。

　　3.4 功能結構類型

　　綜合多元功能評價及耦合協調分析，總結歸納國家公園功能結構類型為全面協調型、優勢發展型、一般發展型和一般滯后型(表3)。

　　以多元功能評價分類，以耦合協調分析定型。基于經驗判斷及相關研究參考[55] ，根據多元功能評價將功能結構分為“全面”“優勢”“一般”3類，具有3項及以上功能評價為優為全面類，兩項為優勢類，一項或無為一般類;根據各項功能協調程度分“協調”“發展”“滯后”3型，協調度≥ 0.8為協調型、≥ 0.6為發展型、< 0.6為滯后型，據此判定國家公園功能結構類型分為全面協調型、優勢發展型、一般發展型和一般滯后型 4 種類型。其中全面協調型特征為具有3項及以上功能發育較好 (評價結果為優) 且各項功能高級協調 (D ≥ 0.8);優勢發展型具有兩項功能發育較好且各項功能中級協調 (0.6 ≤ D < 0.8);一般發展型具有1項功能發育較好且各項功能中級協調 (0.6 ≤ D < 0.8);一般滯后型沒有發育較好的功能項或各項功能協調性差(D < 0.6)。

　　3.5 數據來源及處理

　　研究數據包括：① 地理信息數據，包括人類足跡指數、土地利用數據、中國縣域行政區劃、DEM，分別源于IUCN-WDPA數據庫 (www.iucn.org)、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www.resdc.cn)、全國地理信息資源目錄服務系統(www.webmap.cn)，基于上述地理信息數據及各國家公園空間范圍計算P1、P3、P4、T2等指標值。本文所指的 21個國家公園邊界由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隊基于實地調研及相關文獻資料并結合遙感影像數據，經過多次討論修改后最終確定[5] 。② 實地調研數據，P2、P5、 R1、E1、E2等指標由14位參與青藏科考的專家學者在實地調研基礎上進行1-10分值評分確定。③ 經濟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包括《中國縣域統計年鑒 (縣市卷)(2019年)》、《中國縣城建設統計年鑒 (2019年)》及各地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年度政府工作報告等。由于E3、T1、T3~T5、C1~C5等指標暫沒有國家公園統計數據，因此采用所涉縣區為準進行數據搜集與替代，這些縣區為青藏科考國家公園科考隊基于縣區所占國家公園面積比重、自然生態系統代表性準則討論確定，涉及多個代表縣區以平均值為最終指標值。④ 另有R2、R3指標數據源于中國知網、科學網檢索統計。

　　4 結果分析

　　4.1 功能評價分析

　　基于PSR評價模型及熵值法得到青藏高原21個國家公園的各項功能指數，并利用 ArcGIS 10對評價結果進行可視化處理，得到各單體國家公園的多元功能評價結果(圖3)。

　　(1) 生態保護功能。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生態保護功能指數為1.3188，從單體國家公園看，評價結果為優的國家公園有大熊貓、香格里拉、西天山、貢嘎山、若爾蓋、青海湖，指數平均值為 1.7950;評價結果為一般的國家公園有神山圣湖、扎日神山、色普、帕米爾、長江源、扎達土林、昆侖山、水上雅丹，指數平均值為0.9242;其他國家公園評價結果為良好，指數平均值為1.3615。

　　生態本底與人類活動影響生態保護功能。從生態本底來看，西天山國家公園保存有中國西部最大的原始針葉林和天山僅存的帶狀分布的闊葉林，若爾蓋草原是中國三大濕地、川西三大草原之一，兩者均有良好的生態本底條件;而生態本底條件較差的國家公園，例如札達土林、色普等，以荒漠、土林、冰川為主要土地覆蓋面，生態服務功能較差。從人類活動來看，大熊貓國家公園整合了80余個自然保護地，香格里拉國家公園整合了國際重要濕地碧塔海自然保護區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哈巴片區之屬都湖景區，且已建立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管理制度[56-57] ，兩者均有良好的生態保護基礎;神山圣湖、水上雅丹等國家公園受宗教轉山或旅游活動的人為影響較大，生態保護功能受到一定損害。

　　(2) 科研功能。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科研功能指數為0.8808，從單體國家公園看，評價結果為優的國家公園有大熊貓、祁連山、瀾滄江源、青海湖、若爾蓋，指數平均值為 1.2268;評價結果為一般的國家公園有水上雅丹、色普、扎達土林、稻城亞丁、神山圣湖、扎日神山，指數平均值為0.5773;其他國家公園評價結果為良好，指數平均值為0.8900。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科研基礎普遍較弱，各個國家公園的科研功能差異主要體現在相關論文及科研項目基金經費支持方面。生態系統較為典型、受關注度較多的國家公園科研基礎相對較好。大熊貓是中國特有種及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旗艦物種，大熊貓國家公園棲息全國野生大熊貓總量的87.50%;祁連山是中國第一二階梯分界線、200 mm 年等降水量線、內外流區分界線等眾多地理分界線的組成部分;瀾滄江源是國際河流瀾滄江 (湄公河) 的源頭區，是重要亞洲旗艦物種雪豹的最大連片棲息地，且擁有青藏高原發育最完整的白堊紀丹霞地質景觀;青海湖是中國最大內陸湖泊、微咸水湖，中國七大國際重要濕地之一;若爾蓋是黃河、長江兩大河流重要的水源涵養地，是世界高山帶物種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這些國家公園較易受到科研關注，受資助基金項目和主題論文相對較多。

　　(3) 教育功能。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教育功能指數為0.9484，從單體國家公園看，評價結果為優的國家公園有香格里拉、神山圣湖、雅魯藏布大峽谷、帕米爾、祁連山、青海湖、大熊貓、扎日神山，指數平均值為1.0771;評價結果為一般的國家公園有若爾蓋、貢嘎山、瀾滄江源、水上雅丹，指數平均值為0.7402;其他國家公園評價結果為良好，指數平均值為0.9266。

　　盡管青藏高原作為獨特地理單元存在，其自然資源環境及社會文化背景具有全球意義，社會教育價值巨大。但因教育設施及服務落后、教育場所建設滯后，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教育功能未能有效發揮。教育場所及設施服務是限制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教育功能發揮的主要因素，各個國家公園的教育場所建設、教育設施及服務均有待完善。

　　(4) 游憩功能。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游憩功能指數為1.3742，從單體國家公園看，評價結果為優的國家公園有貢嘎山、稻城亞丁、大熊貓、香格里拉，指數平均值為 1.9355;評價結果為一般的國家公園有色普、瀾滄江源、黃河源、水上雅丹、扎日神山，指數平均值為0.8860;其他國家公園評價結果為良好，指數平均值為1.3906。

　　青藏高原擁有全球獨特的自然及文化景觀，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客，為公眾提供休閑娛樂、戶外活動等服務功能，可達性和進入性是游憩功能發揮的主要影響因素。貢嘎山、稻城亞丁、大熊貓、香格里拉均為川藏地區的代表性旅游目的地，均位于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區，能夠有效發揮生態系統的游憩服務功能。

　　(5) 社區發展功能。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社區發展功能指數為1.3502，從單體國家公園看，評價結果為優的國家公園有昆侖山、香格里拉、水上雅丹、貢嘎山、青海湖、帕米爾、扎達土林，指數平均值為 1.7637;評價結果為一般的國家公園有若爾蓋、色普，指數平均值為0.8242;其他國家公園評價結果為良好，指數平均值為1.1966。青藏高原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普遍落后，新疆南疆三地區、西藏全區、四省藏區等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幾近覆蓋整個青藏高原。各國家公園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都較為滯后，有待通過國家公園建設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4.2 功能位序—規模分析

　　功能位序—規模分析揭示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等級結構。基于國家公園群各項功能指數及位序繪制位序—規模散點圖，并對散點進行函數擬合，結果如圖4所示。

　　4.2.1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等級驗證 函數擬合優度R2 值(R2 ∈ (0, 1]，值越大表示擬合效果越好) 反映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的等級結構特征。生態保護、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區發展等各項功能的位序—規模函數擬合方程的 R2 值分別為 0.8586、0.8639、0.8084、0.8329、0.8259，擬合效果較好，反映出上述函數方程對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等級分布的適用性，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符合位序—規模法則。

　　4.2.2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多元功能等級結構 在判定多元功能符合位序—規模法則基礎上，進一步驗證多元功能的等級結構。Zipf指數q反映各項功能規模分布結構，由圖4可知，生態保護、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區發展等各項功能的擬合方程斜率 (即 Zipf 指數)分別為0.2605、0.2530、0.1069、0.2239、0.2410，Zipf指數均小于1，表明各項功能呈現正態分布模式，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各項功能發展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均衡化。國家公園群在青藏高原生態環境惡劣及經濟社會發展普遍落后背景下，各項功能在各單體國家公園的發育相對均衡，單體國家公園未能發育絕對優勢功能項。

　　4.3 功能耦合協調分析

　　基于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得到21個國家公園的功能耦合度C值及協調度D值，并使用ArcGIS 10對評價結果進行空間可視化處理(圖5)。

　　4.3.1 國家公園群功能較高強度耦合，單體國家公園功能耦合差異較大 各項功能耦合度 C平均值為0.7809，表明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各項功能處于較高強度耦合狀態;耦合度 C 值范圍為[0.0495, 0.9820]，表明各國家公園的功能耦合差異較大。其中水上雅丹、扎日神山、色普3個國家公園的功能耦合度C值偏低，分別為0.0495、0.0551、0.2477，處于低度耦合狀態，后續發展應注重提升各項功能的關聯協同關系。其他國家公園的功能耦合度C值均高于0.5，處于較高強度耦合狀態。

　　4.3.2 國家公園群功能中級協調，單體國家公園功能協調差異較大 各項功能協調度D平均值為0.6227，表明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各項功能處于中級協調狀態;協調度D值范圍為[0.1186, 0.8976]，表明國家公園間的功能協調差異較大。其中水上雅丹國家公園的協調度D值最低，為0.1186，原因在于生態保護、科研、教育及游憩功能的相對滯后。香格里拉國家公園的協調度D值最高，為0.8976，各項功能發展處于高級協調狀態，其原因在于香格里拉國家公園建設較早，各項功能發展較為充分且相對協調，共振作用進一步促進各項功能的協調一致發展。

　　4.4 功能結構類型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多元功能發育符合位序—規模法則，呈正態均衡發展狀態。具體到各單體國家公園，各項功能的發育及其耦合協調程度存在一定差異，表現出不同特征的功能結構。基于上述功能評價和耦合協調分析，綜合考慮各單體國家公園的多元功能發育及耦合協調情況(表3)，可得各單體國家公園的功能結構類型如表4所示。青藏高原21個單體國家公園中，全面協調型國家公園有3個，分別為大熊貓、青海湖、香格里拉;優勢發展型國家公園有 4 個，分別為帕米爾、貢嘎山、祁連山、若爾蓋;一般發展型國家公園有5個，為神山圣湖、雅魯藏布大峽谷、稻城亞丁、昆侖山、西天山;一般滯后型國家公園有9個，分別為珠峰、黃河源、色普、長江源、獨龍江三江并流、瀾滄江源、水上雅丹、扎達土林、扎日神山。

　　各類功能結構國家公園表現明顯的空間分布特征(圖6)：全面協調型及優勢發展型國家公園均位于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區，一般發展型及一般滯后型位于高原內陸及南部地區。這再次驗證了生態本底及經濟社會條件對國家公園多元功能發育的交互影響作用。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區海拔較低且受東部季風影響而降水較多，靠近川渝城市群且交通可達性及可進入性較好，較好的生態本底及經濟社會條件促進國家公園多元功能的全面協調發展，如大熊貓、青海湖、香格里拉、貢嘎山、若爾蓋等國家公園;而青藏高原內陸及南部海拔較高，東部及南部季風的水汽難于輸送而降水較少，且交通可進入性差，較差的生態本底及經濟社會條件影響國家公園各項功能發育，如札達土林、色普、瀾滄江源等國家公園。

　　5 結論與討論

　　(1) 國家公園是獨具特色的地域綜合體，綜合了生態保護、科研、教育、游憩及社區發展等多元功能。國家公園群通過多個國家公園的空間集群發展，連同其他自然保護地一起，可以促進生態保護功能的帶狀保護和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功能的有效發揮，進而激活區域經濟發展活力，實現多元功能的綜合協調發展。這體現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階段將國家公園作為主體功能區中一類重要的特色空間進行引導發展的戰略思路。青藏高原經過現代農牧業建設、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等發展階段后，雖然人口和城鎮化發展得到有效提升，但是仍面對生態脆弱性約束、人口貧困化等困境，在自然保護的彈性區間內進行有效利用和生態產品供給，能夠有效激發地方發展積極性，保障社會公平性和公益性[23, 58] 。建立國家公園群、單體國家公園兩級各類功能的協調發展模式，在較小占地內集中布局居住、服務和娛樂項目[13] ，可以實現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及面向全國的科研、教育及游憩功能服務，并使青藏高原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得以保護、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功能更加穩固[2] ，助推青藏高原地區的綠色發展。

　　(2) 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多元功能發育符合位序—規模法則的線性函數分布規律，呈正態分布的均衡發展等級結構，功能結構可分為全面協調型、優勢發展型、一般發展型和一般滯后型，各功能結構類型國家公園分別有3個、4個、5個、9個。生態本底及經濟社會建設相互作用，共同影響國家公園的多元功能發育及功能結構。青藏高原具有較好的生態系統完整性[59] ，國家公園群潛在建設區域是青藏高原最具保護價值的生態系統及景觀資源集中區[60] ，整體相似的生態本底及經濟社會條件促使國家公園群功能等級結構的均衡化。具體到單體國家公園，一定的生態本底及經濟社會差異使其功能結構異化。全面協調型及優勢發展型國家公園多分布在針葉林或草原區等生態本底較好的自然區(表5)，例如貢嘎山、香格里拉、大熊貓、祁連山、青海湖等國家公園，在優越的生態本底條件上進一步吸引外界物質、能量及信息等要素的集聚，促進社區發展及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發育。經濟社會建設活動通過調整相關要素也影響國家公園功能，例如同處于川西藏東高山深谷針葉林區的獨龍江三江并流和香格里拉國家公園表現出不同的功能發育及結構特征，反映經濟社會建設對國家公園功能的影響。如此國家公園群這一新模式的介入，可通過國家公園多元功能的協調發展，重構青藏高原地區的生態、生產和生活空間結構，建立合理有序的人地關系，實現青藏高原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3) 區別于城市經濟—社會有機體，國家公園是以生態保護為首要目的、兼顧其他多元功能的自然—人文地域綜合體。位序—規模法則從本質上反映了城市體系自組織優化的能量分布結果[61] ，也適用于國家公園群的多元功能分析。國家公園群通過單體國家公園節點、區域性通道和網絡形成特定的空間組織及內部聯系[22] ，特定結構決定國家公園群生態保護等多元功能的實現。位序—規模法則反映了國家公園群多功能要素的自組織現象。實證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多元功能發育符合位序—規模法則，且各項功能的Zipf指數均小于1，反映多元功能的均衡發展。多元功能等級均衡是各單體國家公園絕對優勢及特色功能缺失的表現，這為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主導功能確定及功能結構優化提供了一定啟示。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建設不僅要確定各單體國家公園特定的、核心的生態保護對象，結合公園資源特色及經濟社會條件確定主導功能并確保各項功能的協調發展;而且要處理好局部—整體關系，從“群”的角度綜合考慮國家公園群整體功能，優化多元功能結構，確保國家公園群整體效益的最大發揮。

　　(4)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之處：① 由于基礎數據受限，本文僅對2018年截面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缺乏多年份、長時序的對比分析，未來研究將拓長時間進行多期截面數據研究;② 由于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潛力區邊界范圍是初步確定，影響到一些指標數據的精度，后續研究有待提升;③ 本文旨在揭示和剖析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功能結構，未能對形成機理作深層次探討，后續研究有待加強國家公園多元功能結構形成機理的理論探討。